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魏得胜
十七世纪的欧洲。处于宗教专制的顶峰期，对于非传统的学术观点，或者说对神学构成威胁的论述，通统被视为“异端思想”。在当时，凡违禁者，不是被囚于阁楼抑郁而死，就是被施以火刑处死。
1632年，意大利天文学家、物理学家伽利略因出版《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宇宙体系的对话》，而被罗马宗教裁判所传讯。次年五月底，伽利略被羁。在看守所里，伽利略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他决定向当局妥协。这意味着，伽利略要放弃他的地动说，亦即放弃真理。
1633年6月22日下午5点，对于罗马宗教当局，对于渴望真理的人们来说，是一个对立的尖峰时刻。如果在这一刻，圣·库斯教堂的大钟被敲响，则意味着伽利略向当局，同时也是向荒谬低了头。
教堂的广场上聚集了很多人，其中就有伽利略的学生安德雷亚。此时此刻，他的心情比任何人都沉重。
在安德雷亚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的母亲就把他带到了伽利略的身边，母亲给伽利略当女佣，他则成了伽利略的小学生。因朝夕相处，伽利略与安德雷亚情同父子。对于伽利略的悔罪，安德雷亚自然有着与他人不同的感受。当伽利略置身于人生的十字路口时，安德雷亚已成人，他对时局有着自己的判断。
5点即将来临，他情绪焦躁地捂住了耳朵。时间指向5点零3分，钟声没响。安德雷亚情绪激动，他伸开双臂紧紧拥住伽利略的助手费德尔佐尼，不住地高呼：“他顶住了！他顶住了！愚蠢被战胜了！这就是说，人不怕死！”
然而，安德雷亚话音未落，教堂的大钟便轰然鸣响，众人瞠目结舌，呆若木鸡。安德雷亚的情绪一落千丈，他歇斯底里地叫道：“没有英雄的国家真不幸！”
安德雷亚并没有察觉，就在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老师伽利略已神情沮丧地走近他，血气方刚的安德雷亚怒不可遏：“酒囊饭袋！保住一条狗命了吧？”
伽利略平心静气地说：“不，需要英雄的国家真不幸！”伽利略的意思是，如果一个国家正处在某种灾难之中，伽利略没有充当英雄，而是选择了屈服。
伽利略的命是保住了，但他并没有获得人身自由。此后的8年多时间中，伽利略作为宗教法庭的囚犯，被软禁在一所农舍里，直至死去。伽利略在被软禁期间，凭借微光写下他的另一部伟大著作———《关于两种新科学的对话》，并耗时6个月抄下其副本，由安德雷亚偷偷带出意大利。这也正如一首诗里所说，“知识越过国境线”。
不过，让我感兴趣的却是安德雷亚与伽利略的一段对话。
见到被软禁的老师伽利略，安德雷亚仿佛变了一个人，他说：“我们说您的双手有污点（指悔罪），您说，有污点比双手空空要好些。”伽利略说：“这话听起来很现实，很像我说的话。”
安德雷亚接着又说：“您还说过，‘考虑到种种障碍，两点之间最短的线可能是一条曲线。’您赢得了闲暇时间来写只有您才写得出来的科学著作。倘若您在火刑柱烈焰中终此一生，那人家就是胜利者了。”不料，伽利略却说：“他们是胜利者。没有什么科学著作是只有某一个人才写得出来的。”
这句话令安德雷亚十分费解：“那么，当年您为什么要悔罪呢？”伽利略坦率地说：“因为我害怕受皮肉之苦。”
这样的话，不啻为一个晴天霹雳。不要说在当时，就是在人类文化史上，享有盛誉的科学家以及其他学科的带头人，又有几人敢如此坦率地承认内心的猥琐呢？伽利略的坦诚，并没有损害他在学生心中的形象，因为他的这个学生，历经风雨，已经懂得了很多。
伽利略的不同就在于，当学生懂得什么更为重要的时候，当一切暂趋缓和的时候，他又回到了大师原有的位置上来，并开始自责：“有数年之久，我和当局一样强大。但我却把我的知识拱手交给当权者，听任他们为了自己的目的决定用、不用或滥用。我背叛了我的职业。一个人做出我做过的这种事情，是不能被容于科学家行列的。”
也就是说，伽利略至死都没有原谅自己的懦弱，尽管这是他的权利。一个矛盾的伽利略，一个未经掩饰的伽利略，才是一个真实的伽利略。我们不怕科学家没有成就，也不怕科学家性情文弱，就怕科学家没有说真话的勇气。
左岸记：
1975年，有环保组织拍摄了，爱斯基摩人猎取海豹的“残酷镜头”。该组织警告：如果不禁猎，格陵兰海豹将在五年内灭绝。这个“心灵炸弹”式的新闻，引起全球关注。1983年，欧洲禁售幼海豹皮，整个海豹皮毛市场崩溃。海豹猎人们断了生计，十一年内152人自杀。孟加拉国是最穷困的国家之一。联合国曾指责当地企业雇用小童工。于是童工被解雇，只能流落街头。联合国最终让步。
我们抢救一朵小花时，是否践踏了无辜的小草？我们一厢情愿的善举，又是否伤害了不该伤害的人？
刘墉：与一位昆虫学家聊天。他说，台湾是蝴蝶王国，上世纪80年代之前，蝴蝶大量出口，“单在黄蝶翠谷，一年就能抓五六千万只”。我惊呼：“这不是灭绝物种吗？”他却笑说：“错了！后来蝴蝶出口贸易没落了，当地的蝴蝶捕捉得少，数量反而减少”。原来，黄蝶翠谷在十天内，就能新生一两千万只蝴蝶。如果无人捕捉，数量太多，吃光了树芽造成“粮荒”，就会导致大规模死亡。蝴蝶越抓才越多，这与我们自以为是的想法，有多大的不同。
因为有时，答案和问题并不在同一条直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