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如何成为一名知心姐姐（意见专栏作家）的？
人们认识我一段时间后会问： “您是如何成为一名意见专栏作家的？”
简而言之吗？十年前，我在合适的地点（一次新闻工作会议上）、合适的时间（彼时《环球杂志》正在招募“知心小姐”）邂逅了这份工作。但让我们把话展开来说，它暗示着我的运气不错，客观环境又配合，而这两大因素往往是美国人不愿考虑的，我们宁愿相信自己的成功是先天禀赋和后天努力的结果，除此以外，别无其他。可运气的确发挥着作用。而且，如果你试图搞清楚周围人做了什么而获得现有的东西，会招致一些不太礼貌的行为——先被捧到天上、再被踢倒在地，这是最起码的。
客观环境同样关键。波士顿是一个特别的地方。并不是每座城市都能接受一个“怪人”的社会建议，这人自称“爸爸是罗马神话中的火神伏尔甘，妈妈是好战的外星来客克林贡人。”马拉松爆炸案发生后，本地博主吉姆·多德写道：“这个地方会把你整得嗷嗷叫，让你在哭嚎中找到自己的活法，一个钱儿不要地免费送给你，等你为此赢得诺贝尔奖了，再用奖牌砸断你的指关节。”除此以外，还有哪里能让身为伏尔甘·克林贡人后裔的礼仪专栏作家活得这么滋润？
建议专栏作家工作时所处的文化空间（令人尴尬的对话、误解，突然意识到从来没人知道该做什么）与九年来（几乎一直）风靡于电视的《宋飞正传》在每周四展示的空间如出一辙。在健身房淋浴时撒尿真的那么糟糕吗？雪茄店的印第安人都是种族主义者吗？你会对一位正在打喷嚏的无神论者说“保佑你”吗？善良的素食主义女孩该如何回应吉普赛人送给她的一片涂着猪油的面包？（最后两条是我加的，但是请告诉我，它们没被编入伟大的《宋飞正传》的情节中！）
现代世界太复杂、太有活力，很难与“规则”保持一致。在1990年代，我们发现了在电视上将那些事实戏剧化非常引人入胜，然而今天，我们更老了、更累了，只想得到答案。我想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建议专栏作家随处可见，有消除一般性痛苦的阿姨，有恋爱专家，还有解答办公室政治、儿童抚养或社会生活问题的各种顾问。
撰写这个专栏使我从两个方面受益。最喜欢的一点是它让我在聚会时跟大家总有话题可聊。我仍会援引这句话：“一个人要与异性朋友相处多久，才会坦承自己是阴谋论者？我太心急了，小事一点点，后果很严重。”那封信总会引发大讨论。
另一个好处是偶然我会扪心自问“知心小姐会怎样做？”从而提升自己的社交能力。最近我邀请了一位技艺招群的厨师朋友参加晚宴。我的烹饪水平远不及他，但知心小姐绝不会推卸女主人的职责，用如此微不足道的借口，使宾客无法尽欢！食物只能说得过去就好——客人们要的是谈话，以及不必自己做饭的免费大餐。就在上个月，由于一不小心给地址簿内的数百好友都发了“伊约”邀请函，我不得不穿上知心小姐水晶鞋，跳些炫目的舞蹈。（那天一大早，我都在找寻注销脸谱网个人主页的方法，所以，很庆幸没用宣布死亡的方式来了结此事)。
兑现承诺是好事，前提是有条件作出承诺
兑现承诺是好事，前提是有条件作出承诺。我希望在今后问题成堆的快乐岁月里，还能与知心小姐一道同行，不辜负大家的期望。
通过我们提出的问题，你可以看出我们是如何改变（和未改变）的。
2005年，当我开始撰写“知心小姐”专栏时，乔治•布什刚刚开始第二个总统任期，马萨诸塞州的同性婚姻婚姻合法化还不到一年，脸谱网的用户仅限于大学生。时代变了!下面是我近些年关注的一些新主题。
