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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小壶开始盛行。明朱元璋改制后，以龙团凤饼无益于国民生计，忏然助长奢风，于是在洪武七年，断然禁止，改为散茶，这个决定，改变了茶具的命运：一是茶碗的式样，一是小壶的盛兴。
历史上不会记载朱元璋是否精于饮茶之道，他的决定应该纯是政策性及经济性的，然而中国饮茶却因而柳暗花明，另辟蹊径。茶饼在储藏及体积上，固然有许多优点，但在煮泡时，要烘烤，要碾碎，然后才投入大在调煮（亦有放在大壶冲泡），在等水开时又要十分专注，从初开的蟹眼，中沸的鱼眼，至大滚的松涛之壶，依茶饼的等级、种类，投点时的讲究，以及控制茶汤的浓淡老嫩，茶饼压制或紧或松，或陈或新，须要极有经验的人才能控制得恰到好处。当时壶的功能，只是置灯上，或铁铸，或陶制；体积不可能太玲珑，颜色不可能太炫目，质地不可能太细致。
由于制茶形态的改变，饮茶变得极为省事，既不必用到烤茶的器具，又省去碾磨工具，烧水的壶与泡茶的壶一分为二，为了配合散状茶冲泡的实用与方便，泡壶更从粗枝大叶变为小巧轻便，更由于宜兴一地所产陶土的质优及文雅而别出心裁，小壶沾承茶水恩，迅速地奠定其在茶事上的地位。六百余年来，其受人宠爱、经久不衰，更奇特的是它不因“人老珠黄”而减低价值，反而愈老愈值钱。
可以说小壶因茶而得宠，然而饮茶也因小壶的出现，提升至另一层境界。古人或许壶与茶不分轩轾。以较科学的角度分析这两件器物，自有其道理存在。其一是茶叶的制造，饼茶的加工。品质较差的，或许在炒菁、揉捻过后，即放入铸模中拍打烘烤成型，品质较佳者，长茶经过捡枝去梗，再和水入主模成型，不管是前者或后者，压制和蒸、烤，都会改变其组织的结构，可溶解的物质不均匀和香气的消失，以正常的推断，同一级材料的制成品，饼茶必会逊于散茶，尤其是北线武夷与南县安溪的产茶。原来的加工技术已渐臻炉火纯青境界，散茶的流行，更使茶叶的加工登峰造极，更能原原本本地表县茶叶的天然本质。其二是壶的大小，与加热的原理成反比，壶越大，加热越慢，壶越小，加热越快。饼茶的原理，是要以水的热度，在最短的时间内将茶叶中的可溶物如芳香油、氨基酸、糖类以及单宁类等物质，迅速析出，溶于水中，变成茶汤，因为可溶解成分依浸泡的时间长短而释出深浅，同样在100℃水温中，浸一分钟与浸五分钟含量各异，壶的功能不仅在迅速加温，更在迅速隔离，如用炒菜比喻，以快火炒菜及慢火炒菜，其新鲜清脆不言可知，小壶泡茶其功能即若此。
因此，以小壶来泡散茶，不仅是经验的累积，也是合理的安排。从明洪武年至今，仍然是这种泡法。没有人喝过明时的茶，但是明人用过的壶，至今仍被不少人所珍藏。以唯物的观点而言，茶远胜于壶，然而用唯心来看两者则应轩轾不分，空有好壶，没有好茶，只能摩挲，徒增手泽；空有好茶，没有适泡的壶，不仅暴殄天物，更令人徒呼可惜。
壶与茶的完美配合是与对于好茶的了解与好茶的认识同等重要，好的茶，不仅要色香味俱全，而且要经久耐泡。好的壶，则不仅赏其外观，窥其质，更要量其实用：以外观而言，不管其高、矮、圆、满、扁，或几何或瓜果，提耳时重心要稳，左右要匀称；掀盖时，壶口要平要圆满；试流时，出水要急要长要圆满，还要注意壶面的瑕疵，壶底的伶秀、气孔的大小。以质地而言，手拉、灌浆、按塑，若外形无法判断，打开壶盖便可见分晓，一般手拉较粗糙，灌浆有模痕，按塑有刀痕，例如宜兴新壶，有白泥、有紫砂、有红泥，又有内紫外红。其硬度因烧成火候不同而导致声音有清脆、混浊之分。一般而言，清脆的壶适用浅发酵、香气高的茶。混浊的适泡重发酵、韵低沉的茶。另外新壶却有古意，无敌张线，有修饰痕迹，都要注意。以实用而言：古壶赏其稀旧，新壶爱其雅趣，瓷制品适合表现香气，陶制品适合表现滋味，壶太大，客太少，则逼人牛饮；壶太小、客太多，则让人望穿云霓。若要只喜欢喝龙井，瓷质盖碗足矣。倘若肚大能容，来者不拒，则各式茶具都要准备，大中小都可齐全。客至时，则可从容应付，得心应手。其实严格说来，了解以备，大中小都可齐全。客至时，则可从容应付，得心应手。其实严格说来，了解以上三点，并不算就能了解壶，这种事，犹如佛家说法，除了要有点悟性，经验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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