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毕业演讲，请的是写Money Ball的作家迈克尔·刘易斯。他的演讲题目Don’t Eat Fortune’s Cookie，最常见的中文翻译是“不要吞吃命运的饼干”。这个题目单独看颇为费解，但若看过演讲全文，便能知道它的意思大概是，不要把好运当作自己应得之物，不假思索地享受。
美国名校的毕业演讲说到底也还是一种较为高端的“励志文”，但一个成功的美国人写出这样的文章，还是让人颇为感慨。在美国生活过一段时间之后，最大的感触就是美国人何其幸运，正如刘易斯所说，“处于世界历史上最富饶的社会”，平均说来，美国人所享受的资源大概要远超中国数倍，更不消说与更欠发达的地区相比了。
而美国人有时令人感到哭笑不得的无知和“何不食肉糜”的态度，大半也正是来自他们惊人的幸运。而他们这个社会又最崇拜个人奋斗、最信服个人能力，偏偏刘易斯对一群真正的常春藤名校“精英”说，成功绝不仅仅是关乎才能、禀赋、努力的事，相当大部分还要归功于好运，不仅如此，“最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如果你获得成功，你也同时曾获得好运——而运气带来义务。你欠了一笔债，不只是欠你的神。你也欠那些没你那么好运的人的债”。
这个演讲在中文网络上流传没有多久，国内高考结束，大学录取开始了。北大清华在北京录取分数低这个事，自然又拿出来说一遍。很多人义愤填膺，也有人逐条反驳。对于我个人而言，这是我大学四年一个心结，而拿到清华毕业证书之后，这心结仍未解开。这心结正是刘易斯说说的那笔债：我觉得我欠下了那笔债，而无论是在清华的四年，还是毕业后这四年，我所做的，都远远未能偿还。
在清华的时候，有人对我们说过刘易斯这样的话么？或许算有，至今记得新生培训时，时任团委书记的杨振斌说，“不要占着茅坑不拉屎，你不拉，换别人拉来！”但细想来还是不太一样。杨振斌的意思，是要我们必须努力保持优秀，好配得上我们在这大学里能享受到的一切条件，这无关人生态度，似乎有些“要对得起恩赐”的味道。虽然最后都要归结到“幸运者理当感恩”上来，但我更喜欢那个关于“债务”的说法，这债某种程度上说，是糊里糊涂欠下的，偿还它基本上要靠自觉，而很难用道德来强制，这是一件很个人的事。当然，刘易斯说法中的这种宽松，也正是幸运的结果。
幸运不能算是一种道德劣势，但它也绝对不是才能，不是一个人靠自己得到的东西，因而，也的确不应当被当成一个人理所当然配得的东西。我总觉得，哪怕不是为了责任云云，而只是为了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也应当对此有所意识。享受了好运的人当然能用各种办法来证成这种幸运的合理，但在我看来，就算能够，也还是不要这样做为好。
而从另一方面讲，我也觉得，厄运值得同情，但本身却不是德性。我是听着“我们那个时候”，“这种苦你们年轻人肯定吃不了”等等长大的，梁文道好像也说过类似的话，大意中国有种把苦难当崇高的倾向，似乎苦难或者厄运就确保了一个道德的制高点，一种评判他人的资格。但好运与厄运本质上相似，它们降临到人身上这件事情本身，是与个人道德无关的。
一般人们不会去追寻好运的源头，从它的偶然性中找到一笔“债务”，但人们却总是会追寻厄运的源头，很难接受它的偶然性。苦难是人类无法接受也无法理解的东西，是以圣经约伯记中，无端受难的约伯拒不承认自己有罪，而诅咒自己出生的日子。如果能为厄运找到一个不公平来作为源头，则痛苦可以用愤怒作为宣泄的出口。
这本身无可厚非，甚至是一种有正面意义的质问，但它很容易超出自己的限度，发展为在与这种不公平没有直接关系的人和事面前，也随意进行责问和批评。和把好运视为理所当然一样，这倒也算不上是什么错误。遭受到厄运的人当然可以宣称自己理应获得尊崇，斥责一切可以斥责的人或事。或许我没有资格说这样的话，但我仍然觉得，就算能够，也还是不要这样做为好。
这并不是说就要放弃对不公平（无论是不公带来的幸运，还是不公带来的不幸）的追问，更不是说人的经历和行为无从体现其品质与道德。恰恰相反，我觉得面对命运，积极、有意识的作为与选择，而非命运本身，才是人类品性的试金石。
在演讲的最后，刘易斯说，“你们都面对着那块多出来的饼干。你们也将面对更多。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发现你很容易觉得你本来就配得那块多出来的饼干。就我所知，你可以这样。但你可以更快乐，这个世界也可以变得更美好，如果你能够至少假装你不配。” 关于这段话，我只能同意一半。
幸运者的感恩也可能变成内疚，我们已经有了托尔斯泰这个极端的例子。说他死于这种内疚恐怕并不夸张，而他的反应，则可被讥为矫情与感伤主义。从另一方面来讲，面对厄运完全的平和与接受似乎也有泯灭善恶之嫌。但我想补充刘易斯的半句话说，认识到好运不是才能，厄运亦非德性，这个世界似乎可以变得更美好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