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的原产地就在中国,其原生地在长江上游地区。早在公元前一世纪王褒《僮约》中便有“武阳买茶”的记载。茶文化发展的同时,茶具也在随之发展,茶具的发展和对于茶叶的利用方式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茶具的发展和当时社会历史背景下的技术水平息息相关,比如瓷器烧造水平的提升,可以直接的放映在各个时期的茶具上,而青花瓷茶具的出现,则依赖于白瓷烧造技术的成熟、釉下彩技术的出现以及最重要的含钴釉料的使用,因此,可以说自隋唐以来,茶具的材质和器型都是当时工艺水平的体现。茶具的发展同样也和各个历史时期的审美观点有着紧密的联系,毕竟在中国,自唐朝以后,喝茶这一行为,无论是在庙堂之高还是在江湖之远,都被文人雅士所推崇,而掌握着审美话语权的这些人,不可能不将自己的审美观点附加在这些器具上。因此,这些人手中茶具并不仅仅只是一件实用器,更是一件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品。由此,可以说茶具演变的历史,是由功能需求为引导,结合各个历史时期的技术水平与审美观点共同推进的。
一、两汉时期
中国关于茶的最早记载,目前认为是王褒写于西汉时期的《僮约》,虽然这是一篇带有戏谑色彩的文章,但也可从中一窥当时人们的生活现状,而其中被认为提到茶的有两处,分别是 筑肉臛芋,脍鱼炰鳖,烹荼尽具,已而盖藏 ?? 牵犬贩鹅,武阳买荼 前者说的是做饭,后者说的是采购,不过关于前者所提到的”荼“是不是就是茶,现在的研究还存疑,因为和前面提到的肉、芋、鱼、鳖联系起来的话,将这里的”荼“当做一种食物解(苦菜)更为合理一些。 关于”武阳买荼“的争议不大,因为如果只是买菜的话,不用特意跑到武阳去。 基本上中国相对可靠的,关于茶的明确记载,就只能追溯到这里了,而两汉时期,关于茶的记载,也仅止于此。可以说是相当的模糊,至于茶具,更是稀少。所以这一时期的茶具,其实没什么可说的 不过转折出现在1990年 这一年从湖州出土了一件东汉晚期的青瓷罍。 在这个青瓷罍出土之前,基本上认为两汉时期即使有茶具,也是与酒具通用的器具,而发现这个之后,基本上可以认定,在东汉晚期,中国已经有专用的茶具出现了。 至于这个青瓷罍的用处,现在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 是储茶,一种认为是痷茶(就是泡茶),支持前者的证据是这东西无流,也就是不方便往外倒,所以应该不是装液体的,而支持后者的证据是,内层有釉,由于在两汉时期,施釉的工艺还不成熟,大多数器物还是以刷釉的方式上釉,而这种器型的内部上釉又比较困难,因此如果没有需求的话,里面用不着上釉,之所以上釉就是为了储存液体。不过不管这个青瓷罍的作用为何,将其认定为目前中国所发现的,最早的专属茶具,应该是没有什么疑问的。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
在这一时期,关于茶的文字记载逐渐多了起来,比如《吴志·韦曜传》中记载:“孙皓每飨宴坐席,无不率以七升为限。虽不尽入口,皆浇灌取尽,曜饮酒不过二升,皓初礼异,密赐茶荈以代酒。” 然而不幸的是,在这一时期,并没有类似于前面提到的茶字青瓷罍那样的,能明确认定为茶具的物品出土。如上文所述,孙皓将韦曜应该装酒的容器中换成茶,也可以认为在当时,其实茶具和酒具是通用的。 虽然有人认为鸡首壶这类物品可以作为茶具使用,但也缺乏实际的证据支持,大多数还是认为它是一种酒具。 这一时期发展出来的另一件物品,被认为和茶有着更大的关系,就是有泉在回答中提到的托盏,虽然在故宫博物院的网站在南朝青瓷托盏的介绍中写到 茶煮好后盛入盏中,荼盏放在托盘上,不致烫手。 但如果想要将托盏定义为专用的茶具,还缺乏更加直接的证据。这主要是因为在这一时期,虽然饮茶的风气在南朝已经比较普遍,但饮茶并没有一套固定的程序,也没有成为一种文化现象,而只是作为”柴米油盐酱醋茶“中的一项出现在一些人的生活中,比如在《茶经 七之事》中记载,西晋刘琨在《与兄子南兖州刺史演书》中记载:“前得安州乾薑一斤,桂一斤,黃芩一斤,皆所須也。吾體中憒悶,常仰真茶,汝可置之”。 将茶与干姜、黄芩等中药并列,并且说需要茶来解体中憒悶,由此可见魏晋在这一时期,饮茶还没有从药用中完全摆脱出来,更没有形成独立的茶文化。 在这一前提下,饮茶所用的器具,自然就缺乏相应的辨识特点。就像很少有人会在吃饭的饭碗上作出什么特殊的标记一样,这时的茶具,还依然是一种实用器,在大多数情况下,恐怕依然是和酒器、食器混用的。 