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nagershare：李瓶儿是《金瓶梅》中与西门庆、潘金莲并列的一个艺术形象，她是西门庆的一个妾，张爱玲被辱骂过，因为她在一个“应该”严肃的时代轻佻，在一个“应该”无私的年代沉醉于个人情爱。她对李瓶儿的感同身受，大概是出于同样的理由。
张爱玲是在后半生才逐渐幽闭起来的。关于她的独居，她公寓里的虫害和她书信中的紧张敏感在她死后才逐渐被透露。但人们仍然缺少理解她完整生活的钥匙。这篇《夜访张爱玲》是留存下来很难得的直接且深入的访谈。
张爱玲被辱骂过，因为她在一个“应该”严肃的时代轻佻，在一个“应该”无私的年代沉醉于个人情爱。她对李瓶儿的感同身受，大概是出于同样的理由：很多时候，我们被认为应该做一件事，这件事甚至正确得让人实在无法反驳。比如，一个女人应当忠诚，应当纯洁；一个人应当善良、勇敢；一个的做的错事应该被惩罚——这些话说起来都非常正确，很难反驳。但有些时候，人们却总可能被迫入“不应该”的境地。人会软弱，会屈服，会放弃抵抗，会贪恋快乐。这种力量假如胜利，人们会在那一刻得到满足，却又背负上不相干的人的正义的嗤笑和辱骂。
只有经历过这些的人，才能体会到悲凉。在李瓶儿死的时候，大多数人恐怕只会觉得她罪有应得，活该，早知如此……但这种连辩驳都没法辩驳、却又明明是人心常态的世态，恐怕才最委屈。
夜访张爱玲
……
这次她竟然意外破例，邀约我到她住的公寓去，自是令人兴奋的消息。我拨了电话号码，她很爽快地来接听，并且决定了约见的时间是周末晚上7点半。
就这样，我见到了张爱玲。
胡兰成在《今生今世》里说，见到张爱玲，诸天都要起各种震动。雪莱在诗篇里常常说：tear a veil（撕去一层面幕）。”然而在撕去一层面幕后，我得到的感觉是：这不是我想像中的张爱玲！
我很直接地告诉她自己这种感觉，重复了两三遍。她笑容满面地回答，是这样的，仿佛没有一点不应该。
她当然很痩——这瘦很多人写过，尤其瘦的是两条胳臂，如果借用杜老的诗来形容，是“清晖玉臂寒”。像是她生命中所有的力量和血液，统统流进她稿纸的格子里去了。她的脸庞却很大，保持了胡兰成所写的“白描的牡丹花”的底子。眼睛也大，“清炯炯的，满溢着颤抖的灵魂，像是《魂归离恨天》的作者艾米莉·勃朗特。”——这自然是她自己的句子了。她微扬着脸，穿着高领圈青莲色旗袍，斜着身子坐在沙发上，逸兴遄飞，笑容可掏。
头发是“五凤翻飞”式的，像是雪莱《西风歌》里，迎着天籁怒张着黑发的女神。
她的起居室有如雪洞一般，墙上没有一丝装饰和照片，迎面一排落地玻璃长窗。她起身拉开白纱幔，参天的法国梧桐，在路灯下，便随着扶摇的新绿，耀眼而来。
远处，眺望得到旧金山的整幅夜景。隔着苍茫的金山湾海水，急遽变动的灯火，像《金锁记》里的句子：“营营飞着一窠红的星，又是一窠绿的星。”
她早已预备好一份礼物，因为知道我去年订婚了，特地去购买了一瓶8盎司重的CHANEL NO.5牌香水，送给我的未婚妻。这使我非常惶愧，因为来得匆忙，没有特别预备什么东西送给她。
然后她又站起身来，问我要不要喝点酒，是喜欢Vermouth，还是Bourbon，因为一个人家里，总得预备一点酒，她说。我回说不会喝酒，她便去开了一罐可口可乐。她扎煞着手，吃力地揭开罐头盖口的时候，使我非常担心，深怕她一不小心，把手划破了，像她在《流言》里写的那样。
