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建元六年，闽越王郢（今福建省）击南越王（今广东省）。南越遵天子之约，不敢擅自发兵击闽越王，而是奏报汉皇帝。武帝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农韩安国出会稽，讨伐闽越王。兵未过南岭，闽越王发兵坚守险要地势。王的弟弟馀善与相、宗室谋曰：“王擅自发兵击南越，没有向天子请示，现在天子派兵来讨伐了。今汉兵强，即使侥幸胜了汉兵，来的兵会更多，终至灭国。今杀王以向天子致歉。天子罢兵，可保全国家；不听，就奋力抗战，不胜，就逃到海上。”都说：“好。”馀善就用短矛刺死了哥哥闽越王，派使者将他哥哥的头颅送给大行。大行说：“我们来的目的就是要诛灭王郢，现在王的头颅送达，向我谢罪，不战而和，太好了。”便派人告大农军，而后又将人头装入盒中，派使者驰报天子。武帝下诏：“郢等首恶已惩，独无诸孙繇丑不参谋逆。”使中郎将至闽越国立丑为越繇王。
馀善已杀郢，威行全国，国民多信服他，私下也以为自己必定为王。繇王不能矫正众人，不能秉持公道，有人提议让馀善做王。天子闻之，说：“馀善多次与郢共谋乱，而后又杀死郢，军队之事不可以让他参与。”因而立馀善为东越王，与繇王并处。
到了元鼎五年，南越丞相吕嘉反，杀南越王、太后，东越王馀善上书，请以卒八千人从楼船将军击吕嘉等。馀善由此获得掌握兵权的机会。馀善兵至揭扬，以海上风波为由，持两端居中，内里派人去南越。等到汉破了番禺，馀善还没有到达。这时，楼船将军杨仆发觉馀善行为异常，派使者上书皇帝，要求引兵击东越。武帝说，士卒劳倦，罢兵，令诸校尉驻扎在豫章梅岭待命。
元鼎六年秋，馀善听到楼船将军率汉兵已临境，遂反汉，发兵占据汉道。号称“吞并将军”的驺力率军入白沙、武林、梅岭，就有三校尉被杀。此时，汉使大农张成、故山州侯齿将屯，不敢出击，找方便处驻军，皆畏惧被馀善所杀。
馀善刻有“武帝”玺自立，欺骗人民，发出狂言。天子遣横海将军韩说出句章，浮海从东往；楼船将军杨仆出武林；中尉王温舒出梅岭；越侯为戈船、下濑将军，出若邪、白沙。元封元年冬，全都进入东越。东越发兵据险，使徇北将军守武林，击败楼船将军多名校尉，杀长吏。楼船将军率钱唐辕终古斩徇北将军。
故越衍侯吴阳曾在汉，在汉兵未发之前，作为汉使回到东越，向馀善传达上谕，但馀善不听。横海将军先到东越，越衍侯吴阳以其邑六百人反馀善，攻越军于汉阳。建成侯敖，与其所率众人，跟从繇王居股，相谋曰：“馀善首恶，劫去本属于我的地方。今汉兵至，势众力强，吾用计杀馀，诸将自归。”于是杀死馀善，以其众降横海将军。
东越叛乱已平，汉武帝说：东越地形既狭又险阻，闽越悍，数反复。诏军吏将其民全迁江、淮间。东越地遂虚无人居。
以上是一段历史事实，第一要研究的是，东越灭国迁众的外部条件。
南边是一片汪洋大海，在两千多年以前还是不可逾越的障碍。北方的西汉政权是引起东越政局变动的主要原因。东越的几次政局变动，西汉政权都是公开的或隐蔽的推手。西汉有足够的能力对付这几个南夷小侯国，只要大兵压境，没有不胜的；有时连打都不要打，闻风而逃，或是缴械投降。
第二个要研究的是，东越灭国迁众的内部原因。
我们细细看一下这个东越民族最大的特点，集中为两个字：内斗。郢与馀善兄弟二人，多次相互谋乱，反叛朝廷，但是，一到利害冲突的关键时刻，大汉兵马压境之时，弟弟杀死了哥哥。弟弟馀善本想自立为王，谁知皇帝却让无诸孙繇为王，将他冷落一边。一段时间后，馀善终于被立为东越王，与繇王并驾齐驱。以后，借诛南越王的机会，他谋取了兵权，于是反汉，刻“武帝”玺自立。汉武帝派兵消灭叛军，繇又杀死了馀善。（侄子杀叔叔）
灭国迁众是最惨的一种结局，国土没了，连家乡也找不到了，人民被异族同化，长期结累的文化没有了。基本等于从地球上消失了。
在此之前，有个东瓯侯国也曾“灭国迁众”，只是那是侯国主动之举。
东瓯王曾从吴王刘濞反汉，后被汉收买在丹徒杀死吴王。吴王子逃闽越，唆使闽越攻东瓯。汉廷出兵助东瓯，闽越引兵去。东瓯王请举国迁中国，处江淮间。
内斗，这是一个没有信仰，没有是非标准的民族的特点。只有利益，一切以个人利益目标为转移，因而不断的被人所收买，不停地内斗，今日你杀我，明日我杀你。真是“乱轰轰，你方唱罢我登场”。这样找不到前进方向的民族，还有什么存在意义？
历史发展的意义在于：精神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抛弃这三点，就只能是一团糟，窝里斗，黑暗对黑暗，人民永远暗无天日。
第三要研究的汉武帝的民族政策，包括对东越的灭国迁众，是不是具有进步意义呢？
汉武帝把南边的几个少数民族有的灭国迁众，有的重新设郡（南越侯国设九郡），这在历史上都解释为建立大一统的封建帝国的需要，还包括对匈奴的大规模战争，在思想领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政治上实行“推恩令”，逐渐消灭侯国，完善郡县制，加强中央集权，在经济上盐铁官营和实行均输平准政策等。
这种大一统的封建帝国在当时是否有进步意义，我们还是用上面的三条标准来衡量：儒家思想应该是当时的先进思想，一个“仁”字博大精深，是人们难以达到的精神境界，这既是对统治者的要求，也是对人民的要求。就是在现实世界“仁”也不为落后。生产力得到发展，铸铁技术、农业技术、丝绸技术等都是世界一流的。人民的生活水平只看长安、洛阳、成都、扬州几个大都市的繁华程度便可想而知了。汉唐盛世是几千年来中国历史上最为骄傲的时期，当时的中国成为世界文明的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