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人做吐司都是将面包切成约一英寸厚的片，将它们放入烤面包机中，然后在上面抹上食材。但是，有一个工作日的早晨，当我在一家不熟悉的餐厅排队等候时，餐厅里面包师做土司的样子居然让我目不转睛。
他一丝不苟、专心致志，像一直在让球很靠近球台的乒乓球运动员。面包师膝盖略微弯曲，手腕来回快速抽动黄油刀，眼神显示那是种如行云流水般的过程。那家名叫“红门”（Red Door）的咖啡馆是个小店面。它就“挤”在旧金山闹市区一个时尚地带的角落。那里有工业式的艺术画廊和活动场地，Facebook、微软、Evernote以及谷歌都是那儿的客户。咖啡馆的柜台后面仅有三名员工在忙碌：一人泡咖啡、一人接待点餐，还有一名“灵魂”人物，他在做吐司。他面前整齐排放着几条烤过的长面包。那种面包和名牌沃登面包一样，形状四四方方，像一列火车车厢。但还是可以看出，它们都是手工制作，而且新鲜出炉。在咖啡馆简明的菜单上，吐司是单独列出的——每片售价3美元。
我用了几秒钟“领会”它的意思：在菜单上，吐司已经上升到“手工食品”所在的位置，就如印在它前面的杯子蛋糕和莳萝泡菜一般。于是我点了些。味道相当不错。尝起来就是吐司的味道，但更好吃。
几个星期后，我来到101号公路沿线的小镇佩塔卢马。那里距离旧金山北部约一小时的路程。镇上有家名叫“阿克里咖啡”的小店，店里菜单上半数餐点都罗列在“土司吧”这个标题下面。没过多久，我与我的妻子女儿去了旧金山迪维萨德罗街，并去了趟“米尔”店。那家店灯火辉煌，既是咖啡厅又是面包店。灯光照着店内的柱子和抛光的混凝土地面，整间店好像一家简朴的苹果专卖店。两台收银用的苹果平板电脑之间放着一块小黑板，上面写着当天供应的吐司餐单。那里供应的吐司和别处的或多或少不外如是：厚厚的优质面包切片，方形截面，上面抹着少量的杏仁酱、杏果酱或海盐。
有一天，我又去了红门，问经理为什么那样安排，为什么全是吐司？“赶时髦。”他说。
对此，我做出了两个反应：首先，我翻了翻白眼，这是当然的。这吐司显得多么可笑，多么故作多情，多适合旧金山的潮流。其次，我不由自主地为自己的发现感到有些兴奋。我想知道，手工吐司进入布鲁克林、芝加哥或洛杉矶需要多少周？我们要多久才可以看到，知名网络杂志Slate发布吐司的报道，告诉全体美国人，他们做土司的方法都是错的？还有多久那样的报道才会产生强烈的反响？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我觉得有必要去寻找花式吐司潮流的起源。这种土司是如何兴起的？能决定它发展的是什么？我都想知道。我认为，也许它有助于我理解那些看似微不足道小事为何能在旧金山兴起，然后在全国“蔓延”开来。对这些新事物，我总是后知后觉，理解得比较慢。我不知道自己想找到什么样的答案。当然，那个答案不可能让我永远难忘，也不可能多么地感人至深。但我的发现比自己能想象到的还惊人，还绝妙。
发现手工吐司这样的潮流，我不屑一顾。很快，其他许多旧金山人发现后就会无比愤慨。我最初搜寻那些风险很低的“游民”有什么行动。我看到，一家名为VentureBeat的当地科技新闻网站8月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这样写道：“4美元的吐司：为什么科技业会毁了旧金山。”
“炫富的最低起点已经提升到新水平，”作者朱莉·奥德尔写道，“我们不必去看歌剧，只需要在最基础的生活层面过度消费。”短短几周，4美元的吐司成为市内媒体的战斗口号，它很快被用来喻指新一代旧金山人浅薄和奢侈的行为，成为辛辣的嘲讽。成百上千的Facebook的用户争相分享这样的口号，此后有多篇文章相继发表。还有人向市长办公室发出请愿书，称旧金山市生活成本高，要求降低成本。