此外，她又开了一罐糖腌蕃石榴，知道我在南洋呆过，可能喜欢热带风味的水果。我不能想像她会知道得我那样清楚，因为一直有个错觉，觉得自己在她眼中，是个无足轻重的人。
谈话进人正题后，她首先告诉我，她还有一个笔名，叫梁京。梁山伯的梁，京城的京。因为从前我在这里问过她，弄错了，以为叫萧亮。
《半生缘》在初次问世的时候，便是用这个笔名发表的。当年，《十八春》（《半生缘》的前身）在上海《亦报》连载，引起一阵轰动。她说，有个跟曼桢同样遭遇的女子，从报社里探悉了她的地址，曾经寻到她居住的公寓里来，倚门大哭。这使她感到手足无措，幸好那时她跟姑姑住在一起，姑姑下楼去，好不容易将那女子劝走了。
还有周作人也曾经在散文里，引用过曼桢的名字。
谈话的锋头一转，她问起我南洋的事来，问起猎头族的生活情形。她对于这一种原始民族的风习，非常有兴趣。她听我谈起住在“长屋”的达雅人，竹编的地板，从裂缝里望得见下面凹坑里堆积的垃圾、人屎及动物遗粪，以及甘榜里逐水而居的马来人……神情专注，像是稚拙的小孩。她说喜欢阅读一些记录性的书籍，用英文说，便是Documentaries，像是史前时代的人类史。举例来说，她看过Mary Renaul写的《the King Must Die》，看得津津有味。
她当然也喜欢看章回小说，尤其是张恨水的9本书，一看神经便松懈下来，有一种的感觉。我告诉她最近看了《歇浦潮》，叫好不迭。很少碰到这样好的小说。她说听到你这样说，高兴极了，因为一直没有人提过这本书，应该有人提一提。同时我又指出，《怨女》里“圆光”一段，似是直接从《歇浦潮》里剪下来的，她立刻承认有这样一回事，并没有因此不悦。不过，当我说起《歇》书里“圆光”那一段，比《怨女》写得还要好，因为前者包括了一个女人的心理惊悟，而后者只是一场过场戏时，她却不以为然，她说，“圆光”在《怨女》里，不是主戏，如果添上心理描写，便轻重倒置了，而且和整个小说的主题也不配。这话我当然以为是。
她说她看《歇浦潮》是在童年。“圆光”这一段，似是顺着下意识滑进《怨女》书中去的，因为写《怨女》时，手边并没有《歇浦潮》作参考。她还记得书中写得最好的是贾少奶、贾琢渠、倪俊人的姨太太无双，这和我的看法一致。我还说，我还喜欢作者塑造的吴四奶奶、君如玉、贾宝玉、玉玲珑、媚月阁以及钱如海的太太薛氏、开变相“堂子”的白大块头等人，她听了莞尔一笑。真的，《歇浦潮》是中国“自然主义”作品中最好的一部，我说，可惜作者的“视景”不深，没有如《红楼》那样悲天悯人，也不像《海上花》的温柔敦厚。所以作者所看到的，只是人性狭溢的一面，也就是性恶的一面，使人觉得这本书太过cynical了，不能称做伟大。她说，真髙兴你看到这些，真应该写下来，比你写我更要好，更值得做。我说《歇》书的海上说梦人已经等了40年，让他再等几年不迟。倒是写关于您的小说评介，因为是一鼓作气写下来的，迟了也许不行，她听了又是盈盈一笑。
这时她站起身来，走到厨房里，替自己泡了一杯“即兴”咖啡。她不时用茶匙搅动着，搅得很细。她喝咖啡不搁糖，只放牛奶。然后又替我端了一杯来。她说一向喜欢喝茶，不过在美国买不到好茶叶，只有改喝咖啡。我问起为什么不请朋友从香港或者台湾寄点茶叶过来。她连忙说，我顶怕麻烦人家，因为大家都忙，我什么事都图个简单。说罢，她端起杯子来啜饮了一口。她喝咖啡的姿态，充分说明了所受的教养，很像亨利·詹姆斯一本名叫《波司登人》的小说的封面，那戴着半截手套的贵妇，一手端茶碟，一手侧倾茶杯，杯底向着人，极其优雅。
