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日是我国古代祭祀社神的日子，祭社缘于对土地的崇拜。
土地是人类居住生活的场所，是人类获取生存资料所需（衣、食、住等）最重要的源地。对于自古以来就以农业为本的中国人来说，土地更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对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物质进行崇拜是原始崇拜的重要内容，我国先民早就有对土地的崇敬和膜拜。随着原始崇拜向人格神崇拜的转变，对土地的原始崇拜也便转化为对土地神的崇拜，而以前作为广裹土地象征物的土堆也便成为土地神寄寓的场所和标志，即成为社主。当然，充当社主的不仅有社坛，还有大树、木牌、石块乃至活人等。值得一提的是，祭社还有配祭制度，所谓“社梭，土谷之神，有德者配食焉”。而配祭土地的“有德者”最著名的就是勾龙。《国语。鲁语上》载：“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
祭社并不是每天都进行，《礼记·月令》云：“仲春择元日，命民社。”“仲秋择元日，命民社。”由“仲春”、“仲秋”、“择”可见周代祭社一年有两次，祭社时间有固定的月份，即二月和八月，却没有固定的日期，需要择吉日进行。当时的祭社方式主要有二：其一是瘗埋法，即将祭品埋于地下。其二是浸滴法，即将酒、血等液体祭品洒于地表使其浸透至地下。尽管祭社的日期没有完全固定，但毕竟相对固定，而且年复一年周而复始地进行，作为节日的春、秋二社日正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
由于一直以来对社神的祭祀都是一种全民行为，春、秋二社日也便成为全民的节日。只是对于社会上层和社会下层而言，具有并不完全相同的意义。对居于统治地位的社会上层而言，社日主要是祭社的日子，祭社是社日的标志性习俗。对一般民众来说，社祭的日子里还常伴以庆祝活动，祭社和庆乐共同构成下层民众社日节的标志性习俗。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社日节在表现形态上几无变化，它仍然是乡村社会的重要节日，祭社和宴乐仍然是社日节的标志性习俗。民社往往以里为单位进行，祭社所需资源由里中居民自行解决，祭社后有分肉宴乐活动，民众不分男女都尽享节日的欢乐。官方的祭社活动多充满了庄重严肃的意味，参与官方祭社的人往往很难体会到一般老百姓在社日中的快乐。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我们所关注的唐代。
毫无疑问，对于唐代的乡民而言，早在先秦时期即已产生并一直延续下来的社日节是个传统节日，节日的标志性时间深受前代的影响。唐代和前代一样，社日节有二，一在春天，一在秋天。但在具体的节期方面，在唐代发生过多次变更，这不仅令唐代社日节的标志性时间与前代不同，而且令一代之内的不同时期也有不小的差别。唐朝初年高祖和太宗在位期间，是以二月、八月戊日为社日。据《旧唐书·高祖本纪》，武德九年二月戊寅，高祖“亲祀太社”，可见以戊日为社日不虚。但武则天如意元年（692年），“改用九月为社，大酩七日”。由于材料所限，我们不知九月为社到底持续了多长时间，但考虑到武则天将社改至九月可能与她在载初元年（690年）废除《麟德历》使用周正有关，那么当圣历三年（700年）“复行夏时”，大约也恢复了八月作秋社的传统做法。开元十八年（730年），玄宗定秋社与自己的诞辰千秋节同日，要求村间“先赛白帝报田祖，然后坐饮”。千秋节时在八月五日，那么开元十八年后秋社便定于八月五日举行了。
但是这种做法大约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开元二十年颁布的《大唐开元礼》明确了春秋社的具体日期是二月和八月的上戊日。
此后，二月和八月的上戊日大约又成为唐代春秋社的标志性时间。
社日在当今民间社会已难觅踪迹，在古代中国社会却是一盛大节日。它起源于三代，初兴于秦汉，传承于魏晋南北朝，兴盛于唐宋，衰微于元明及清。社日以祭祀社神（土地神）为中心。汉代以前，只有春社。汉代以后，又有了秋社。春社在每年立春后的第五个戊日，时间约在二月中旬；秋社在每年立秋后的第五个戊日，时间约在新谷登场的八月。
总之，在唐代的不同时期，春秋二社日的时间是有所不同的，但以二月、八月上戊日为节期最普遍和久长，且唐代以后许多地方的社日仍然在上戊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