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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青:文凭是为了混饭吃,跟艺术没什么关系

图为陈丹青作品

真的美术史是什么?是一声不响的大规模淘汰。文凭是为了混饭,跟艺术没什么关系。单位用人要文凭,因为单位的第一要义是平庸。文凭是平庸的保证,他们决不会要梵高。

世界上的重要艺术家都不是研究生学历,也不是本科、美院附中,有的连高中都没上。梵高就是个病人,毕加索也没有大学文凭。当今中国,需要文凭,为了就业,得到社会的认可,你就得拿个文凭。

你一要肯定自己的感受,感受是很可贵的东西。画出动人的画,凭的是感受,而不是技巧。我画的那个朝圣的小姑娘,那么苦、那么好看,但她自己却不知道——艺术就是这样,凭这一点点就打动人了。

偏爱、未知、骚动、半自觉、半生不熟,恐怕是绘画被带向突破的最佳状态。

常识健全就是基础,素描不是基础,现在的素描教学是反常识的。什么都很重要,但你要说素描最重要,那就不对。一棵树,你能说哪根树枝,哪片树叶最重要吗?

我没有素描基础,不是照样画创作?中国传统绘画从来就不画素描,难道就是没基础了?想当年,我们一起画画的同学中,那些把大卫石膏像画得好得无与伦比的人,现在不知道哪里去了。

艺术家是天生的,学者也天生。“天生”的意思,不是指所谓“天才”,而是指他实在非要做这件事情,什么也拦他不住,于是一路做下来,成为他想要成为的那种人。

中国连真正的公共空间还没出现,哪里来的“公共知识分子”?进入公共事务时,偶尔有像我这样的傻子出来说几句真话大家就很愿意听,这是一件很可怜的事情。

我从来没有传回任何关于成功的消息。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出国本身就是一种失败。

我从小受的教育就是“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当然,那三分之一就是指活在神州大地上的中国人。我实在不忍享受“水浅”而“火不热”的生活,遂毅然出国,“受苦”去了——真不好意思,今年年初,我又回来了。我一回来,还在美国的不少中国同行就忧心忡忡诚心诚意追问我:适应么?习惯么?后悔么?那意思,就是怕我回来又“受苦”。

中国人大抵是惯于取巧而敷衍的,我自己也是如此。而我所见美国艺术家,一个个憨不可及,做事情极度投入、认真、死心眼儿、有韧性,即所谓持之以恒,精益求精是也。同人家比,中国人的大病、通病,是做事不踏实,做人不老实,要说踏实老实的憨人,中国不是没有,只是少,例外,吃亏,混不开。

放松政治钳制、美学观略略放宽、创作格局稍许多元,是做文化起码的前提。八十年代用过一个词,叫做“松绑”——不少语言真形象,一不留神,实情给说出来。

我真正的身份就是知青,我真正的文化程度就是高小毕业,中学都没上过。

受过小学教育而能做成一些事情的人,太多了;受了大学教育而一事无成的人,也太多了。

“科以人传科尤重,人以科传人可知。”解释起来,好比你是钱学森,又是博士,这博士学位因为你就分量很重;可要是你没啥名堂,却拿个博士学位混一辈子,你这家伙是个什么料,可想而知——我向来讨厌名校学生自视高人一等的那张脸。

我为什么喜欢鲁迅?他骂人、斗争,不买账,一辈子叫板,但是孝顺、善良、心软。西方一些知识分子、艺术家也是,很惊世骇俗,但私下很纯朴、真实。中国这样的人不多,要么惊世骇俗,人不可爱;要么人可爱,却没有骨头、锋芒。

我不知道自己懂不懂矿工或农民,但我一定弄不懂当官的、谈生意的、玩儿金融的,还有毫无表情的科学家,不,一点都不懂——这就是我和现实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难以和现实理顺关系,而且不想理顺。

将当今教育体制种种表面文章与严格措施删繁就简,不过四句话:将小孩当大人管,将大人当小孩管;简单的事情复杂化,复杂的事情简单化。

我一点不关心中国学生的英语如何。我看见大家的中文一塌糊涂。我们千千万万的“好萝卜”如今是英语也不好,中文也不好。

真正有效的教育是自我教育。我根本就怀疑“培养”这句话。凡·高谁培养他?齐白石谁培养他?

严格地说,我与每位学生不是师生关系,不是上下级关系,不是有知与无知的关系,而是尽可能真实面对艺术的双方。这“双方”以无休止的追问精神,探讨画布上、观念上、感觉上,以至心理上的种种问题。那是一种共同实践,彼此辩难的互动过程,它体现为不断的交谈,寻求启示,提出问题,不求定论,有如禅家的公案,修行的细节。

蔡元培任北大校长,胡适任中国公学校长,徐悲鸿任北平艺专校长。搁现在,第一条入党,第二条凑够行政级别,然后呢,领导看顺眼了或把领导捋顺了。于是一层层报批、讨论、谈话、任命,转成副部级、部级之类……这样的“入世”,有利益、没担当。今日大大小小教育官员除了一层层向上负责,对青年、对学问、对教育、对社会,谁有大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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