顺便问起她起居饮食的情形，她微扬着脸说：大概每天中午起床，天亮时才休息。这习惯养成很久了——的确是作家的习惯。她是和月亮同进退的人，难怪看见月亮的次数较常人为多，所以她小说里有关月亮的意象，特别的多，也特别的玲珑。
至于食物，一天只吃半个English Muffin(一种类似烧饼的食品），以前喜欢吃鱼，因为怕血管硬化，遵医嘱连鱼也不吃了。我猜她大概喜食零食，将一天需要的消耗量，一点一点分开来吃，因为零食一道，也很会饱人的。她说她有患一种High cholesterol病的可能性，还有一种“感冒”旧病，发起来可躺在床上，几天不吃饭，因为吃了都吐了出来。但是口渴却很难耐。说着，一杯咖啡已经饮完，她又去替自己斟了一杯来。她说她一喝起咖啡来，便喝个不停。
从《歇浦潮》，很自然地，谈到了《海上花》这本说部。我说《海上花》文笔虽然干净利落，可惜太过隐晦，很多地方交代不够明白。她认为是，譬如诗婢苏冠香便是一例。她又用手比划着说：“像《红楼》有头没有尾，《海上花》中间烂掉一块（她说时双手比成一个圆圈），都算是缺点。”她说话时运用的词汇很特别，像她形容30年代的小说，老喜欢“拖一条光明的尾巴。”又单用“戏肉”二字，来形容小说中的精彩部分，都使我感到新奇而怔忡。
我又批评《海上花》的对话全部用苏白，也不是很写实的，谁敢保证书中人，个个都只会说苏州话呢？她颇不以为然，因为作者韩邦庆只会说苏白，不会道京腔，而且他在模拟苏白时，经过一番“再创造”，并不容易。我又说《海上花》如果用《歇浦潮》的方式写出来，可能会更成功。但是，她连忙接口说，《歇》书写成的时候，都快民国十年了，而《海上花》却是满清末年的作品。
接着，我又批评作者写陶玉甫、李漱芳的恋爱，太过“温情理想化”，再插上妹妹李沅芳，整天歪缠着“姊夫”陶玉甫，看来非常的“假”，令人不耐烦。因为，沅芳虽是清倌人，却是在“堂子”里长大的，耳濡目染，不可能天真成那样，最后连姊姊的死都弄不明白，以为她是去做客，过几天还会回来的。她却认为：就李漱芳母女开堂子的作风来看，可能会产生出沅芳这样的雏妓来。这也是《海上花》的主旨之一，是描绘形形色色的妓女，并不仅限于暴露人性的黑暗面，像《歇浦潮》那样。我又说，根据自己的看法，仿佛李漱芳一半是她妹妹气死的，因为眼看着沅芳和玉甫亲热，心里气不过，嘴上又说不出来，积郁成疾，这自然是“弗洛伊德”派的看法。她听到这里，始先微微一惊，然后突然大笑起来，一面笑，一面说，这话让志清（夏先生）听见了，一定会诧异。这使我感到非常怔忡，事后仔细一想：大概她认为我这个人固执得可以，看小说从一个先入为主的观点出发，不太从容，显得霸道。这也许因为《海上花》一书，我没有她看得那样仔细透彻。
谈起她自己的作品，她说早年的东西，都不大记得了，《半生缘》最近重印过一次，记忆还算新；《倾城之恋》难为你看得这样仔细，不过当年我写的时候，并没有觉察到“神话结构”这一点。她停了停又说，仿佛每个人身上都带有mythical elements似的。
我说她每篇小说的意象，怎么安排得这样好？和整个故事的结构、人物都有关系，有时是嘲弄，有时是一种暗示性的“道德批判”，用英文来说，非五四以来的大家我看过一些，很少有人能够将意象的功效，发挥得像她这样活泼的。多半只限于“装饰”一途。好像连钱钟书也不例外。像《第一炉香》里，薇龙的姑妈梁太太一出场的时候，面纱上爬着一粒绿宝石蜘蛛，后来薇龙进入宅第后，“一抬头望见钢琴上面，有一棵仙人掌，……那苍绿的厚叶子，四下里探着头，像一窠青蛇;那枝头的一捻红，便像吐出的蛇唁子。”还有园游会过后，薇龙陪同姑妈一同进餐，因为彼此找到了新的男朋友，心里欢喜，嘴里说不出来，两人同时割切着冷牛舌——这牛舌头是个dumb brute，像唐人绝句里的“鹦鹉前头不敢言”，产生了极深的嘲弄意趣，真难为她设想得这样周到！她听到这里，说，你看得真仔细！要不是你这样一说，我完全记不起来了。她顿了一顿又说，我的作品要是能出个有批注的版本，像脂本《红楼梦》一样，你这些评论就像脂批。听到这里，我非常感动。
