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观点坚信，人口繁衍与经济是互不相干之事。但是，为了理解性别对世界经济产生的影响，我们必须将生产与繁衍放到一起。因此目前我正在中国与西南财经大学博士金家飞所做的研究可以很好地展现两者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受官方意识形态和政府要求的影响，中国女性和男性一样参加工作。另外，中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学龄前儿童有托儿所或幼儿园接收并照顾。女性还与男性享受同等教育。鉴于以上种种，中国上升成为全球女性劳动参与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不过评论家称，这些成绩都是浮于表面：中国女性在入学率和就业率方面不输男性，但她们的薪水和职位却不如男性。近来研究揭示：传统的儒家性别观念——男主外女主内——即便在年轻人中间也仍有市场。政府宣传与民间观点之间的出入越来越明显，人口学家宣称人为的性别选择将导致很多下一代中国男性不得不打光棍。
市场改革可能使得情况更为糟糕。由于企业和政府机构在重组时没有受到性别方面的政策约束，因此女性失业人数多于男性。用人单位之所以如此，常常是基于“女性用工太高”这样的逻辑，因为她们要休产假和哺乳假。在性别歧视卷土重来的形势之下，女性或出于自愿或不得已而离开原有的工作单位，开始自己创业。
如今，在中国73%的初创企业业主是女性。然而，在更大、更成熟的企业中，女性企业主的比例急剧下降，这是由于在获取资金方面存在男女不平等现象。与全球各地所见模式相同，中国的女性创业者很少寻找外部资金来发展她们的企业，而是更喜欢向亲朋好友借钱。中国女性称，银行家在对待她们时态度轻蔑，试图控制她们，并希望她们出现在觥筹交错的酒席桌上并参与随后的夜场卡拉OK娱乐活动，以便进一步“发展关系”。女性觉得与几乎不认识的男性参与这些活动非常危险。她们的另一半也表示同意。
银行家称，他们有着清晰的放款标准，与申请者的性别无关。他们坚持认为，女性不申请贷款是因为比起事业来她们更关心家庭，因此老板是女性的公司，规模都做不起来，难以引起银行的兴趣。银行业受访者称，吃饭和唱卡拉OK这些应酬活动能使他们与客户之间建立起信任，而女性拒绝参加就不能提供重要的非正式信息。他们承认，对于大多数银行来说，客户中女性企业主的占比在10%左右，而且其中大部分是属于独生女继承家业这种情况。
还有一种观点也在全球范围内盛行，中国银行家告诉我们，贷款需要抵押品，通常是房地产，而女性通常不会抵押这些资产。独生子女政策意味着，在中国财富（包括土地）由女性继承的比例将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当女性结婚时，财产通常就会转移到夫家名下；否则，女性就将背负恶名，而男性则显得没有面子。
要指出的是，在中国，繁衍问题（生育、婚姻、性别风险、对家庭的照顾）往往会在就业、继承、产权和资金问题上成为决策的基础。君不见，由于生育将给用人单位造成用工成本，女性在就业和创业方面处境何等不利，这使得她们在方方面面都无法拥有平等的经济机会。还要指出的是，由于女性顾及家庭而不给女性提供融资这种循环理论还声称：“客观来看”，女性过于以家庭为重，因此公司不能上规模，够不上银行的放款资格。女婴的出生被视为给家中增添了经济负担，因此才会出现人为的性别选择。有鉴于此，女性从出生起，赚钱能力就受到了文化中性别规范的束缚。
这些情况在全球各地屡见不鲜，说明这种体验并非中国人所独有。全球没有哪个国家不存在显著的性别收入差距，没有哪个国家女性担任领导岗位的几率会像男性一样高，即便有时女性受到了更好的教育。国际金融公司（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和高盛（Goldman Sachs）近来估计，在获取信贷方面，全球性别差距高达2,850亿美元：在获得资金方面，基于性别的壁垒随处可见。从全球范围来看，由于各国社会将人口繁衍的所有成本全部加于女性自己身上，而不是将构建惠及所有人的人力资本视为对增长型经济的必要投入，因此女性面临着不平等的经济机会。如果要弥合性别差距，我们必须学会看到生产与人类繁衍之间的多重密切关系，而不是继续盲目地将它们割裂开来。
迪拜世界港口公司（DP World）琳达·斯科特（Linda Scott）是福布斯撰稿人，她是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Saïd Business School）的创业和创新主席，开设了博客The Double X Economy。
译 徐笑音 校 李其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