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后世七夕节主要习俗的穿针乞巧则最早见于东晋文献。葛洪《西京杂记》卷一：“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针于开襟楼，俱以习之。”《西京杂记》卷三：“戚夫人侍儿贾佩兰后出为扶风人段儒为妻……在宫中时，至七月七日，临百子池，作于闻乐。乐毕，以五色缕相羁，谓之相连爱。”这里虽说是汉代的风俗，但西晋以前的文献中看不到类似记载，可以推断为作者生活的时代—东晋时期的风俗。
近人吴玉成在《粤南神话传说及其研究》曾分析指出神话向节日渗透的轨迹：“这浪漫的故事深深的感动古今少女少妇的芳心，由心理上的钦祟敬仰，再表现于行为，便演成七夕乞巧的节日。”神话的诞生为七夕节的发展注人了新的内容，依托于牛女传说，七夕节在历史的发展中有了更为深远的节日内涵。七夕节俗由曝晒逐渐发展为祭仙、乞巧、祈子、祈福、祈爱等诸多内容，而以祈子为最终的归结点。七夕逐渐由一个农事的节令转变成为表达女性愿望的节庆日，一个欣赏天庭欢会，乞求人间幸福的良辰，开始具有女儿节的色彩和社会学的意义。
乞巧节的活动，首先从祭仙开始。正如《风土记》所描述的情形：七月七日夜，洒扫于庭，露施几筵，设酒脯时果，“见天汉中有奕奕正白气，有耀五色，以此为征应。见者便拜……”除祭祀牛郎织女外，当夜还置香案，供瓜果。人夜则听“天语”。《初学记》载，汉文帝窦后少时秃顶，七月七日家人都去看织女，独不准她去。
顾名思义，乞巧才是乞巧节的主要内容。乞巧活动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卜巧，另一种是赛巧。卜巧是一种带巫术色彩的活动，就是用占卜的方法确定是否得巧，同时，妇女们祈求智巧，预卜自己的未来命运。
民间卜巧一般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浮针试巧”，也叫做漂针试巧、丢巧针、投花针。方法是在一个容器中盛以水，露天放置一段时间，待水面生膜后，投针或细草于膜上，看容器底部针影的图案花样，以验智巧。据说，针影呈云状，或花状，或鸟兽状及鞋、剪刀等状者，便是得了巧；针影粗如褪，或细如丝，或直如轴，就是没有得巧。
另一种方法是蛛网乞巧。取一只蜘蛛，放到一个小盒里过夜，第二天看是否结网、结网多少等，以验智巧。网丝多而圆正者为得巧。由于得巧与否事关女孩子的未来命运，无论是卜巧者本人，还是亲友无不共同与之，是故才经常会出现得巧者互相祝贺，输巧者伤心至泣的情形。
还有一种“种生乞巧”的方法，七夕之夜，处女用瓦器生五谷芽，供牛、女，并乞巧。将长至数寸的五谷芽，用红蓝彩线束扎起来，作为一种得子得福的象征。看来，“种五生”其实也是一种求育巫术。
赛巧，也叫比巧，就是妇女之间通过比赛看谁心灵手巧。最常见的比巧方法是穿针乞巧，也叫做金针度人。这是流传最久的乞巧方法。其法于七夕月下以丝缕等穿针孔，先穿过的便是“得巧”，落后的则“输巧”。
此外，比巧中还有一种近乎残酷的考验游戏，即度巧。
这种测试智巧的方法不是在常规状态下进行，而是先让女孩子进入昏迷梦寐状态，然后测试。不过度巧的方法并不常见。
自汉魏以降，有关官方与民间乞巧活动的记载，不断见于各种文献。《荆楚岁时记》载：“七月七日为牵牛、织女聚会之夜。是夕，人家妇女结彩缕，穿七孔针或以金银、输石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网于瓜上，则以为符应。”记述了南朝妇女七夕穿针乞巧等民俗，妇女们在院中以瓜果拜星乞巧，并结彩缕穿七孔针。牛郎织女渡河桥乞巧的习俗，尔后发展演变得更为复杂，成为少女们的重要闺事。