我们与社会生活中的新科技苦苦缠斗
我回答的第一个有关脸谱网的问题是在2009年3月，来稿人自称“写信人”。她问我，果有其事的话，该如果庆祝自己对同性恋有了新的认识。真是与时俱进的缩影啊！ 那只是一个短时间的简单印象。在同一专栏中，也曾有一位写信人称，在她们办公室，对电视节目的讨论总会被那些后来看节目的人所打断，令人烦躁：“（像数字视频录像机用户宣称的那样）不使用数字视频的人是‘老古董’吗？他们观看节目、广告或所有内容时，都要从头开始播放吗？”如果他们在2009年不是‘老古董’，现在肯定是了。我们处于世易时移的娱乐时代。
数字视频录像机、智能手机以及短信的广泛使用令人应接不暇，有时也带来烦恼。过去十年间，通信技术发展之快，远远超过了我们制定应对策略的速度。能在工作时接手机吗？短信中的标点符号重要吗？新技术呼唤新规矩。
新技术也诱使人们变得无礼。2007年10月，第一次有人抱怨朋友么对手机的注意远胜于对约会晚餐的关心，这一主题现在常被提及。主办者对嘉宾们专注于手机屏幕无计可施，甚至询问如果在席间，他们突然打开笔记本电脑、播放猫咪视频是否有助于解决问题。
我最喜欢的科技问题是一位写信人拼命想阻止朋友温和地侵入其女友的电脑，通过屏幕弹出窗口向她求婚。但是，知心小姐由衷赞美这种精心策划！当今社会，一位现实的女性为技术支持而非浪漫爱情而结婚。不管怎样，这样的求婚可以确保问题所涉及的那个女孩知道自己正在和什么人谈婚论嫁。
我们正被越来越多地卷入丑恶的政治气候中
在2009年出版的《知心小姐礼仪规范》一书中，我写道，“谈到所有针对文化战争和红州、蓝州（分别代表支持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州——译注），我几乎从来没有收到纯粹直白的政治问题。”哎呀。（该书的其余部分都表现得更成熟、更好，它在亚马逊网仅售7.99美元。我只是随口一说啊！）
直到2008年春天，我才收到第一个直截了当的政治问题，一个写信人担心家人间的红蓝州分歧会破坏结婚送礼会的和谐。我的建议是：事先让所有参与者同意不谈论政治话题，然后在两党支持的模式下严格执行这一规定。
脸谱网上的亲身经历很快使我懂得，政治辩论是一场可怕的灾难，我定期建议读者把他们反对的帖子藏起来。不过，有些帖子虽然避开了社交媒体，却无法逃避好用又过时的误报邮件转发。令人开心的是，我确实收到过一次信，来自某位此类邮件的受害者，信中义愤填膺地说，一位朋友一直把带有Snopes网站链接的垃圾邮件回复给她！哎，这个人没有知心小姐所希望的那样富有同情心、善于倾听。
当经验问题与看法混为一谈时，写信人也会感到“很受伤”，某位写信人总结得不错，他问道：“当亲戚和同时固执地认为科学问题与科学无关、而要跟政治或宗教挂钩时，怎样与他们进行有礼貌的讨论？”面对拒绝搁置政治分歧、反对“求同存异”的一方，许多人、许许多多的人同样愁眉不展。有位特别异于常人的小叔子（出于某种原因，这种事总少不了小叔子）认定兄嫂“观点愚钝，所以要‘推翻’它，”于是在圣诞节给两岁的侄女送了几把玩具手枪。我建议他推翻自己，太偏激了。
我们现在似乎都为钱着急上火
金钱总是让我们的社交生活复杂不堪，不相信我的话可以读一读简·奥斯汀。不过大萧条过后，经济阴云笼罩，其影响比彭伯利庄园更甚。2009年10月，一名女士的问题让我心碎，她想知道要不要参加邻居们的假日聚会：“我无法体面地回请，只是感觉自己像在蹭吃蹭喝，”她写道，“今年甚至连一件像样的感谢礼物也拿不出手。”当然，我告诉她要去。