我又问她，在写《第一炉香》时，有没有考虑到意象的这层功用呢？这话她没有作正面答复，只说，当时我只感到故事的成份不够，想用来加强故事的力量。
我又侃侃直讲下去，像《阿小悲秋》，那苏州娘姨看来像一个“大地之母”，因为自始至终，她都在那里替主人洗衣服、整理房间，仿佛有“洁癖”似的。故事结尾时，她发现“楼下一地的菱角花生壳，柿子核与皮”，还忿忿不平地想着：“天下就有这么些人会作脏，好在不在她范围之内。”写得真是好！她听到这里，爽朗地又笑了起来。她的笑声听来有点腻搭搭的，发痴嘀嗒，是十岁左右小女孩的那种笑声，令人完全不敢相信，她已经活过了半个世纪。从笑声里，我觉察到她是非常偏爱《阿小悲秋》的。
随即谈到了《红玫瑰与白玫瑰》。她说《传奇》里的人物和故事，差不多都“各有其本”的，也就是她所谓的documentaries，我说这篇故事充满了嘲弄和讽刺，像红玫瑰表面上像个“坏”女人，其实很忠厚，作者对她非常同情；而佟振保却是个道道地地的伪君子，作者暗中对他下了一道“道德制裁”。她说道德制裁不至于。佟振保是个保守性的人物。他深爱着红玫瑰，但他不敢同她结婚，在现实与利害的双重压力下，娶了白玫瑰一其实他根本用不着这样瞻顾的，结果害了三个人，包括他自己在内。她很抱歉地说，写完了这篇故事，觉得很对不住佟振保和白玫瑰，这两人她都见过，而红玫瑰只是听见过。我想她言外之意是说她对于佟和白玫瑰二人的要求，太过严苟了，不够宽厚。
不知怎么，又谈到了《半生缘》。我说世钧和曼桢恋爱这件事，叔惠像是完全蒙在鼓里，似乎与实情不符。因为，据我所知，男人在爱情方面，嘴最敞了，对于好朋友的罗曼司，多半很清楚，而且好奇心重，不致于像叔惠那样，对曼桢漠不关心。她说30年代的男性，一切都学西方，连恋爱的方式也一律模仿，所以叔惠才显得那样潇洒。这一点我们争持甚久，她也相当执拗，结论是她对于现代的许多事情，太过隔膜了。不过当我谈到阿宝这个角色，塑造得不够逼真时，她一口承当下来。因为，我说，当曼骑装病，设计骗取曼桢到她家中时，阿宝表演得太过“逼真”了，简直是个演员，不像庸人;尽管事前她是知情的，曼璐也不可能像导演那样，将她排练得那样好，而且，事实上也决不可能。这一点她完全承认，因为迁就故事，权且将阿宝“利用”一下。
同时，我又告诉她，不太满意《秧歌》的结局。因为动作太多了，近乎闹剧化，冲淡了故事的“抒情”主调。她听到这里，连忙说，这些都该写下来，写批评如果净说好的，很容易引起别人的反感，结果人家失去对你的信赖。
接着，她主动告诉我：《赤地之恋》是在“授权”的情形下写成的，所以非常不满意，因为故事大纲已经固定了，还有什么地方可供作者发挥的呢？不过，我说仍然喜欢戈珊这个角色。她说戈珊是有这样一个人的，虽然也是听人说起，自己并没有见过。
谈到这里，她已经喝完第四杯咖啡了。