据史料记载，南朝齐武帝为供宫女乞巧，专门修了一座穿针楼，唐玄宗也修了一座乞巧楼，唐朝织染署还将七月七日定为祭杆日，民间妇女更需要向织女乞巧，历代的文人雅士所写的七夕诗词，汗牛充栋，其中为人们所传诵的有唐朝崔颖《七夕》诗载：“长安城中月如练，家家此夜持针线。”唐代施肩吾也有七夕诗：“乞巧望星河，双双并绮罗。不嫌针眼小，只道明月多。”还有唐代诗人权德舆的《七夕》诗：
今日云骄渡鹊桥，应非脉脉与迢迢。
家人竟喜开妆镜，月下穿针拜九霄。
唐代神童林杰从小秀异，6岁能赋诗，出口成章，援笔立成，又精通琴棋草隶可惜17岁就死了。他6岁时写过一首《乞巧》诗：
七夕今宵看碧霄，牛郎织女渡河桥。
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红丝几百条。
五代后唐诗人杨璞有一首《七夕》诗：
未会牵牛意若何，须邀织女弄金梭。
年年乞与人间巧，不道人间巧已多。
而人们最熟悉、流传千古的是宋代文豪秦观所写的《鹊桥仙》：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
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乞巧之风，以宋代为最盛，其原因与宋太宗的提倡有关。清代王士祯《香祖笔记》谈到，“宋太平兴国中诏以七日为七夕，著之甲令”，可见其郑重其事。因为注重七夕，皇帝先于初六在外地乞巧，初七回皇宫与家人一起过节。朝廷官员为赶赴宫中的七夕活动，则于初六夜先行过节，六夕遂在民间流传开来。
宋代大词人陆游《入蜀记》曾对此事有一段记载：某夜右文林郎监大军仓王桓来访，“王言京口人用七月六日为七夕，盖南唐重七夕，而常以帝子镇京口，六日辄先乞巧，翌旦，驰人建康宫赴内燕，故至今为俗云”。陆游则表示“此说恐不然”，“太宗皇帝时，尝下诏禁以六日为七夕，则是北俗奕如此”。说明六夕在北方也很普遍了。
宋代由于城市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每逢七夕，市面上也出现了“乞巧市”，专门销售各种乞巧用品。一般人家的门口，还要搭一个“乞巧棚”。《东京梦华录》：“妇女望月穿针，或以小蜘蛛安合子内，次日看之，若网圆正，谓之得巧。里巷与妓馆，往往列之门首，争以侈靡相向。”随着七夕乞巧活动的发展，娱乐性活动也相伴其中，出现了热闹非凡的乞巧庙会。节日中的饮食风俗，也开始发展，并融人乞巧的活动中。
清代，乞巧习俗依然盛行，李于磺的《汁宋竹枝词》写道：“贫家儿女也穿针，半臂凉添不制襟。合里蜘蛛如大米，吐丝可许结同心。”妇女们祈求智巧，预卜自己未来的命运。马朴臣的《七夕》：“何关人事说年年，此夕银河分外妍。闲对半湾无主月，痴看一片有情天。别离隔岁仙难免，漂泊经秋客可怜。忙煞邻家小儿女，唱隅乞巧不成眠。”
在七夕节时，还有很多民间糕点铺，喜欢自制一些织女形象的酥糖，俗称巧人、巧酥、巧果，出售时又称“送巧人”。《清嘉录》就记载了这种节日食品：“七夕前，市上已卖巧果，有以麦白和糖，缩作革结之形，油余令脆香，俗呼为‘革结’。至是，或偕花果，陈香蜡于亭或露台之上，礼拜双星以乞巧。”
到了近代，由于移风易俗的运动，七夕的节日活动在很多地方开始淡化，至新中国成立后趋于消亡。与全国性的衰落相比，岭南七夕的生命力却依然强劲，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风俗改革的风口浪尖上，岭南女子依然“烧衣”、“拜仙”；即使在“文革”期间，也不乏在自家堂屋偷偷“摆七娘”的女子。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
设想一下，如果没有牛郎织女的传说，仅仅以曝晒、食饼为主题的七夕节，能否流传到今天？还会不会受到年轻女子的热捧？爱情传说、乞巧习俗，与中国文化究竟有着怎样的契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