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春秋战国开始，中国就有了儒家、法家之学说。儒家学说经汉代的董仲舒、明朝的朱程理学等历代大儒发扬光大；法家学说由秦朝的李斯、汉代的张良以及历代王朝日臻完善。封建社会的统治者常常以儒家学说统治国民的精神；以法家学说规范人们的行为。
但非常奇怪的是，历代王朝对儒学和法学既尊崇备至又屡屡被当权统治者和权臣们践踏。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唐初李世民发动的“玄武门事变”了。一个当朝太子在朗朗天日之下，于早朝的皇宫禁内，突然遭到伏击，一箭穿心不仅身死；而且连带全家大大小小数百口人血溅魂飞。同时被杀的还有一位齐王爷和齐王府的家小。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大唐武德九年六月的“玄武门事变”！
许多人为了维护李世民“明君”之形象，极力贬低李建成而拔高李世民，把此血腥事变说成是正义的是被迫的。实在瞒不过去了，也就充其量把此事变说成是“统治阶级内部狗咬狗的争权夺利的斗争。”
其实不然，只要看看此事变发生的背景，是在突厥人大举进攻中原，大唐皇帝李渊令行军元帅李元吉率军北上抗敌之际。李世民却为一已之私，不顾外有强敌入侵（类似日本侵略中国之状），国家危亡之秋，悍然发动了内乱——“玄武门血案”，夺取了皇帝宝座，直接导致了中原狼烟四起，突厥兵临京城的恶果！在国难当头，发生此事变，其性质远远超出了“狗咬狗的争权夺利”的范畴。不管是从民族大义，还是从国家根本利益来看，都是一次非正义的极其可耻的事变。
李世民以弟杀兄以子逼父以臣犯君等行为，无论对儒家的道德标准还是对法家的朝纲法度都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众所周知，唐朝的法律是中国封建社会里空前完备的。早在唐朝建立后的武德二年(公元619年)高祖李渊命太子李建成、刘文静等在隋开皇律令的基础上进行增删，制定五十三条新格，并予武德七年(公元624年)颁行，是为《武德律》，共十二篇，五百条，此外还有《武德式》、《唐律疏议》等空前完备的法典。可是，大唐如此完备的法制在封建强权者手里却仍然成为了一纸空文。
从法制的角度看，当朝太子李建成有何罪当诛？——穿过几千年的历史尘雾，翻遍被唐太宗李世民歪曲、污蔑、篡改过的大唐史书，至今也没有人找得出李建成犯有什么大的过错。相反，从唐史那些自相矛盾欲盖弥彰的字里行间倒是很清楚地看到，李建成在唐初的军功政绩非常优秀：晋阳起兵后李建成定西河、下绛县、攻永丰、驻潼关、破长安等一系列的军事活动中他一马当先军功显著，唐武德四年，李世民二次兵败山东、河北之时，李建成领军出征，以恩威并进之策平定了刘黑闼多年的兵乱。李建成除军功以外，最多的是他监国理政，积极与李渊一起推行“均田令”“租庸调制”极大地发展农业，恢复经济。据史载：性格仁慈宽厚的李建成还多次阻止李元吉、李渊对李世民的刺杀和打击，可是，如此仁慈的李建成恰恰就死在了他为之呵护成长的二弟李世民的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