话题转到五四以来的作家。她说非常喜欢阅读沈从文的作品，这样好的一个文体家。我说沈的短篇不错，有些地方，简直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她听着笑了起来。但是，我认为沈的长篇《长河》并不成功，看来不像小说。她说没有看过。至于老舍的《骆蛇祥子》，我说早年读的时候，非常钟意，她却不以为然，她认为还是老舍的短篇精彩。钱钟书呢？她只看过《围城》，没有碰过他的短篇。所以，当我提到《半生缘》有些地方，跟钱的一篇《纪念》，甚为类似时，她认为只是“偶合”。我又说《围城》当然写得很好，可惜太过“俊俏”了，用英文说，便是too cute，看第二遍时，便不喜欢了。她听到这里，又笑了起来。看来她赞成我的看法，我接着还告诉她，还喜欢吴祖缃这个名字她听着陌生，她说在大陆上，只知道有个剧作家，叫吴祖光的，非常有名，这人后来被“斗”掉了。谈到鲁迅，她觉得他很能暴露中国人性格中的阴暗面和劣根性。这一种传统等到鲁迅一死，突告中断，很是可惜。因为后来的中国作家，在提高民族自信心的旗帜下，走的都是“文过饰非”的路子，只说好的，不说坏的，实在可惜。
台湾作家，她看过朱西宁的《铁浆》，我说《铁浆》写得很好，她说，“嗳”。还有康芸薇的《新婚之夜》，她叫得出名字来，认为写得很coloful。康的其它的一些作品，她说没有留下很深的印象。
她手边经常收到两份台湾出版的杂志：《幼狮文艺》和《皇冠》。她说看《幼狮文学》，喜欢看翻译小说，她清晰地说出刘慕沙，朱西宁太太的名字。
她又认为台湾作家聚会太多，是不好的。作家还是分散一点的好，避免彼此受到妨害。我说故世的夏济安先生，也提过这一点，曾经在一篇英文文章里，说台湾作家，不是隐士，是“声名狼藉的朝夕聚会的社交家。”
……
然后她告诉我，平常喜欢看通俗英文小说，哑谜立即打破了。她看了不少James Jones的小说，对于作者和女经纪人之间的微妙关系，非常感兴趣。因为女经纪人是有夫之妇。她和丈夫两人，协助Jones成名，不遗余力，丈夫一点都不妒忌，甚至Jones把他跟女经纪人之间的一些艳秘，写进小说里去，丈夫也不介意。这使我立即联想起：早年上海的百万富翁哈同，跟太太罗迦陵和亲密“战友”姬觉弥之间的关系，也很能引人入胜。作家有时往往“小”题“大”做，见人所未见，是《红楼梦》里说的“情哥哥偏寻根究底”，张爱玲似也不例外。
阅读对于她来说，已成为第二生命，仿佛活在空气里一样，她说。她引用业已逝世的丈夫Rehyer的话说，，Ferd常说我专看“垃圾”！说完又笑了起来，像是非常的应该。
此所以她对于张恨水，嗜之若命了。
关于《红楼》，她说一俟工作在6月份结束后，便准备用英文写一篇考证，同时接下去，把英译《海上花》的工作做完。像《红楼梦》，她认为不止写了十年，因为曹雪芹拆开了重订，又再拆阅。她用手不断比划着对我说。她说曹大概死于四十七八岁，所以《红楼》没完。
……
从《红楼》移花接木，接枝到《金瓶梅》上。我说读《金瓶梅》，总觉得面对着一个纸糊的世界，样式看来假得很。她听了颇感诧异，好像一个人怎么能够欣赏《红楼梦》和《歇浦潮》，惟独走不进《金瓶梅》的世界里去？我说像吴月娘这种缺乏酸素的女人，实在少见。她认为好便好在这里，吴月娘对于潘金莲、李瓶儿等姨娘的态度，表面上似乎毫不嫉忌，那是因为当时的社会传统，不得不如此。但是，月娘有时说起话来，也会酸溜溜的，这使得吴月娘充满了“暧昧性”，所以是更近乎人性的。她接着又指出，每当她读到宋蕙莲以及李瓶儿临终两段，都要大哭一场。但是，我坚持说，《金瓶梅》写得甚为粗糙，而且写来写去，无非是西门庆如何又娶了个姨太太，成了固定公式，看多了会令人起腻。她说西洋故事里，不也有唐璜吗？我又接下去说，很多人看《金瓶梅》，无非垂涎其中猥秽的部分罢了。她说看过“洁”本，仍然觉得很好。
