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民间信仰认为农历五月是“毒月”，蛇、蜈蚣、蝎子、蜥蜴、癞蛤蟆等“五毒”和一些瘟疫到处害人。因而此月多灾多难，甚至五月生的孩子都会夭折。所以，必须采取预防、服药和禳除等手段来避“五毒”之害。
吃雄黄酒，洒雄黄酒，是古代人们避五毒的一种方法。明朝李时珍《本草纲目》说，雄黄性味辛温，有毒，具有解虫蛇毒、燥湿、杀虫、祛痰功效，并认为雄黄能主治百虫毒、蛇虺毒。《白蛇传》中的白娘子，就是因为误吃了法海和尚的雄黄酒而现出原形的。按传统习惯，人们不但过端午节时喝一点雄黄酒，还常在小孩的耳根、鼻际及毒虫叮咬处涂抹雄黄酒，还用雄黄酒在住房和厨房等处祭洒。
插戴避邪植物，是人们避五毒的又一种办法。起初是插菖蒲、艾子。《燕京岁时记·菖蒲·艾子》载：“端五日用菖蒲艾子插于门旁，以禳不祥，亦左者艾虎蒲剑之遗意。”
后来增加了石梅花、蒜头、龙船花，合称“天中五端，可与五毒相克。”
艾为菊科草木，原为取火材料，中医以艾的叶制艾绒，用以针灸治病。《荆楚岁时记》云：“五月五日，……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清嘉录>卷五：“戴蒲为剑，割蓬作鞭，副以桃梗蒜头，悬于床户，皆以却鬼。”人们还将艾扎成虎形戴在头上，将菖蒲扎成人形或葫芦形佩戴身上，称之为蒲龙艾虎，或叫做艾虎蒲剑，有的还用丁香、木香和白芷等药物装在香袋内？佩戴身上，用以避毒驱邪。
避五毒的再一种办法是佩戴护身灵物。《帝京岁时纪胜·五月》：“五月朔，家家悬朱符，插蒲龙艾虎，窗牖贴红纸吉祥葫芦。幼女剪彩叠福，用松软帛绢逢老健人、角黍、蒜头、五毒老虎等式，或作大红木雄葫芦，小儿佩之，宜夏避恶。”《清嘉录》卷五：“市人以金银丝制为繁缨、钟铃诸状，骑人于虎，极精细，缀小钗为串，或有用铜丝、金箔为之者，供妇人插鬓，又互相献贲，名日健人。”浙江一带“是日，以红绿线制成圆形，盘老虎、蝎、蜴、蜘蛛、蜈蚣等在其上，系于小儿之臂，El‘五毒索儿’。取以毒制毒之意。制小绣球，里面放雄黄，系在小儿衣上。又以黄色布制成老虎头形，系在小儿襟带间，或择一个不分瓣的蒜头结线为网，贮而佩之，认为皆可避邪秽。”
认为五月是“毒月”，有一定道理，但不完全科学。农历五月，天气开始炎热，正是蛇、蝎、蜈蚣等毒虫生命旺盛季节，纷纷出来活动，易伤及孩童。
各类病菌、病毒开始大量繁衍，是疫病多发季节。所以应注意防毒避疫。但把整个五月看成“毒月”，把五月五日看成“恶日”，则是受原始宗教崇拜和迷信观念的影响。
民间避五毒的那些办法，有的有一定科学根据，如雄黄是以硫化砷为主要成分的砷化合物，它有抑制真菌、结核杆菌和耻垢杆菌的功效，对毒疮、癣疥等皮肤病的病菌更有一定的杀灭和抑制作用。端阳之后，开始进入一年中最炎热的季节，百虫繁殖，各种病菌孽生，用雄黄可以起到杀虫灭菌的作用。但雄黄对于人体是有害的，吃雄黄酒会毒害身体。所以人们明白这个道理后，便不再吃雄黄酒了。插戴菖蒲、艾子、蒜头、丁香、木香等，对避毒驱疫也有一定功效。因这些东西多含有挥发性芳香油、鞣酸、氯化钾、树脂、大蒜素等成分，有杀虫、驱秽、灭菌、驱寒湿等作用，均有利于驱除毒虫或预防传染病。至于那些佩戴“五毒索儿”、“五毒扇”之类所谓护身灵物的做法，就没有多少科学依据了，只不过是一些应节饰物，对人们起一些心理安慰作用而已。
除系五色线外，各地还普遍有端午时节给孩子戴“五毒兜”的习俗。所谓五毒兜，就是上面绣有蛇、蝎、蜈蚣、壁虎、蟾蜍五种毒虫的兜肚，寓意以毒攻毒，确保健康。有的妈妈或奶奶会在兜里放一个温热的鸡蛋，或用温热的鸡蛋在小儿肚上滚几滚，边做边说“一年不会肚子痛”一类的话。通常不满三岁的小儿，在五月五日这一天，都要戴上五毒兜兜，说可以辟邪、防五毒、保平安。做五毒兜时，先用一块黄色棉布裁制成小儿佩带的兜兜形状，再请画师把以上五种毒虫和一个太极图画上，即是五毒兜兜。从小儿出生的头一个五月五日戴在身上，戴过一个夏天后摘下放好，等来年的五月五日再戴上，这样连戴三年。据说戴上五毒兜兜的小儿，夏天就可以不受毒虫的侵害和瘟疫的传染。所以小儿的父母、爷爷奶奶，在五月端午到来之前，都要操心给孩子们赶制一件五毒兜兜。另外，还有穿五毒鞋的习俗。鞋面上绣壁虎、蟾蜍、蝎子、蜈蚣、蛇，以为可以避五毒，这五种毒虫是用毛笔画上去的，意思是诗人屈原的墨迹能杀死五种毒虫，使儿童免受毒害。
此外还有一些习惯性做法，具有与穿五毒兜、戴五色线相同的功能，亦能起到保护儿童的作用。如在山东临清，７岁以下的男孩都要在端午这天戴“符”。
所谓符，就是一种用麦秸做的土项链，以为“端午不戴符，死了变成小牛犊”。７岁以下的女孩则要戴石榴花。之所以戴石榴花，是因为屈原死时正是石榴花开的季节，戴石榴花就是为了纪念他，有俗谚云：“端午不戴花，死了变成癞蛤蟆”。
在安丘，则有给孩子做小布孩的习俗。 用碎布和布条做几个小布孩和布姑娘，只是样式非常简单，通常仅具轮廓，然后分别缝在孩子的外衣左右，据说能起到儿童保护神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