与此同时，主人们也担心招待费用——我指的至少是那些写信向知心小姐求助的主人。另一方面，被请的客人们也给知心小姐写了信，说主人们已经采用了一些非常手段以缩减招待成本。比如，在一场晚餐宴上，主人的一位亲戚解释说牛排多么贵，“非常明确地建议”这名写信者为晚宴“做一点资金贡献”；再如，科德角的一些家庭主妇邀请别的夫妻共度周末，不过，客人要自带食物、瓶装水，还有卫生纸。
婚礼和其他特殊活动经常给我们增添额外压力，事实上人们很少愿意将自己的经济状况据实相告，这种状况导致压力加大。由于经济原因，一对新人选择不在教堂举行婚礼，却不知道如何在不透露过多细节的前提下向别人解释清楚。一对60多岁的夫妇需要减少给孩子们的圣诞礼物，但不知如何启齿。失业人员想知道怎样通知朋友，怎么回答别人对他们求职情况的问询，如何跟昔日的同事竞争职位。（我一般建议大家慎重行事，对有必要知道的事情稍加了解就够了，对别人难以启齿的隐私穷追猛打是不妥的。）
随着经济回缓，人们越来越想知道怎样应对朋友们的慈善和募资请求。当你对朋友为之筹款的机构不认同时，怎样才能大大方方地说“不”？要等到你十分确信他们已卷入传销的时候吗？如果不是轻松地说一句“很抱歉，我拒绝”，也可以给一个简单答案，无需多费唇舌。
过去十年里，在导致社交障碍的所有新病因中，大部分东西依旧没变。礼节规范的完善需要循序渐进。像所有群居动物一样，人类也会疑惑于怎样找到伴侣、怎样抚养孩子、怎样得到公平分配的食物，以及怎样解决争端。 如果你是大猩猩或是狼，生物本能会告诉你答案。如果你是一个人，可以给建议专栏作家写信。人类的生存状况面临着下面三项永久挑战。
我们很容易觉得被人利用
公平和互惠是人类的基本诉求，即：你帮我抓抓背，我就帮搔搔痒。有些不幸没有被搔到的人经常写信给我抱怨说，他们是唯一曾经举办过感恩节活动/组织过聚会/换过水壶的人。我给这类人的建议通常是，首先，回想一下亲人、朋友、同事曾为他们提供过什么帮助、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如果有一点点印象证明你的确被人利用了，请大声说出来！人的大脑总有一些奇思妙想，有时候“玛丽换过水壶”并不能使我们意识到“下次该轮到我来换了”，反而被解读为“玛丽总会换水壶的，所以，我不需要再考虑这件事。”
我常常收到接受者的来信——有时他们极度痛苦，欣然称自己为“受害人”——他们想知道受人恩惠后如何报答。有时候，坦白地说，他们不需要这么做。人们乐于助人，此举能让大脑产生令人愉快的化学反应。偶尔接受别人的帮助， 做个谦和、感恩的接受人也是一种善举。
如果别人的善意可能（有时确实会）收费——比如开发廊的朋友免费给你剪头和染发，隔壁的律师帮你指点迷津——那么你需要问一问。我收到很多很多来信，信件既来自专业服务的给予者，也来自接受者，他们不知道如何巧妙地询问或告知别人，某种善举是否应该收费。请提前对那些期望值做到心中有数，尴尬的交谈难以避免，只能延后。
我们担心是否有归属
人性的特点之一是思考社会生活时，总把人分为“我们”、“他们”。对一些人来说这是难以接受的事实，他们立马想到这种想法所导致的种族隔离似的压迫性恐惧。但是，我们-他们并不意味着两者之间是对立的。
新婚夫妻和其他派对策划者们必须决定谁进谁出，这一过程制造出数不清的麻烦。孩子们被邀请进入吗？宠物怎么办？假如发生不可进入的突发状况，应该怎么跟你的残疾朋友解释？女同性恋伴侣应该被邀请参加“女士之夜”吗？因为她毕竟是一位女士，或者将她排除在邀请名单之外，因为女士之夜的真正意思是指“无配偶”？这些问题决不简单。