谈到她自己作品留传的问题，她说感到非常的uncertain(不确定），因为似乎从五四一开始，就让几个作家决定了一切，后来的人根本就不被重视。她开始写作的时候，便感到这层困恼，现在困恼是越来越深了。使我听了，不胜黯然。
不过，一个作家实在无法顾忌这些，她说，我现在写东西，完全是还债还我欠下自己的债，因为从前自己曾经许下心愿。我这个人是非常stubborn（顽强〉的;她又补充一句，像许多洋人心目中的上海，不知多么色彩缤纷，可是我写的上海，是黯淡破败的。而且，她用手比划着，就连这样的上海，今天也像古代的“大西洋城”，沉到海底去了。她说这话的时候，有一种玉石倶焚的感慨。
她随即问起我写东西时的情形来。我说自己创作的时候，很慢很苦，弄到最后，厌烦到了极点，甚至想将它扔掉。当然登出来以后，又不一样，因为换了一副面貌了。她笑了起来说，她不是这样的，她写作的时候，非常高兴，写完以后，简直是“狂喜”！她用嘹亮铿锵的音调，说出“狂喜”两个字。我想她的作品，为何这样感动人，大概和“狂喜”有极深极密的关系罢！
她说写过一部英文小说，兜来兜去找不到买主，预备将它翻出来;不过有些地方还得改。另外用中文写的军阀时代的长篇4、说，写了一半搁下来了，也想把它赶完。还有两个短篇，极待整理出来。她要想写的东西太多太多，不过她不大喜欢谈尚未完成的东西。
又譬如美国人的事情，我也想写的，她说。“哦？”我有点不敢相信。但随即想起她的《第二炉香》，人物完全是香港一地的英国人，便不再淹异了。不过，我写的东西，总得酝酿上一二十年，她又说。我问是不是要写这么久呢？她说不，是指要隔这么久才写得出来。
从她的三层楼公寓辞别出来，已经凌晨2时半了。这次会面，足足谈了7小时。然而仍有很多话，觉得没有说出来。是她说的，像这样的谈话，十年大概只能一次！又说朋友间会面，有时终身只得一次。那么，我应当感到十分满意了。走向清空明亮的柏克莱街头，手里捧着她亲笔题赠的《怨女》英文本，和^0.5香水，刹时间，它们幻化成为珍贵的历史性的“南朝金粉”和“北地胭脂”〈《怨女》英文名我想张爱玲很像一只蝉，薄薄的纱翼虽然脆弱，身体的纤维质素却很坚实，潜伏的力量也大，而且，一飞便藏到柳荫深处。如今是“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的时候。又想起《第二炉香》里，描写一个人极大的快乐，“在他烧热的耳朵里，正像夏天正午的蝉声，‘……吱……吱……吱’一阵阵清烈的歌声，细，细得要断了；然而震得人发聋。”是的，蝉声是会震得人发聋的。
这不正是张爱玲的写照么？
夜访张爱玲补遗
书桌：张女士的起居室内，有餐桌和椅子，还有像是照相用的“强光”灯泡，惟独缺少一张书桌，这对于一个以笔墨闻世的作家来说，实在不可思议。我问起她为什么没有书桌？她回说这样方便些，有了书桌，反而显得过分正式，写不出东西来！我想起自己见识过的留美学人或者作家的书房，千篇一律一张四四方方大书桌，四围矗立着高髙低低的书架，堆满了书，中、西文并列。只有张女士的书房例外，看不到书架和书桌。不过，她仍然有一张上海人所谓“夜壶箱”、西洋称之为night talbe的小桌子，立在床头。她便在这张夜壶箱上，题写那本她赠送给我的英文书《怨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