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既有儒家的理想与追求，又有法家的清醒与现实，还有道家的成熟与灵活。他的信念、抱负、强烈的救世意识，以及他执着地将自己的理念付诸行动所形成的强大感召力，便是他的领导力的核心。
曾国藩“非有超群轶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
曾国藩并非天资聪明之人。左宗棠对曾国藩的评价是“才略太欠”，是个“书憨”，即书呆子。梁启超也说曾国藩“非有超群轶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他没有超群绝伦的才华，在当时的杰出人物中，被认为是最笨的一个。
曾国藩对自己也很有自知之明，他评价自己“生平短于才”、“自问仅一愚人”。曾国藩在给家里写信时也说，“吾兄弟天分均不甚高明”。他曾以读书、做事为例，“余性鲁钝，他人目下二三行，余或疾读不能终一行；他人顷刻立办者，余或沉吟数时不能了”。曾国藩的作战指挥也是如此，“行军本非余所长，兵贵奇而余太平，兵贵诈而余太直”。
曾国藩“自以秉质愚柔，舍困勉二字，别无入处”。他认为“天道忌巧”，他相信“惟天下之至诚，能胜天下之至伪；惟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梁启超认为曾国藩的成功，恰恰就是这个困勉拙诚的功夫，“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如斯而已，如斯而已”。民国学者萧一山也说曾国藩“不尚机权，惟务质实”，这是曾国藩人生哲学的核心，是他一生得力之处。
以“忠义血性”为核心理念来激发天良，改变人心
曾国藩是以书生从戎，他所面临的环境非常险恶。一方面是太平军的所向披靡，势如破竹。另一方面，曾国藩所处的时代，又正是封建王朝的末世。整个统治集团中，官吏渎法贪冒，柔靡浮滑；士子不知廉耻，唯利是求。流波所及，军队之中，将帅贪婪平庸，士卒望敌而走。用曾国藩的说法，这些人都已经丧尽天良了。
在曾国藩看来，可怕的不是太平军的造反，而是人心的陷溺、人欲的横流。军事的失败只是一种表象，其背后是价值体系的崩溃，“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此其可为浩叹也”。
没有兵不必要深忧，没有饷不值得痛哭。唯独放眼向这个世界看去，竟然很难找到一个见了有利可图的事情不奋勇争先、见了急公好义的事情唯恐落人之后的人。这是真正令人深深叹息的现象。
要扭转这种局面，在曾国藩看来，当务之急，是以“忠义血性”为核心的理念来激发天良，改变人心，号召那些“抱道君子”，以“舍身卫道”、“杀身成仁”的精神，以“打脱牙，和血吞”的刚毅，以“志之所向，金石为开”的信念，投身于挽狂澜的事业中。也正是在“舍身卫道”、“忠义血性”的驱动下，曾国藩的湘军表现出了异于任何军队的战斗力。
曾国藩在《湘乡昭忠祠记》回顾湘军成功的原因时说过一段非常精彩的话：“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世之乱也，上下纵于亡等之欲，奸伪相吞，变诈相角，自图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难避害，曾不肯捐丝粟之力以拯天下。
得忠诚者起而矫之，克己而爱人，去伪而崇拙，躬履诸艰，而不责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远游之还乡，而无所顾悸。由是众人效其所为，亦皆以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呜呼！吾乡数君子所以鼓舞群伦，历九载而戡大乱，非拙且诚者之效欤？”
这无异是对曾国藩与湘军成功之道的最好总结。可以说，他的信念、他的抱负、他强烈的救世意识，以及他执着地将自己的理念付诸行动所形成的强大感召力，便是他的领导力的核心。
曾国藩理念的核心，就是传统的儒家思想
曾国藩理念的核心，其实就是传统的儒家思想。儒家的理念，用宋代理学家张载的话说，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一理念早就在那里了，然而一般的儒生却只是想、只是说，而不敢做、不去做。曾国藩与一般儒生不一样的是，他坚信“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自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
毛泽东对曾国藩这一点非常佩服。他认为中国历史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办事之人，一种是传教之人，而曾国藩是“办事兼传教”之人。毛泽东认为，中国历史上只有两个人可以达到这样的境界，一是清朝末年的曾国藩，一是北宋时期的范仲淹。这两个人成事的根本，就在以“传教”来达成“办事”的结果，也就是通过理念的传播与践行成就了事业。
