蒙古帝国在十三世纪的兴起可以说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异数，几乎没有人会想到一个上一个世纪还默默无名的游牧民族，竟能快速征服大半个欧亚大陆。蒙古彪悍的骑兵像狼群般狂飙过漠北草原与中原大地，终于来到了遥远的南方，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小小的安南，蒙古大军却接连三次沉沙折戟。
蒙古大军征服了欧亚大陆却三次在越南败北。
三度败北的蒙古军队
1252年，蒙古军队从甘肃出发，途经川西高原远征大理。这些从北方干燥的草原上来的将士和马，居然能够抱着吹足了气的革囊，伏在被急流冲得起伏不定的筏子上，胜利渡过了水流湍急的金沙江进入云南。战争本身是不值一提的，翌年，大将兀良合台就率军擒获大理国王段智兴。云南自唐朝天宝年间起脱离中原政府管辖的局面结束了。
攻灭大理是蒙古帝国对最顽强的敌人——南宋——形成战略合围的重大步骤，在云南被纳入蒙古版图之后，南宋在陆上已经陷入C形包围，只剩下了与安南的边界尚不在蒙古人的掌控之中。也正因此，安南成为蒙古军队的下一个目标，在遣使劝降被拒之后，1257年兀良合台率军三万入侵安南，揭开了蒙古帝国与陈朝激战的序幕。
这是安南军队首次在战场面对全世界最强大的蒙古军队，虽然摆出了步象骑兵的混合阵势，仍被兀良合台击溃。蒙军趁势进入安南首都升龙(今河内)，却只得到一座空城，仅呆了九天，以暑热难耐兼之粮食已尽，被迫撤军，路上又遭到安南地方豪族武装的袭击而大败，沿途疲惫不堪，所到之处亦不敢劫掠，故人们称之为“佛贼”。这对小小的陈朝而言，当然是一次巨大的胜利，后世的陈仁宗为此写诗云：“白发老头兵，常谈元丰事。”
随后二十多年里，蒙古(元)忙于对宋作战，无暇顾及僻处一隅的安南。等到灭亡南宋统一中国之后，忽必烈决心兼并安南。1285年初，元军兵分六路进攻陈朝。鉴于第一次战争的经验，部队中增加了一些曾参加过征服南宋和习惯于在中国南方作战的高级将领，比如崖山之战时担任张弘范副手的李恒这次亦在主帅镇南王脱欢(忽必烈第九子)帐下。元军的人数也大大增加，据《大越史记全书》载为五十万人(这当然是夸大其词)。正面战场上，元军再次击溃陈朝军队，占领升龙，但安南军“虽数败散，然增兵转多”，元“军困乏，死伤亦众，蒙古军马亦不能施其技”，脱欢遂于当年五月撤兵，归途又遇安南军队伏击，李恒膝中毒箭，归国后毒发身亡;脱欢本人则是钻在铜管里，让士兵抬着，才免于一死。
忽必烈不甘失败，又集中江淮、江西、湖广三省蒙汉军7万，附船500艘和云南兵6000人、黎族兵1.5万人卷土重来。1287年12月，元军由脱欢率领，分兵三路第三次进犯安南。两路是从广西、云南来的步兵和骑兵，此外还增加了一支水兵，从海路沿着白藤江(邻近越南北部下龙湾的入海口)进犯。陈朝军队再次放弃升龙，坚壁清野，迫使元军于次年三月粮尽而退。
白藤江，陈朝军队事先从森林里砍伐树木，削尖后插入江中，当元军战船鱼贯而入白藤江时，潮水正在下落，陈军出其不意地猛烈进攻，把元军船只驱至暗桩水域，当潮水下落时，元军的船多数撞没于木桩上，全歼元军水军，是为白藤江大捷，陈朝大儒张汉超在越南汉赋名篇《白藤江赋》中称之为“再造之功，千古称美”。而到了2016年3月初，根据越南媒体报道，越南总理阮晋勇日前也批准了在这里建设白藤江战役遗迹保护区的议案。
白藤江战役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小小的安南再次击败了庞大的大陆帝国。元军战败的消息甚至传到了遥远的波斯，伊儿汗国的史学家拉施特在《史集》中记载，“他们(陈朝)的军队突然从海上、森林里和山上的埋伏中出来了，击溃了正忙于抢劫的脱欢的军队。”
“兴道大王”的功绩
对于蒙古(元朝)而言，陈朝实在是个难缠的敌手。陈朝朝廷甚至下令“凡国内郡县假有外寇至，当死战;或力不敌，许于山泽逃窜，不得迎降”。虽然也出现过一些叛降蒙元者，比如陈仁宗的一个弟弟及《安南志略》的作者黎崱，但整体而言陈朝统治集团的抵抗意志是极为坚定的，几乎可与同一时期的日本镰仓幕府相垺。只不过，“元寇袭来”时的镰仓幕府更多依仗的是从天而降的“神风”不战而胜，陈朝却更多的需要在战场上真刀真枪地与蒙古军较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