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论及眼界的偏失，归根结底就跟人性有关。不单是中国的老百姓们，西方的所谓“理性公民”也一样，否则古斯塔夫·勒庞所描绘的“乌合之众”，就无从谈起。
具体的来说，人的眼界和性格常常出现七种“偏失”：
1.察誉有偏颇之缪--相信别人舆论甚于自己的见闻，又加上爱憎之情，就易出现先入为主的看法，还深信不疑。一个人的赞誉要通过上、中、下三层判断。如果这人忠实，则上层提拔他，中层认可他，下层推举他。如果不是这样，定会有人诋毁他。当然，也存在结党营私获得一致好评;特例不群，保持中立获得坏评的。所以，假有奇才，就不是普通人能够发现的了。
2.接物有爱恶之惑--为什么有时候亲恶嫌善?因为恶人虽恶，但总有可称道之点，如果这点正好顺达自己了的长处，不知不觉中产生好感，忘记了他的坏处。善人虽善，但也有缺点，如果这个缺点正好掩抑了自己的长处，或者因其长处而己短，潜意识中就会厌恶他，忘了他的善处。这就是被爱恶之情所惑。
3.度心有大小之误--志大方能担重任，心细才能少干后悔事。像周文王“小心翼翼，不大声以色”，不张扬外表来提高自己(前提是当王了，这方式才有效)。心小志大，圣贤之伦;心大志大，豪杰之隽;心大志小，傲荡之类;心小志小，拘懦之人。一般人看人，易轻视细心谨慎，而过分赞赏志向远大。
4.品质有早晚之疑--智力早熟者悟性易发掘而反映迅速，大器晚成者见识独特而舒缓稳迟。成年后的品质可追溯到童年，文采华丽来源于词汇丰富，能言善辩始于伶牙俐齿，仁爱之举出于慈善体恤，大方济人发于慷慨好施，谨慎起于畏惧，清正廉洁起于不乱拿别人东西。
5.变类有同体之嫌--人有自我展现，获得认可的欲望。能够认可自己才能的，莫过于同类型的人。因此，偏材之人和同类型的人友爱赞誉，相反类型的憎恶诋毁，不同也不反的类型，不予关注。究其本质，是为了证明自己正确，对方错误而已。
和同一类型人交往，开始互相赞誉。等到二人名声旗鼓相当时，很少有人愿甘居人下。因此，性情相同而才能悬殊的人，能相互援助依赖;性情相同而才能势均力敌的人，则相互竞争。
6.论材有申压之诡--人所处情势有两种:伸张，富贵而通达;压抑，贫贱而困窘。材质大致相同的人，如果得到他人的赞助，就会得到充分发挥并获得成功;相反，因世俗的私心偏见而受到压抑的，就会稍逊一筹。普通人的观察，只以成败论才能，忽略情势申压的因素。
7.观奇有二尤之失--“尤妙”之人，精华内含，不粉饰外在姿态;“尤虚”之人，豪言状语，风姿瑰奇，内在则相反。如急于猎奇才，就做不到用精深的眼光来探测性情内部，明晰真“尤”。或以貌取人，或把直率当浮夸，或将精巧的伪装误认为真实。一般人重视的自己在乎的才能，而忽略了人才自身独特的优势。
由于这七种偏失，在历史上被“黑白错认”的官员恒河沙数。为官廉洁，任人唯贤，死后家无余财的郑当时，因为“常趋和承意，不敢甚引当否”，被百姓误解为“首鼠两端”的小人;“廉平乡正，治民异等”的尹翁归，却因引义慷慨、克己奉公，被乡里骂作暗置私产，抠门小气，更被普通商户诋毁为“威福由己，蠹政害民”;孔奋遭王莽之乱，与老母和幼弟到河西地区躲避兵乱。东汉建武五年，任河西大将军窦融官署议曹掾，宁姑臧长。任职四年，虽在富庶地区为官，财产却无所增，竟为时人所笑;“雅亮公正，在官清恪”的毛玠，被人贬驳为“外君子而内小人”;被明帝誉为“枢机大臣，王室之佐”的司马芝，一心为民请命，只因为奸官邓飏的几句造谣，便被全城大多数的百姓当作“柔性成奸，城府极深”;最悲惨的是袁公崇焕，忠心报国，歃血边关，却落得个被京畿百姓人人分食，死无全尸的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