所有这些批评似乎都指向一家名叫“磨坊”的烘焙店。磨坊开在迪威萨德罗街，是个乡野和现代气息结合的地方。据我了解，那家店也给红门提供面包。所以，我以为已经找到吐司现象的源头。
但我错了。当我询问为磨坊制作吐司的面包师乔西·贝克时，他对自己做的吐司引起热议有点困惑。吐司变得如此受欢迎，也让他吃了一惊。“周六或周日忙的时候，我们会做350至400片吐司，”他告诉我，“这很不可思议，是吗？”
但贝克向我保证，他不是喜欢查克·贝里那种吐司成长史上的灵魂人物，而是让吐司走向大众的“猫王”：只不过是借东风乘势而上。贝克和其他人告诉我，我一直在找的地方在城郊外日落区，那是一家名为“麻烦”的咖啡店。
“麻烦”咖啡店的全名叫“麻烦咖啡和椰子俱乐部”。它的店面很小，与一所纯西班牙语教学的幼儿园相邻。这家店距离太平洋约3个街区，位于旧金山市风最大、雾最重又最偏远的一个地区。从做生意的角度说，我觉得“麻烦”的选址真是诡异得出奇。
“麻烦”的户外座位区由一根剥了皮的树干占据了大部分位置。树干侧卧，周围的长椅、台阶和围栏用废木材做成，但没有做桌椅。我在九月一个清冷的午后第一次来找“麻烦”，那里的客人懒洋洋地躺在树干上喝着咖啡，吃着烤面包片，看起来就像坦桑尼亚塞伦盖蒂平原的狮子搭在树的主干上。
这家店大概就像一间只能停放一辆车的车库那么小。它还有个L形的酒吧，用刷过很多亮漆的浮木做成。店里有一面墙装饰着一堆杂七杂八的工艺品，包括一套对讲机组合、一尊人体模型躯干和一些手工具。墙后面装着一套旧音箱。它不断播放朋克和摇滚乐曲。店里的收银机下面有个玻璃冷藏柜，里面很明显放着一堆椰子和葡萄柚。收银机旁是个钢质单片面包烘烤机。麻烦的特色是自制的厚片白吐司，上面覆盖着大量黄油、肉桂和糖：这是肉桂土司的变体。在上世纪80年代，那时我还小，就见过妈妈做过。似乎没有谁的妈妈不会做。因为有了让人回忆的联想，它成了第一个让我有这种怀念感的面包。
“麻烦”的女主人显然是旧金山吐司热潮的鼻祖。她34岁，名叫朱丽叶塔·卡瑞里。卡瑞里身材瘦小，两颊长着雀斑，有一双蓝眼睛。她有个精彩的吐司故事：上世纪80到90年代，她生长在克利夫兰一个蛮荒郊区的移民大家庭，父亲是来自意大利的裁缝，母亲曾是修女。一家人没有吃过多少标准的美国菜，除了必要时会吃肉桂土司。“我们从没吃过馅饼，” 卡瑞里说，“让我们心满意足的美式食物是肉桂吐司。”
“麻烦”咖啡店菜单上其他的主打产品还有咖啡、附带吸管和挖椰肉勺的泰国椰青，以及一种叫做“优果”的鲜榨葡萄柚汁。这种餐点组合比较奇怪，但对卡瑞里来说每一样都有着特殊的意义。她说，吐司代表舒适，咖啡代表速度和交流，椰子代表生存。因为椰子含有维生素C，可以靠它生存下来，优果也是如此。（卡瑞里已经做过实验证明这一理论，三年里她以椰子和葡萄柚汁为主食，“除非有人请我出去吃晚饭。”）
这菜单里还有一个成为特色的全精华餐，叫做“建造你自己的房子”。套餐包含一杯咖啡ˎ 一个椰子和一片肉桂吐司。“麻烦”的门口挂着一块绿色黑板充当的告示牌。 “我们是掌握实用技能的本地人，”告示里有句话这样写着， “喝杯‘麻烦’咖啡。吃个椰子。学会建你自己的家。我们会提供帮助。我们正在构建一个网络。 ”
如果说“麻烦”咖啡店让我的立刻有了什么感受，那就是，我不明白这个刻意隐姓埋名的咖啡店如何能成功。这里几乎没有室内座位，周围冷清且交通不便，居然能为一种新的食物供应成功走红的跳板。在某种程度上，这家咖啡店看起来让自己完全陷入困境，比如不提供外卖脱因咖啡、脱脂牛奶、大杯饮料和意式浓缩咖啡。在Yelp点评网上，一些评论者说，他们在“麻烦”咖啡店里试过用自己的手机拍照，结果遭到咖啡师的呵斥。“我最好别在分享图片的苹果应用Instagram上看到它（“麻烦”）出现！”有人据说这样愤怒地高叫。