比如南朝青瓷五盅盘,就被认为既可以做酒器,也可以做茶器。而且,当时饮茶这一行为,基本只是集中在南朝(茶叶产区),由于南北朝对立,大多数彪悍的北方人并不认可茶。所以才会有“酪奴”之称。“肃与高祖殿会,食羊肉酪粥甚多,高祖怪之,谓肃曰:‘卿中国之味也,羊肉何如鱼羹,茗饮何如酪浆?’肃对曰:‘羊者是陆产之最,鱼者乃水族之长,所好不同,并各称珍。’常云:‘羊比齐鲁大邦,鱼比邾莒小国。唯茗不中,与酪作奴。’两汉到魏晋南北朝,大致可以认为是中国利用茶的起始时期,而这一时期,恰好也是青瓷烧造技术日趋成熟的阶段,是以,在这一阶段,无论是可以证实的独立的茶具,还是与食器、酒器共用的茶具,许多都是青瓷制品。
三、隋唐时期
随着隋朝灭陈,终于结束了中原大地上的分割动荡,统一的中央政权,同样也带来了文化上的融合,原本只在南方流行的茶,也逐渐得到了北方人的认可。 不过,作为一个短命的过渡政权,在茶叶、茶具的历史上,隋注定难以占到重要的地位,故此,该段所陈述的其实主要就是唐。 在长沙出土的青釉褐彩圆形敛口碗,由于在碗底有“荼埦”两字,可以认定是专用的茶器,而类似的器物还有1998年从“黑石号”沉船中打捞上来的青釉褐绿彩“荼盏子”瓷碗 这两件唐代长沙窑的茶碗,前者口径13.5cm,高4cm,后者口径20cm,高6cm,由这两件器物来看,唐代茶盏和茶碗之间虽然器型上有所区别,但是其实容积相差不多,在使用上,也没有有太大的差别。而且这个大小其实是比较符合《茶经》中关于煎茶的描述的。 凡煮水一升,酌分五碗 夫珍鲜馥烈者,其碗数三,次之者,碗数五。 唐代一升约合现在600ml左右,600ml分3-5碗,就是每碗120-200ml左右,放在月350ml左右的茶碗中,大概占容积的1/2左右,体现在水位上,应该就是2/3左右了,正好是适合饮用的容量。现在说的“茶倒七分”也多半是来自于唐代时候的遗风。 陆羽在《茶经 四之器》中就茶碗的优劣曾经写到:“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在唐代的茶器中,最普遍的,就是越瓷和邢瓷。邢瓷以白瓷为主,越瓷以青瓷为主,而白瓷在当时不被陆羽所喜,其中除了难以映衬茶汤颜色之外,也和当时白瓷的烧制技术不如青瓷成熟也有关系。毕竟青瓷是从两汉时期就开始烧制,而白瓷则要到隋朝才真正烧制成功(北齐、北周时期的白瓷仍然有青瓷的痕迹),技术的成熟程度不如青瓷也是正常。除了茶碗之外,唐代所需的茶器还有许多,而最重要的,自然就是煎茶所需的茶釜了。日本传统茶道发端于唐代的煎茶法,其中证据之一就是现在仍然在使用茶釜烧水,只不过不再将茶末放入釜中煎煮而已。出名的平蜘蛛釜虽然原物已经随着松久永秀从世间消失,但中国出土的文物,大致还是能看出茶釜的样子中国茶叶博物馆中所存放的茶釜和前面那个茶盏差不多大,由于个体较小,故应是自己把玩之物。 陆羽在《茶经 四之器 》中关于茶釜曾经写道:“洪州以瓷为之,莱州以石为之,瓷与石皆雅器也,性非坚实,难可持久。用银为之,至洁,但涉于侈丽。雅则雅矣,洁亦洁矣,若用之恒而卒归于铁也。” 很显然,以金银所打造的茶器,并不符合陆羽当初对于茶的定位,因此,虽然以银做茶釜,虽然在功用上得到了陆羽的肯定,但只是因为“侈丽”,而被陆羽认为并不如铁釜。 不过很显然,陆羽心中茶的精神,并没有影响唐代君王们的审美情趣,否则,当1987年打开法门寺地宫时候,发现的就不会是那些“侈丽”的金银茶器了。
四、宋代
《茶经》中没有写的,还有当时所用的“茶瓶”,“茶瓶”可以视为现在茶壶的雏形。在唐代,茶瓶有两种,一种是作为茶壶使用,也就是陆羽在《茶经 六之饮》中所说的“瓶缶”,“贮于瓶缶之中,以汤沃焉,谓之痷茶”。这时的茶瓶,作用就和茶壶一样,不过一般都是在初唐时期使用,也就是陆羽还没开始批判这种方法的时候,此外,这种茶瓶大多数是和当时的酒注混用(前文提到的隋朝的鸡首壶),未必就是专门的茶器。 后来到了晚唐时期,点茶法的雏形开始形成,也就相应的出现了适应于点茶法的茶具,其器型也还是如当时的酒注一样,只是已经有部分茶瓶从酒注中独立了出来 。从河北临城出土的白釉茶器就是晚唐时期比较典型的造型,这套器物虽然在造型上和典型的宋代茶器还有区别,但基本上已经摆脱了陆羽时代煎茶法对于器物的要求,只是这时注子的流还依然是沿用当时类似酒注的短流形式,这种形式其实对于出汤是不太有利的,因此,可以看到,随着时间逐渐的推移,出土的茶注的流会变得越来越细长,最终演化成为两宋时期典型的汤瓶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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