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前，中国与西方世界已有了相当长的交往历史，但是真正了解地球那一端“番夷”的人，举国上下也找不出几个。及至到了开战之后，才发现站在自己面前的竟是一个陌生如天外来客的对手，莫说对它的社会政治、军事文化方面，就连最基本的地理知识也是一头雾水。这种情形，在今人看来也是无法想象的：开战前，从大清皇帝到普通百姓，不仅不晓得双方在军备武力上的巨大悬殊，甚至不明白英国地处何方，英人生何模样。
可叹的是，对于英军已处于初步发展的火器时代，而清军仍停留在冷热兵器混用时代这样一个基本事实，身为钦差大臣、湖广总督，被称作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之“第一人”的林则徐，也是一无所知。1839年9月1日，他在给道光皇帝的一份奏折就认为：“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腿足裹缠，结束严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林则徐集·奏稿》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676页。）到了1840年8月，英国的坚船利炮已逼近中国内海，林氏听到英军攻陷定海的消息，再次上疏献策于道光帝，在《密陈以重赏鼓励定海民众诛灭敌军片》中提出了动员激励沿海军民杀敌的具体办法，仍谓洋兵虽“上身刃不能伤”，但“一仆不能复起”，若以长棍伏击其足，应手即倒云云。
依据这等荒诞的情报去应战，其结果就像我们在电影《大清炮队》里看到的那样，手持棍棒的中国兵勇呐喊着向前欲击洋兵之足，旋即倒在冒着青烟的排枪大炮之百米开外。想想，这样的仗能打赢么？
打了败仗，痛定思痛，于是就有了迫切了解和研究对手之一切情形的愿望。军民和大臣们如此，作为交战一方总指挥的皇帝也不例外。但是这种愿望又有多少相关知识，用来作为了解或研究的基础呢？可以说几乎没有。鸦片战争史料中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甲午海战甫起，清军连失镇海、定海、宁波三地，形势十分危急；1841年10月，道光帝授皇族奕经为扬威将军，率领精兵在浙东组织反攻，迟迟未能奏效。皇帝的心急如焚，从他在报告败讯的奏折上“愤恨何堪，笔难宣述”几个朱批大字中一览无余。也许正是从此时开始，他才突然发现，自己实在有必要认识一下面前的对手。翌年5月1日，道光帝从奕经的奏折中得知，可以审问在浙东海战中抓获的英军俘虏后，立即发下一道谕旨，曰：
著奕经等详细询以(口英)咭唎距内地水程，据称有七万里，其至内地，所经过者几国？克食米尔距该国若干路程？是否有水路可通？该国向与(口英)咭唎有无往来？此次何以相从至浙？
其余来浙之(口英)咖唎、大小吕宋、双英（鹰）国夷众，系带兵头目私相号召，抑由该国王招之使来？是否被其裹胁，抑或许以重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