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文士和寺庙僧侣在茶学的形成和茶文化的发展传播方面有着特殊的贡献。寺庙僧侣通过长期的劳动实践，不仅会种茶、制茶，而且精于茶术。而士大夫阶层创造性的发挥，又把茶的知识不断艺术化、理论化。从张孟阳“芳茶冠六情，溢味播九区”，左思的“心为茶奔剧，吹嘘对鼎铆”的诗句，我们可以看出魏晋时代的文士已不是简单地饮茶了，他们通过茶的烹煮饮用的全过程，精神上已得到了极大的享受。盛唐时期已处在我国茶业生产蓬勃发展的时期。饮茶风尚也加速由南向北传播、普及。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长期生活在南方产茶地区，从小在寺庙里长大的陆羽，凭借自己掌握的丰富的茶学知识和对茶学研究的浓厚兴趣，前后花了近二十年时间，写出了我国第一部茶学专著—《茶经》。《茶经》的问世是对当时和唐以前茶学知识的全面总结和提高，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茶术尤著”的陆羽还身体力行，带着茶具为皇帝和达官显贵们表演茶术。由于受到德宗的重视，因此“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而“天下益知饮茶矣”。
除《茶经》外，张又新的《煎茶水记》也是一篇有影响的茶学著作，他在前辈刘伯当的研究基础上，亲赴各地采集水样，通过比较鉴品，对全国各地适合煎茶的水资源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分级。从史籍记载看，精于此道的还有与陆羽前后同时的刘伯色、释智积、释皎然、崔国辅、张又新、张志和、常伯熊、裴休、陆龟蒙等人。刑部侍郎刘伯色“为学精博，颇有风鉴称，较水之与茶宜者凡七等”（〈全唐文·卷721·张又新“煎茶水记”》）。释智积是陆羽的恩师，礼部侍郎崔国辅作竟陵太守时，就“相与较定茶水之品”（（（唐才子传》），对年青的陆羽影响较深。释皎然、张志和、裴休都是陆羽的朋友。
裴休后来做了盐铁转运使，还主持制定了“税茶法”在全国实行。陆龟蒙家“有田数百亩，……嗜茶，置园顾诸山下，岁取租茶，自判品第。”（《新唐书·陆龟蒙传》）常伯熊的茶术在当时绝不在陆羽之下。
由于茶学的兴起，茶术的提倡，茶事的发展，茶具的生产，这就大大丰富了茶文化，也促使唐人的饮茶在普及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提高到一个新水平。茶学的影响所及，中晚唐诗人咏茶和与茶有关内容的诗歌数量显著增加，涌现出象卢全、白居易、刘禹锡、柳宗元、陆龟蒙、皮日休、释皎然等一大批精于饮茶的诗人；士大夫之间寄赠新茶成为礼仪；帝王则用各地的名品贡茶分赐臣下，以示恩宠，宫廷拥有了象法门寺地宫出土的这类高级茶具。这些茶具品类丰富，配套完整，质地精美。与此同时，民间生产的茶具品种和数量也不断增加，从陆羽的《茶经》中可以看出，当时南北各地的名窑都在大量生产茶具，这些茶具有执壶（注子）、碗、WL、瓶、杯、盂、托子和陶制的小碾轮、碾槽。“时鬻茶者，至陶羽形置场突间，祀为茶神”（〈新唐书·陆羽传》）。与此同时，“巩县陶者多为瓷偶人，号陆鸿渐，买数十茶器得一鸿渐”，“市人沽茗不利，辄灌注之”（〈唐国史补》）。到了采茶季节，州县官员要亲临茶场监督生产，南方的一些采茶地区根据传统习惯，侮年都要举办一些茶事活动。在湖州、常州交界处的顾诸山，两州太守每年都要邀请著名人士举办大型茶宴活动，而小型的茶宴、茶会在当时的民间文士中也很流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