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化中，数字不仅仅表示多少，还具有特别的文化内涵。受阴阳五行观念的影响，数字像色彩一样，很早就被古人赋予了一种伦理化的色彩，具有阴阳和吉凶的性质。例如，“一”被我国古代哲学家称为太极，而万物始于太极，因此“一”为吉祥之数。俗话有“六六大顺”的说法，“九”在传统文化中是阳数，表示天，有“无限大”的意思，因此汉族的大多数地方都认为：“一”、“六”、“九”，是吉利的数字，是出门、行事的好日子。“八”和“四”因各谐音“发”和“死”，分别成为吉利和不祥的数字，在人们心目中地位也就有天壤之别，“八”成为争宠的对象，“四”则唯恐避之不及。
奇数“七”也是古人心目中的阳数，因为和许多神秘的现象联系在一起，也成为古代数字崇拜的数目之一。法国学者列维一布留尔在《原始思维》一书中说：“7这个数首先是在中国人或亚述巴比伦人的信仰发生影响的地方带上了特别神秘的性质。”
“七”乃生命之数。首先，七是神灵造人的数字。
中国古代的少数民族中一直流传着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汉族也有着类似的传说，《庄子·应帝王》有神灵七日造人的记载：“南海之帝为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混沌。愉与忽时相与遇于混沌之地，混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混沌死。”神灵凿七窍而后有“视听食息”的人，这种对人种来源的解释可视为盘古神话的变异。《汉书·律历志上》“七者，天地、四时、人之始生也”，也隐含着相同的传说。
丧葬习俗中的“做七”，其文化根源也可以追溯到神灵七日造人的神话上。旧时人死后每七天要举行一次祭奠，到七七四十九天为止，称为“七七”或“做七”。阳主生，阴主死，阳气七日来复，故七日招一次魂，冀其复活。
“七”为人的生日。奇特的是，在女蜗造世的神话中，人的诞生也是和七联系在一起的，是继鸡、狗、猪、牛、马等动物后第七日才出现的。《太平御览》卷三十引隋杨松价《谈数》曰：“一说云：天地初开，以一日作鸡，七日作人也。”东方朔《占书》载：“岁后八日：一日鸡，二日犬，三日猪，四日羊，五日牛，六日马，七日人，八日谷。”因神灵七日造人，七被视为人的生日，即“众人生日”。《荆楚岁时记》：
“正月七日为人日，以七种菜为羹，翦彩为人，或镂金薄为人，以贴屏风，亦戴之头鬓。”《太平御览》卷三十引《杂五行书》曰：“正月七日男吞赤豆七颗，女吞二七颗，竟年无病。”食七种羹、剪彩人、吞赤豆等都是人们趋吉避凶心理的真实再现。
“七”还表现为许多神秘现象，如《淮南子·天问》中：“阳生于子，阴生于午。”从子至午刚好以“七”为一个变化周期，。又如开门七件事，一定要整成七件（柴米油盐酱醋茶），七情六欲中的“七情”（喜、怒、哀、乐、悲、惊、恐），七窍生烟，丧葬礼仪中的头七到七七，早产儿的“七星仔”、“七星女”，星象学上的北斗七星，宗教上的七级浮屠、七宗罪、七佛神，传说中的七仙女等等。
在众多的神秘现象中，“七”更多的是和女性联系在一起，如与女性生长节奏有关的“七数”，据《黄帝内经·素问》：“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三七肾气平均，故真牙生而长极。四七筋骨坚，发长极，身体盛壮。五七阳明脉衰，面始焦，发始堕。六七三阳脉衰于上，面皆焦，发始白。七七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坏而无子也。”