关于我们-他们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应该怎样礼貌对待那些不喜欢我们的人？想想下这四个问题吧：一个没进行过变性手术的人能像她那些变性人朋友一样，被叫做“变性人”吗？天主教徒可以送给他的犹太朋友一张弥撒卡吗？因为后者的祖父去世了。对于一位非天主教信徒而言，参加天主教徒的婚礼时，什么样的礼节才算合适？一位新娘的朋友是“严格的无神论者”，她在准备宗教婚礼时，可否让这位朋友当伴娘？我的答案，按顺序来：不能，不可以，问一下，问一下。
这些善意问题的另一个面是当你被其他人“划在圈外”时要怎么做？当你告诉别人自己是律师，他们说“你怎么受得了？”时，或者混血的人被直接问道“你是什么人种?”时，该怎样作出礼貌的回应？一位金发丽人如何面对突如其来的、关于金发一族的玩笑话？（我肯定回之以一脸茫然的表情“我没听懂”，直到开玩笑的人意识到自己被耍了。）
我们总是挂念着孩子
美国充斥着惊人的多样性，不仅存在着种族和宗教的人口多样性，还有价值观、优先权和体验的多样性。这一点最生动表现莫过于写信人提出的关于孩子的问题，不光是他们自己孩子，也包括别人的孩子。
即使孩子还没到世上，问题就先来了，因为好管闲事的亲家和同事都很好奇你的生育计划。写信人思虑深远，甚至想到“可怕的两岁”现象与“多毛假说”不搭界。准备好迎接实战问题和不请自来的建议吧，关于自然分娩、母乳喂养、接种疫苗、割包皮、同床睡……争论无休无止。每个人肚子里都有一堆趣闻轶事，谁都有自己的观点，而且，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在他人的选择中被臆断了，或者有相反的担心。一对夫妻本来自己不想做试管受精却勉力为之，是害怕用过这种方法的朋友被冒犯。知心小姐从来没做过试管受精，但是她拿到了博士学位，并且清楚知道“我从来不会做你做过的事——对于我来说，那太疼也太贵了！”是一句称赞的话，而非侮辱。
当别人的孩子在公共场合调皮时，家长和非家长同样手足无措。我的一般原则是你不能管束别人的孩子，但是你总可以制定自己家的家规，防备各种年龄的来犯之人侵害你的人身和财产。当孩子的健康和安全受到威胁时，你也可以大喊一句。
一位写信人想知道的是，当他看见邻家一个未成年孩子在后院抽烟时他该怎么做。所以我问一位邻居（他有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如果遇到相同情况，他会希望别人怎么做。他说，那位邻居应该向孩子的父母打小报告。所以几周之后，当我看见我自己邻居的儿子在抽烟，就真地那样做了。（那就是你没有阅读我的专栏的代价，朱尔斯。希望你没惹上太多麻烦。）
职责所在，家长们想知道该如何对待那些把错误语法、含糖食物、不该得的礼物（特别是从靠固定收入生活的祖父母们那里获得的那些！）带进孩子们生活的人。
我最喜欢的是一对夫妻，基于各种女权主义原因，也是因为反对孩子“盲目迷恋皇室”，他们不想让幼儿接受迪士尼公主系列礼物。我向反对君主主义者指出，“在孩子心目中，‘公主’仅仅等同于‘穿着漂亮而独特的衣服、与动物伙伴对话’。“如果这个12岁左右的小女孩仍然崇拜皇室，她的父母可以用一本蒂娜布朗撰写的《戴安娜编年史》使她幻想破灭。
知心小姐的遗憾
有一些事我搞错了
Yatznu ra!