不过大部分人确实喜欢“麻烦”。 我第二次去那的时候，看到店门外一直在排队。柜台收到订单后 ，客人都聚在店外，一起喝咖啡、吃吐司。虽然因为没有桌椅，他们不能成双结队坐下来，但他们这样聚餐更像是参加街区聚会的邻居，倒不像咖啡店的顾客。可能这种现象在旧金山最突出，因为没有哪位客人拿出手机来。
事实上，“麻烦”咖啡店非常成功，卡瑞里最近在邻近的湾景区已经开了第二家分店。在一个阳光的午后，我在那家分店与她见了面。她事先提醒我，她可能没有太多的时间交谈。但是，我们几乎谈了近三个小时。在公开场合，卡瑞里一身穿搭一直那么引人注目 ：一件露脐短上衣、一条黑色的裂纹牛仔裤、一双棕色系带皮靴。她总是绑着发带，把一头金发裹在《加勒比海盗》那位杰克船长风格的围巾里。她腰上的银质皮带扣刻着一只长啸的巨鹰。她身上纹有手工具模样的纹身，设计来自18世纪的墙纸图案。她的蓝眼睛炯炯有神，脸颊格外红润。在我们几个小时的长谈中，卡瑞里不时地中断交谈，几乎和每一个来店里的人说笑。
一开始， 卡瑞里解释说，“麻烦”咖啡店是一种设计陌生人之间自发沟通的社会学实验，她甚至还在开店前进行了实地调研。“我在纽约和旧金山进行了研究，我拿着一个三明治站在马路上，与人打招呼。却没有人跟我说话。但如果我站在同一个街角，抱着一个椰子会怎样呢？人们会和我讲话，”她还说，“我记下了到底有多少个人与我说话。”
至于她那家咖啡店狭小，那是另一种激发互动的方式。这样做的理论依据是，人们通常很难拒绝和自己相距9 英寸的人交谈。肉桂土司是一种百试不爽的缓和剂：无论是顾客点的餐食还在制作时，还是咖啡店里人声鼎沸、拥挤不堪时，抑或店里没有顾客想要的食物时，卡瑞里都会向客人提供肉桂土司。“没有人会冲吐司生气。”她说。
听到卡瑞里解释的那一瞬间，我就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她接着告诉我麻烦咖啡店迅速成为焦点的秘诀。它不止是一间咖啡店，更是一种巧妙连接的天才机制，是一种专为卡瑞里保持真我而设计的工具。
卡瑞里说，她上高中时得了分裂情感性障碍，有精神分裂和双相情感障碍症状。这种病的患者容易精神病发作，而且可能患上间歇性躁狂症或是抑郁症。
卡瑞里说自己的情绪已经明显偏向狂躁的那一极。但她的病几乎毫无预警征兆就要持续几个小时、几天，最严重的时候发作几个月。即使病情稳定时，她也在极力保持清醒的意识。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多年来她的主要方法是不遗余力地记笔记，尽量将重要的事情记在纸上。发病时，她感觉自己就像死了一样：有时候陷入幻觉、幻听，动也动不了，看也看不清，还有时会在街上瞎溜达。“有时我不知道自己是谁，”她说，“我的思维太混乱，会迷路12小时。”
卡瑞里说，患病的最初几年，她迷茫地抗争。上大学的时候病没有确诊，她替地下乐队联系演出，在录音棚和咖啡馆做兼职，就这样读完了截然不同的三所大学，它们各自位于全国三个不同地区。但病就像一颗定时炸弹，时不时地将她安排的生活夷为平地。室友最终总是排斥她，房东驱赶她，所有的社会关系土崩瓦解。雇主要么最终解雇她，要么偷偷摸摸不再给她排班。过了一阵子，她开始预先做准备，采取措施先发制人。 她说：“当别人开始逮我的时候我早就跑远了。” 30岁的时候，她已经在九个不同的城市生活过。
和很多人精神病人一样，卡瑞里也自己服药治疗，她用的是鸦片和酒精。但有时情况确实糟糕透顶。20岁以后那十年，她多次进出医院，动不动就流落街头。
