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甲午战败结城下之盟一年后，李鸿章出访欧洲。
当年5月，李鸿章首先到访俄国。
他访俄的主要使命，是参加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登基加冕大典。顺便施展下引狼入室、以夷制夷的外交老套路。
俄国财政大臣维特负责李鸿章的全程接待工作。他对李鸿章素有耳闻，但也是初次见面，了解有限。5月3日，二人在圣彼得堡会面。两周后，一场突发事件，让维特对这位来自东方的使者有了深刻认识。
1896年5月18日清晨，莫斯科数十万人汇聚莫斯科霍登广场，因为当天要举行新一代沙皇加冕典礼彩排，而且皇家分发礼物给臣民，所以很多市民商人甚至一些贵族一大早都赶过来了。
不料想，天刚亮，好运未致，厄运却突然降临。
临时搭盖的号称能容纳20万人的彩棚突然坍塌，惊慌的人们相互踩踏，几个小时候就留下了2000多具尸体，这即是震惊俄外的“霍登惨案”。
悲剧发生时，作为清朝特使的李鸿章正在莫斯科访问，身边陪同他的是正是俄财政大臣维特。
得知此事后，李鸿章问维特：这起不幸的事件是不是沙皇陛下已经知道了?
维特讲：现在还不知道，但我们肯定要向沙皇陛下奏报的。
李鸿章很轻蔑笑了一下，开始传授为官之道：为什么非要报告皇帝呢?可以把消息压下来啊。我处理这种事情比你们有经验。譬如我任直隶总督时,我们那里发生了鼠疫,死了数万人。但我在向皇帝写奏章时,一直都称我们这里太平无事。皇帝多尊贵啊，干嘛因为这点事让他操心呢。你们这些人啊，不会做官啊!
李鸿章以为，这种老到的官场经验可以唤起俄方佩服,未曾想维特听了李鸿章这番传道，啼笑皆非，考虑到来访者的面子，他没有当面驳斥，而在后来的《维特回忆录》中如是写道：
“在这次谈话以后我想，我们毕竟走在中国前头了。”
维特为什么这么说呢?显然，李鸿章的这番传道，不仅没有得到他的高看，反而是小看了。
当时中俄都是封建型人治国家,但两者区别还是相当明显。我们知道，沙俄帝国自18世纪初就在彼得大帝领导下励精图治，进行了部分西化的改革，到了19世纪俄国的政治局面比起清国来，也较为开明清朗。官员开眼看世界,开口讲实话。而当时清国虽然搞了洋务运动,但官员们的思想观念并没有实质改变，他们只是勉强张开睡眼，旧官场的张口说假话、欺上瞒下之风，依然盛行无阻。
近代世界，崇尚的是自由平等，尊重生命。而在李鸿章这样的官僚眼里，百姓之命如蝼蚁之命一般不值什么钱,所以出了事,只要不触及到官位,别的什么都可以牺牲。这种为官之道，只为统治者一个人考虑，天子牧民,民如草芥,只要不翻天,就别让皇帝主子没来由地苦恼了。李鸿章摸准了主子的脉,得说假话时且说假,能遮掩处尽管遮,老佛爷太平,我也自在,至于地方上的乱子,总不至于一下子掀掉了李某的顶戴。所以,天大的事,先遮住了上头再说。可见，在李的内心里,根本没有近代进步的民本民权概念,他就是拿草民的本，换自己无忧的高位。
这个样子的老朽官僚，无怪乎半文明的沙俄都看他不起。
“从中国文明的角度看，他是高度文明的，但从我们欧洲的观点看，他没享受什么教育，也并不文明。”
俄国士大夫是这么看李鸿章的，那么别的欧洲国家又如何?
当年6月，李鸿章结束了俄国之行后，来到欧洲后起之秀德国。
此时德国在铁血宰相俾斯麦的率领下，刚刚完成统一，且进行了宪政改革，在欧洲的地位如日中天。
李鸿章主动求见俾斯麦。
6月25日，二人在会晤。
此此会面，俾斯麦只给了李鸿章十几分钟时间，在回答完三个问题后,他觉得礼节已到,就转过头与德国驻清国大使聊了起来,把李晾在一边。
在西洋人画的近代中国漫画中，对俾斯麦会见李鸿章也涉及。漫画场景中，俾斯麦坐在上垂首一把大靠椅上，而为嘉宾的李鸿章只被安排了一个小椅子，看起来一高一低，一尊一卑，极不协调。就连俾斯麦脚下的狗，也对来自东方的这位中堂大佬翻起白眼。真是讽刺得辛辣够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