“七七四十九”似乎是古人对女性生理现象观测的总结。由“七数”又生发出与女性紧密相关的爱情、婚姻、生育等信仰，“七”成为与妇女爱情、婚姻等终身大事和一生休戚相关的命运之数。古人对数字七的文化崇拜成为后来七夕节一系列与“七”相关的民俗风情活动的文化根源，如摆七娘、摆七姐、拜七姐、结七娘会、穿七孔针、接七夕水、备七盆饼、设七盆花、穿七夕服、吃七娘饭等。
“七”既然为不寻常的数字，（农历）七月七日，因双七叠合显得更不寻常。《太平御览》卷三十一引《淮南子》曰：“七月七日午时取生瓜叶七枚，直人北堂中向南立，以拭面靥（黑痣），即当灭矣。”又引《淮南万毕术》曰：“七月七日采守宫阴干之，合（卷九百四十六引此文作‘治合’，此处当脱）以井华水和，涂女身，有文章。即以丹涂之，不去者不淫，去者有奸。”
这是已知文献中关于七月七日为不寻常日子的最早记载，带有浓厚的巫术色彩。后来，汉武帝的生日也被小说家们（如《汉武故事》的作者）安排到七月七日，《长恨歌》里缠绵徘恻的爱情也必定是在七月七日的“长生殿”里。
七月七日作为特殊的日子安排活动，一方面反映了以数字顺序纪时法在民间的流行；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汉民族追求和谐、对称的价值取向和美学追求。据《中国数文化》的分析，汉民族在传统节日的选择上，呈现“月内取中”、“年内对称”、“月日同数”的现象，“月内取中”的节日有四个，分别是上元节（正月十五）、中元节（七月十五）、中秋节（八月十五）、下元节（十月十五）。“年内对称”的节日则有三对，春社和秋社、元宵节和中元节、花朝节（二月十二日）与中秋节。它们两两之间刚好间隔半年，若以十二个月为圆周，它们都分别位于三条直径与圆周相交的三组对称点上。“月日同数”的节日有七个，分别是年节（正月正）、春龙节（二月二）、上巳节（三月三）、端午节（五月五）、晒霉节（六月六）、七夕节（七月七）和重阳节（九月九）。“二数相同，重复出现，好事成双，都能唤起美感和亲切愉悦之情”，但是，追根溯源还是源于对数目字的膜拜心理。
综观这些与“七”相关的神秘现象，发现其共同之处：都与生殖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淮南子》中七月七日采瓜叶、采守宫，暗示着生殖的需要。广东《琼山县志》（清咸丰七年刻本）载：七月“‘七夕’乞巧。用彩色纸糊制冠履衣裙，备牲醴，祀祖先，谓之‘烧冥衣’”。《广东揭阳县志》（清乾隆四十四年刻本）云：“‘七夕’，晒衣，祭房中神，报产育功，夜‘乞巧’，具酒集饮。”选在七月七日祭祀祖先，“报产育功”等，也反映了生殖繁衍的心理诉求。
唐代开始出现的一种婴儿玩偶，北方叫“化生”，取“忽然而生”之意，南人称作“巧儿”，因似儿形，以为宜子之祥，据考证其实都是暗指佛教中的圣子（佛祖的儿子）罗睺罗，因而被用作七夕节求子的吉祥物。唐人薛能《吴姬十首》云：“身在三千第一名，内家丛里独分明。芙蓉殿上中元日，水拍银盘弄化生。”
《古今图书集成·历象汇编·岁功典》卷六十五引山西《朔州志》：“七月七夕乞巧，作泥美人，高尺许，名暮和乐，无此则女儿不喜。”而乞巧活动中出现最早而且流行最广的“月下穿针”，寓意月老于月下牵针引线，据说也同样包含着古老生殖文化的因子，即暗示与婚姻、与生殖的关系。古代情歌中常将男女的会合比喻为针线相连，明冯梦龙《挂枝儿·欢部二卷·变》：“会变时你也变，连我也变。你变针我变线，与你到底牵连。”电影《马路天使》（1937年出品）中的插曲《天涯歌女》唱：“小妹妹似线郎似针，郎呀穿在一起不离分。”可以理解为一种传统生殖文化意识的沉淀。
数字七作为古代文化中的生命之数，与女性、与生殖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关联，其底蕴是传统文化中的数字崇拜，而对七的数字崇拜，构成了以后七夕节日诞生，以及后来如摆七姐、拜七娘、唱七娘戏、接七夕水等系列乞巧活动的文化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