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布斯全触摸屏iPhone的推出颠覆了传统手机产业的用户习惯和盈利模式；扎克伯格用Facebook全新定义了互联网时代的社交网络；马斯克和他的Tesla正试图用新能源改写汽车行业消费、服务、技术标准。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当下，中国民企的战略转型更需要的是具有前瞻眼光的、敢于创新并重新定义市场规则的“制度企业家”。
何为制度企业家？
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企业家的本质是创新，是创造性的破坏。在商界，每一个重大的技术突破都是对原来技术的毁灭。比如现在的MP3、IPod完全替代了原来的录音机、随身听。相对于传统企业家，制度企业家更能够通过不断创新，打破制度障碍，最终改变、创造出新的行为规范与价值观念，为人们所接受与使用。
例如麦高文（Bill McGowan）是一位典型的制度企业家。他率领美国MCI公司（MicroCommunication Inc.）成功打破了AT&T 的行业垄断，促成了“AT&T 分拆案”，这不但成就了一个企业的辉煌，而且开创了美国电信业的新纪元。他的名言甚至有些张狂：“改变管制规则有横财可发。”但几乎没人可以否定，是麦高文推动了美国电话领域轰轰烈烈的变迁和社会进步。
无独有偶，在中国转型经济的制度环境下，一批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企业家已初步形成。他们对制度变迁过程中出现的盈利机会十分敏感，“遇到红灯绕着走，遇到黄灯闯着走，遇到绿灯抢着走”；他们担当了开拓者和先锋者，在进行商业活动的同时带头提出游戏规则创新，通过游说公关、舆论压力甚至法律途径与不合理的制度进行对抗，最终突破制度约束，有力地推动了产业以及经济的发展。
例如，李书福领导的吉利集团率先打破民营企业不能造车的产业管制性进入壁垒；倪捷领导的绿源公司成功打破制约电动自行车发展的行业标准的桎梏等等。这些制度企业家的创业活动不仅使企业自身拥有了先行竞争优势，而且引发了制度变迁，其所确立的新制度完全改变了所在产业的发展格局，影响深远。
制度企业家的主要特质
制度企业家诞生于企业家的土壤环境中，是一些特殊的企业家，与传统企业家相比，他们独有的特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改变游戏规则包含的潜在赢利机会具有高度敏感性和超然洞察力。制度企业家具有“制度不均衡将产生获利机会”的意识，能够判断当前的制度是否能够带来收益，进而率先采取行动挑战旧有规则，并为新规则的诞生提供建设性贡献。麦高文正是意识到了建立电信网络能提供全国性的低成本长途通信服务，才导致他做出改变原有规则的行为。2. 较强的冒险精神。制度企业家创新的是一种“特殊产品”——制度, 当现阶段某些方面的制度安排已经演变成了阻碍企业发展的桎梏时，如果要改变它，没有冒险精神是无法实现的。但只要制度创新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具有巨大的社会赢利前景，政府肯定会支持和保护这些敢于冒险的制度企业家，因为制度安排的最终目标是变革旧的生产力，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
2.具有完成实际创新的能力。制度企业家能够倡导、尽力说服并积极组织其他参与者“看到”未来可以获取回报的机会，并通过产品、品牌、管理以及制度创新实现独特的商业模式变革，推动社会进步。麦高文的故事中，如果他没有实际创新的能力去说服用户响应并获取政府支持，“改变管制规则”的制度创新就难以实现，美国电信业的市场化也许是迟到的春天。
制度企业家的社会技能
一般而言，转型经济中的制度企业家能够通过公开舆论造势、私人游说、事前投资与事后解释、创造特例等技能，突破制度障碍，实现创业。前文提到，李书福是一位典型的制度企业家，笔者就以此为例，对制度企业家的技能进行阐述。
90年代中期，吉利集团生产汽车时环境非常糟糕，要想制造轿车，必须获得国家机械工业局及随后的国家经贸委的许可。为此李书福做了许多工作，他在突破约束、获取“民营企业造车”制度认可的过程中主要采取了以下行为：
第一，私下实践，即通过“借牌”生产和以“先上车、后买票”的快速建设形式使其造车行为成为“既成的事实”。首先，他与具有生产许可证的企业进行合作，“借牌”生产两厢汽车；其次，他先后于1998和1999年在浙江临海与宁波迅速建设汽车生产基地，使造车行为成为“既定的事实”，引起了政府重视。
第二，与政界游说公关，争取他们对企业发展的理解和支持。李书福的游说对象包括了作为制度制定者的国家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官员，典型事例是时任浙江省副省长的叶荣宝为吉利汽车获得合法身份上下奔走，这种游说行为的作用在于获取制度制定者的价值认同。
第三，媒体与舆论造势。吉利集团将汽车产业制度中禁止民营企业进入的制度条文的不合理处公之于众，一方面为企业家的创业行为获取社会道德认可，另一方面对制度制定者施加压力，加速制度变迁进程的推进。
通过上述活动，国家最终放松了对汽车生产的管制，吉利成为中国首家获得轿车生产资格的民营企业。
制度企业家与民企战略转型
中国现在的多数民营企业尤其是家族企业仍是“企业家的企业”，企业战略体现的往往是企业家的个人意志，企业行为也基本是企业家行为的人格化体现。因此，对于民营企业而言，企业家处于核心地位，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企业家从事商业活动的过程中，除了产品、技术和市场机会，还存在着“看不见的”，但对竞争结果存在重大影响的制度因素。正在向市场经济演进的中国制度变迁对民营企业成长造成了双重影响：
一方面促生了创业激情，提供了丰富的创业机会；
另一方面，不完善的制度环境又对民营企业的成长造成了诸多限制，如政府对企业的直接干预、对私有产权保护的相关法律不完善等。而在面临不利制度约束下的民企转型升级，制度企业家将会大有用武之地。
战略转型是企业为了应对环境变化而对目前战略进行的更新和变革，是企业维持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有助于长期的生存和发展。制度企业家具有较强的洞察力和前瞻性，在制度安排涉及利益冲突时，他们能够迅速识别创业机会，挖掘当前不利环境中蕴含的新机遇。此外，他们能够通过整合资源或权力，领导其他参与者采取集体行动，与制度制定的主体不断的协商来重新阐释游戏规则。因此，在面临制度约束时他们倾向于进行先动性的创业活动，这会导致企业战略要素和战略内容的改变，进而促进变革的发起。
此外，战略转型同时是企业的战略资源进行充分利用和重新配置的过程。资源具有多样的可选择性和适用性，有些资源在当前短时间内不能够被企业利用，但未来却能够转化和利用。制度企业家由于具有高度的冒险精神，他们更偏好于从事新的活动，为企业保持竞争优势不断从市场或社会网络中探索未来可转换利用的新资源。而互补性资源的获取有利于对资源重新配置，为企业战略选择提供更多的方案，同时获取上述资源也能够促使企业制定更具有创造性和创新性的战略，从而保障战略转型的顺利进行。
在某种程度上，处于转型经济体的中国，由社会底层创业者自发发展出的规范有效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制度企业家自下而上的制度创新与变革创造了中国转型经济的奇迹。在面临制度约束的情况下，制度企业家自然会摸索出一整套适合市场发展的模式和行为规范，为中国经济做出更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