一生三变：曾国藩从“儒”到“法”再到“道”的理念变迁
曾国藩的朋友欧阳兆熊曾说，曾国藩“一生三变”：做京官时以程朱为依归，办理军务一变而为申韩，咸丰八年再出而以黄老处世。
程朱，即程颢、程颐兄弟与朱熹，是理学的大师；申韩，即申不害与韩非子，是法家的代表；黄老，即黄帝与老子，是道家的别称。欧阳兆熊的这段话，很好地点出了曾国藩的领导力从“儒”到“法”再到“道”的理念变迁，也是其从理想到现实再到成熟的螺旋式成长轨迹。
曾国藩在北京为官的时候，是以理学为自己的修养之道。理学对其领导力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理学何为？理学就是要“学做圣贤”。曾国藩一生以“做圣贤”为自己的追求，他的格言是“不为圣贤，便为禽兽”。
理学对曾国藩的另一个影响，就是“卫道”的强烈使命意识。“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曾国藩正是以“卫道”为旗号，与太平天国对抗，把一场军事的战争，变成了一场文化上、价值上的“卫道”的战争。
在中国文化中，儒家一直扮演着主体的角色，儒家为中国人提供了理想的人格和价值追求，是一种正面的导向。但是，儒家也带有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过于相信道德的力量，因而理想主义色彩过浓的儒生，往往是“迂远而阔于事情”，无法把事情做成。因此，对于必须在现实世界中把事情做成的曾国藩来说，只靠儒家的价值理念，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曾国藩出来统帅湘军、带兵打仗，“一变而为申韩”，开始运用法家的理念施为。法家与儒家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说理解儒家的核心是一个“德”字，那么理解法家的核心其实就是一个“利”字。法家相信人的本性是求利的，社会从本质上来说是围绕着利益而展开的。
除了利益，法家信奉的还有实力。所谓的“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法家认为权势才真正具有让人屈服和顺从的力量，人的行为也只有通过强制的力量才能改变，在法家眼中，除了实力之外，没有什么是真正可以靠得住的。此外，法家还强调争夺。法家认为这个社会的本质就是争夺，就是弱肉强食。争什么？争利益。靠什么争？靠实力。
可见，与儒家相比，法家的思想非常现实。它把社会的本质血淋淋地展现在人们面前，这就使得曾国藩一方面有着儒家的理想。但他的理想不再是一种理想主义，它使得曾国藩能够透过表面的温情脉脉，看清深层次的利害，对人情世故有更清醒的理解，从而达到所谓的“巨细周知，表里洞彻”，这无疑是他能在为官从政过程中始终保持着清醒而明白的意识的关键因素。
但是法家也有自身的不足。法家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过于强势、过于冷酷、过于霸道、过于刻薄、过于自是、过于以自我的利益为中心。如此的逞强、霸道、自是，一定会导致别人的敌意与对抗。所以曾国藩在湖南和江西带兵时，就陷入了极度紧张的人际关系中。他所到之处，与官场冲突不断，以至于到了“通国不能相容”的地步，最终被皇帝罢免了兵权，被迫回家守制，曾国藩也因此跌到了人生的最低谷。
挫败一度使曾国藩陷入无尽的焦虑抑郁之中，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一心一意想做事，所到之处，官场却总是跟他作对，甚至连朝廷都对他弃之如敝履。正在他焦头烂额、走投无路的时候，他的朋友欧阳兆熊一席“岐黄可医身疾，黄老可医心病”的话，使他突然意识到，也许问题并不在别人，而在自己。
挫折使曾国藩有了一个自我反省并得以真正脱胎换骨的机会。近一年的自我反省对曾国藩的人生观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于是曾国藩“咸丰八年再出而以黄老处世”。
黄老就是道家。道家与法家相比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如果说法家的特点在于一个“刚”字，那么道家的特点便是在一个“柔”字。法家之弊是逞强，是刚愎自用，是自以为是。道家的“柔弱”、“不争”，恰恰是要打破人的自矜、自伐、自是、自彰，从过分的自我之中走出来。
如果说儒家给曾国藩以理想的追求，法家给曾国藩以现实的眼光，那么道家就给曾国藩以真正成熟的心态。欧阳兆熊说曾国藩“一生三变”，曾国藩其实是把儒、法、道三家的精髓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
他既有儒家的理想与追求，又有法家的清醒与现实，还有道家的成熟与灵活，从而达到了真正的圆通无碍的境界。这便是曾国藩领导力的最大特色，也是他最终能够成就事业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