1999年，卡瑞里住在旧金山，就读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有一天，她在街上溜达了很长时间，最后来到金门大桥西面的一个小海湾“中国海滩”。她给我详细描述了当时的场景：太阳在薄雾中若隐若现。海水刺骨，一群身穿紧身泳裤的俄罗斯男士浮出海面，走上岸来。一位老人躺在折叠椅上，在那种天气根本不适合日光浴的时候晒太阳。卡瑞里和这个叫格伦的老人聊起来。那人操德国口音，告诉她常常有人聚在中国海滩游泳，自己年轻的时候也经常在这儿游泳，但现在只是每天来晒晒太阳。
在那之后不久，卡瑞里离开了旧金山。（按她的说法：“那里的每一样东西都不复存在了。”）但偶遇的那位老人给她的印象最为深刻。此后五年，她先后在南卡罗来纳州、佐治亚州和纽约州打工。直到2004年，她驾车横穿美国，前往中国海滩。到那儿后，她发现格伦还在老地方坐着，就像五年前她离开时那样。那一天分别时，格伦对她说：“明天见”。此后三年里，他几乎每天都对她说这几个字。“他成了一种习惯安排，”卡瑞里说，“坚持不变”。
在公共海滩，一位老人和一名年轻女子坐在一起，也许这就是他们之间的安全距离。在这个距离，即使病情发作过去曾让卡瑞里失去所有的家园，相对而言也不会影响格伦。“他不会赶我走。” 卡瑞里说。她拿着笔记本坐在那里，格伦问她有关陌生人和椰子的那些实验。渐渐地，卡瑞里开始寻找其他能坚持做下去的事。她开始每天到中国海滩，和大伙一起去太平洋游泳，即使冬天也不穿防寒泳衣。她还开始逐步戒酒。卡瑞里在一家叫法莱斯的咖啡店找到工作，在那工作了三年。与此同时，她苦心经营，建立自己的朋友圈。这样她有困难的时候就能获得帮助。“困难”是她提到自己精神病发作时最常用的词。在得到帮助的同时，她也小心翼翼，留意不要给任何慷慨相助的人带来负担。
卡瑞里也发现，只要有那么点名气，就有把握能尽量多地认识人。为什么呢？她告诉我，她经常在咖啡厅打工。当她觉得自己状态不错的时候，卡瑞里会趾高气昂，魅力四射，卸下心防，有兴趣了解别人。“在哪她都能交到朋友。” “法莱斯”店的一位常客诺艾尔·奥利沃如是说。奥利沃在旧金山经营托管和项目代理，后来为卡瑞里提供了几个月的住处。他说：“大家会被她吓一跳，但她总是尝试沟通。”
在一定程度上，卡瑞里的这种合群表现是一种生存机制，正如她的纹身、日常佩戴的头巾、破牛仔裤和露脐短上衣。这种合群性可以体现为：认可她的人越多，她就越有机会自我认可。
但卡瑞里维持稳定的能力仍不是很稳定。住进公寓后又被房东赶走期间，她居无定所，卡车、公园、中国海滩、朋友家的沙发都曾是她留宿地。2006年，卡瑞里的老板有一天发现她夜宿店里，就对她说，是时候开辟属于自己的空间了。“他几乎等于允许我去做那些我知道自己应该做的事。”卡瑞里回忆道。从那时起，卡瑞里就清楚地知道，她不再是为他人工作，法莱斯从来就非常宽容。可她不知道怎么制定前进的蓝图。在中国海滩，她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满了关于勇气、荣誉及承诺的宏伟宣言。她还提到要建造属于自己的房子。“茱丽叶塔，你今晚不够钱吃饭了。”格伦这句话把她带到现实。然后，他问了卡瑞里一个以前反复在她文字中出现的问题：“现实中你有什么实用技能？”
卡瑞里的回复很简单：她擅长煮咖啡并善于与人相处。于是，格伦告诉她，那她就应该开一个支票账户。格伦建议她去市政厅咨询成立小公司。卡瑞里也遵循他的指示照做了。
卡瑞里从朋友那借了1000美金。2007年，她的“麻烦”店开业了。店开在一条生意前景惨淡的街上，那里臭气喧天、狭窄不堪，以前是做狗类护理的地方。经过重新装修，“麻烦”店焕然一新。装修材料全是卡瑞里以物易物换来的，装修人手都是她连哄带骗劝来的。为了装修，她还向认识的熟人多方征询建议。
