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起自杀事件都令人感到极度悲痛，这种绝望的自裁给逝者的家人、朋友及同事留下无尽的内疚和伤痛。沈文天(Martin Senn)——去年12月之前一直担任苏黎世保险(Zurich Insurance)首席执行官——的自杀带来的伤痛更令人刻骨铭心，因为三年前，该公司首席财务官皮埃尔•沃蒂耶(Pierre Wauthier)也用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5月末，沈文天在自己位于瑞士克洛斯特斯(Klosters)的度假屋自杀，据称他一直难以适应卸任这家瑞士跨国公司掌门人后的生活。去年，在苏黎世保险收购英国保险公司RSA未果、并在美国和中国遇到问题之后，沈文天同意辞去首席执行官之职。目前，该公司正在进行重组及削减成本。
十年前，我曾忍受过一段抑郁症的折磨，这段经历影响了我对沈文天自杀的反应。用“忍受折磨”一词形容很恰当，任何有过此种经历的人都可以证实这一点。“一段”(episode，也指连续剧的“一集”——译者注)是精神科医生使用的术语，好像这是一部悲惨肥皂剧的组成部分。幸运的是，我的抑郁症没有复发。
不过，那段经历让我对这种疾病有了警惕性。当听说有高管因“失眠”、“疲惫”、“精疲力竭”（或是企业对焦虑、抑郁的一些其他委婉说法）而辞职或者休假时，我总会回想起那段经历给我带来的教训。
教训之一是，情绪障碍(mood disorder)在董事会成员中非常普遍。人们很容易将苏黎世保险两名高管先后自杀视为一场罕见、陌生的悲剧，类似于杰佛瑞•尤金尼德斯(Jeffrey Eugenides)1993年小说中的“少女之死”（那部小说是由多名仰慕者讲述的五姐妹自杀的故事）。
但连官方估计都暗示，每个董事会都可能至少有一位有过抑郁经历的成员。2014年，7%的美国成年人称在过去一年经历过较严重的抑郁期；16%的美国成年人一生中至少有一次被诊断为患有抑郁症。
如果传闻可信的话，对董事和高管而言，这一比例或许低估了。我就知道好几位患过抑郁症却不愿承认的高管，包括伦敦金融城(City of London)一家公司的合伙人以及一名内阁大臣。还有一名富时100(FTSE 100)成分股公司首席执行官——工作时神采飞扬，但回家就躺在黑暗的房间里。
从这之中可以得到第二个教训：像沈文天、沃蒂耶这样走上职业生涯巅峰可能意味着你会变得更脆弱。抑郁症并非精英特有的疾患——它分布广泛，弱势及低收入群体在生活中遇到的许多事情，都会让人突然患上这种心理疾病。但非凡的成就带有其特有的风险。
“工作狂”就是其中之一。沃蒂耶的遗孀回忆道，“他通常只睡七个小时，其余时间都是一手拿着黑莓(BlackBerry)，一手拿着笔记本电脑”，他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这种状况对他这样的职位而言并非罕见，对那些收费高昂、因此对客户有求必应的专业人士而言也很常见。
一项对挪威雇员的最新研究发现，样本人群中的“工作狂”员工比其他人更焦虑、更抑郁。在工作狂员工中，有34%达到了医学上的焦虑症标准，相比之下，这一比例在非工作狂员工中仅为12%。
是加班让你变得焦虑，还是焦虑的员工更喜欢加班——其中的因果关系并不明确。正如精神病学家所言，在一定程度之内，焦虑是自我调适的结果：它可以帮助人们取得事业上的成功，但也会让人们处于危险之中。
一路高飞的成功人士有重蹈伊卡洛斯(Icarus)覆辙的危险——这位希腊神话中的人物是最早的“高飞者”，他飞得太靠近太阳，身上的蜡翼融化，因而坠落。有些成功人士一路就读于精英中小学和大学，在职场上也成就斐然，因而没有遇到过严重挫折就进入了中年。当最终遭遇挫败时，对他们的打击是巨大的。
在人生取得此般成功之后，他们自然会相信自己的人生受到了上天的眷顾，但当突然发现自己与其他人一样可能犯错时，他们自然会手足无措。英国政治家伊诺克•鲍威尔(Enoch Powell)说，所有政治生涯的结局都是失败。商业生涯也同样如此：多数到达职业金字塔顶端的首席执行官都不会在这一位置待很久。
有些人可以接受这一现实，其他人则会产生引发抑郁的生物反应。尽管如此，苦闷往往是短暂的。一次挫折不会终结一个人的职业生涯；一时的抑郁未必会演变成长期、反复发作的抑郁症。抑郁症可能难以根除，但中年危机往往只发作一次。
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了这些问题，而且在帮助陷入抑郁的员工方面做了更充足的准备。抑郁症不再是奇耻大辱，但依然有那么多人选择隐瞒自己患有抑郁症的事实，这表明耻辱感依然存在。对抑郁症感到羞耻加剧了患者的痛苦，而且可能引发灾难性后果。
精神病学家经常会询问抑郁症患者：“你的心情怎么样？”我的回答是，过去不好，但现在不错。这就是为什么苏黎世保险高管自杀如此令人悲痛的原因。一时的绝望在过后看来都如同过往云烟。生活可以重头再来，成就可以重新创造——只要你好好活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