这是摘自于犹太人忏悔文的一行，在赎罪人，全体会众对着一张悔罪书告解。我用最大的声音唱出“Yatznu ra!”，因为那意味着“我们提出了不好的建议。”
我这样做过！我尝试不要经常这么做，如一般读者所知，我总喜欢说“视情况而定”，所以，我应该去做成人纸尿布的女代言人。但是，犯错是无法避免的。
撰写建议专栏是了解个人怪癖的一个极好方法。显而易见，我的怪癖之一是对废品抱有无法克制的厌恶。这使我相信，你可以把昨天的甜甜圈包袋子和咖啡杯交给今天在汽车餐厅的当班工人，他或她会兴高采烈帮你把它丢弃掉。但事实不是如此。
我也写过，偷偷溜进社区的院子掩埋袋装狗便便的行为是可以接受的，因为那总比在人行道上偶遇邻居时，你拎着一袋狗便便与邻居尴尬交谈更加合适。是的，我鼓励读者擅闯私人住宅。六个月后，我买了一条狗，开始带着它跟其他狗妈一起在公园溜达，数周内，在和邻居的交谈中我发现，人们并对狗便袋子的注意程度，并不比《广告狂人》中唐·德雷帕对一只点燃香烟的关注度更高。说白了，这只是一件可以让人们双手别闲下来的事情而已。
有时，即使建议是合理的，我还是希望采用不同的处理风格。当一位六岁女孩的母亲为在儿童之家与一些单亲父亲共同参加游戏聚会而忧心忡忡时，我在答复中所体现的容忍度远远超过她的偏见可以企及的程度。当有人来信询问，表面上说某人貌似减磅了，实则是为了恭维，这种做法算不算鲁莽？ 看着来信我心里一惊。是的，这是不礼貌的！在几年前的栏目中，我几乎不像今天一样对肥胖偏见深感难堪。想想我所说的话吧——当别人问起我是否减肥了，我的回答肯定是“对此前景十分有信心”。几年后我知道自己错了，减肥是一条艰辛之路，由于它导致了健康问题，我的体重急剧下降。
当然，我甚至没意识到那是我给出的最糟建议。我知道上面的忠告都是错的，因为我已对偏见、人性、狗便便有了全新的、更深层次的了解。但是，还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还有什么是我错过的？什么误解让我彻夜难眠？当我仅凭一个人写来的几行字，就对他们妄下判断的时候，是不是比写信人更冷酷？
我曾经提出的最糟糕的建议是给一位署名为拉姆斯菲尔德的什么人。这就是每一年我都忏悔的原因，要求人们宽恕我在不知不觉中所犯下的错误。
人们写信给建议专栏作家的五个理由（你也应该注意一下）：
1. 因为问朋友，后者就开始絮絮叨叨，他们不想听！在建议专栏发表评论的人有时挖苦说：写信人一定是没有朋友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废话！写信人当然有朋友，他们给我们来信的原因就在于此。
2. 因为他们与同事、配偶或朋友达成共识，通过咨询建议栏目作家来解决分歧。男生们，称呼我钱眼小姐吧，因为我仅是桌上那枚被弹起的硬币。
3. 因为他们想就某个问题，问问一位不相干的人。朋友、家人和同事更爱你，比咨询专栏作家更了解你，但如果你生活中出现任何变化，那些人也会受影响。
4. 因为写出你的问题可以帮助你拉近与它们的情感距离。一次很棒的经历是：我收到一封长信，在信件结尾，写信人通过神奇的写作练习解决了自己的问题，并告诉我不需要回信。太令人愉快了！
5. 因为他们喜欢专栏作家书写或思考的方式。有些问题刻不容缓，但写信人只希望我对他们最近发生的事情发表见解。像酒吧乐队一样，建议专栏作家是唯一来者不拒的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