卡瑞里给这家店起名“麻烦”。她说，这个名字是为了感谢所有在她困难时给予帮助的人。她将自制的滴漏式咖啡命名为“胆量”，称浓缩咖啡为“荣耀”。她将椰子也放进菜单，是由于过去有几年她都依靠这种简单的食物活下来，也是因为椰子确实帮助她和陌生人交谈。将手工面包放在菜单是因为它让卡瑞里怀念家乡：“过去那么长一段时间，我都过得不安生。”她说。而将“建立属于自己的房子”放入菜单则是觉得，因为有了“麻烦”，她也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
格伦的全名叫冈瑟·纽斯塔德特。二战期间，他还是个犹太男孩，那时与自己的双胞胎姐姐逃离德国。他目睹“麻烦”店开张，开店一年后去世。也是在格伦去世的2008年，卡瑞里怀孕了，产下一对双胞胎。其中一个孩子以她在中国海滩认识的这位朋友——格伦的名字命名。
同年，在自己的店里住了几个月之后，卡瑞里有了一套真正定居的公寓。她非常清醒镇定，也一直这样行事。她开始雇佣自己可以依赖的员工，和孩子的父亲一起制定了可以持续履行的监护协议。“麻烦”开始在媒体报道中出现，全城的顾客也开始涌来这里，品尝吐司、咖啡和椰子。
既要经营咖啡店，又要照顾两个孩子，每天还会去游泳，这样的生活让卡瑞里感觉越来越踏实，但她的精神病症几乎从未治愈。发病时，她只能一直工作。“我不知道怎么经营‘麻烦’，”她说，“我保持着进取。”2012年，在一次持续发病5个月后，由于卡瑞里第一次住院就医，确诊为情感型精神分裂症。接受目前的治疗方案后，她发病远没有过去那么频繁，但仍会发作。
卡瑞里说，“麻烦”实质上是让她活下来的一种工具。“我试图保持自我联系，”她说。就像她的一个旧笔记本，这家店已成为一些外在的参考依据，是辨识卡瑞里身份的一种指标。它是卡瑞里制定可靠的日常计划时最主要的考虑因素，也是她扩展朋友和熟人圈最有力的手段，现在那个圈子已经覆盖了店里所有的客户。这些天，卡瑞里有一次散步时说，如果在城里某个陌生的地方碰到一个泛泛之交跟自己打招呼，这可能会影响到她是否觉得在那个地方过夜跟在家里一样自在。“我每天穿同样的衣服，”她说，“每天走同样的路线。我拥有“麻烦”咖啡店，这样人们就能认出我的脸，才能帮助我。”
卡瑞里曾经在很多咖啡店努力做一名雇员，现在她雇了14名下属。在这项几乎闻所未闻的的咖啡业务实践中，她为员工们提供利润分成和牙科保险，还计划进一步扩大业务，也许再开四五家分店。有了这些实践，她希望有一天能为那些情感型精神分裂症的患者开家小客栈——碰到麻烦时病人有个安全的去处。
我回到东部，告诉一些朋友花式吐司的热潮已席卷旧金山湾区。他们听了只是笑个不停。那反映无非就是：真没脑子，真自作多情，旧金山怎么这样。但我打赌手工吐司会风靡全国。我听说纽约市西村已经有人目击卖这种吐司。
如果说吐司流行是一种社会传染病，卡瑞里就是最适合的带菌传播者。我们大多数人主要关注这样几种社会关系：重要的另一半、孩子、父母、少数密友。社会学家称这些为“紧密的关系”。但卡瑞里无法依靠这样的小密友团。紧密关系过去在她身上不适用，因为疾病让她不堪重负。所以，她要尽可能地建立多种关系——其实是多种较弱的关系去适应。而且，弱关系网可以传播思想。
如果一座城市的经济越来越建立在数字社交网络的基础上，在那里，简单的眼神交流就显得弥足珍贵。在那样的城市，茱丽叶塔·卡瑞里打造的小关系圈已经过时了，像是仿制品。卡瑞里建立它不是为了自我表现，而是为了自我保护。吐司盛行只是那个小圈子的一样产物。
几周前，我回到“麻烦”店，因为我还没有建起自己的房子。当我的椰果送来的时候，坐在旁边的小伙斜瞥了我一眼。一个人坐在那儿吃一片吐司，配上大个的热带水果，我突然觉得这么做有点难为情。后来，那小伙子对咖啡师说：“嘿，能也给我来一个椰果吗？”我们俩就这么开始聊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