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排的短发女生说：“我二十一岁，为什么活得却像是四十一岁？每天都被很多压力裹着，论文、GRE、考研、找工作……”因为情绪激动，她的语速急促，像是迫不及待要把胸中的郁结释放出来，她的单薄身躯承受不住了。
这是北京大学的一堂讲座课，我是这堂课的讲演者，台下是新闻学院的三年级学生。他们的表现出乎我的意料。他们大多出生在一九八七年前后，在九十年代后期度过青春期。这二十年经济扩张、物质丰裕、资讯发达、中国日渐卷入全球化的过程，也是意识形态死亡的二十年。
我们曾本能的相信，这种环境将孕育出更独立、更自由、对世界了解更宽阔的一代人，而他们将把中国社会带入一个新阶段。但事实好像并非如此。这堂课程像是这一代人困境的某种缩影。在讲课环节时，我发现他们对世界所知甚少，十五年前我读书时被认定为必须知道的人类历史和重要人物，他们几乎都很陌生。
而在交流环节时，他们都抑制不住的表达自己的受挫感，他们感觉到社会的巨大压力，不相信个人的意志与力量，感到自己一直在遵循别人的要求而生活。诗歌、爱情、理想主义，这些青春必要的元素，在他们的生活普遍性的缺席。
接触的时间短暂，或许我的观察不可避免的带有偏见。两天后，我在《南方周末》上读到了关于义乌工商学院的“超级毕业生”的报道。这所学校的副院长是个狂热学生创业支持者，学生最普遍的创业方式是在淘宝网上开办自己的小店，他们中最成功的一位叫杨甫刚，他二十四岁，刚毕业不久，却已月收入四万元，还僱用六位员工，其中一位还来自名校武汉大学。
在就业形势严峻的此刻，他是这所默默无闻的学院的奇迹和希望。如今，这所学院正变成一所淘宝创业家的乐园，宿舍里堆满了纸盒子、接不完的电话，年轻人大部分时光都消耗在网上——他们是一群网络世界的小商小贩。副院长贾少华则对记者说：“延续培养精英的老思想，那是误人子弟。”
北京大学和义乌工商学院，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两个极端，却陷入同样的困境——教育的目的和意义，彻底缺失了。大学失去了独立性，不仅屈服于学业压力，也臣服在社会生存压力之下。而年轻人，这些代表着国家与社会未来的新血液，一方面缺乏灵魂上与知识上的引导者，缺乏保护和鼓励，另一方面被提前推入赤裸裸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竞争中，被挤压和驯服，用自己的青春热情和创造力来交换生存哲学。他们没有被当作一个个人来看待，而只是巨大的经济社会机器上的一个齿轮。
我理解那个北大女生的感慨。即使在中国最知名的学府，教育理念也很少被提及。这所大学担负着盛名，却早已交出了原则和信念。日趋严重的教育产业化正扼杀掉它的生命力。它本应是中国最精英的大学，为这个国家提供最杰出的头脑、最富批评性的观念、最具理想主义的青年。但它对于这一使命，视而不见。那些费尽心机考入这所大学的青年，在短暂的虚荣心被满足之后，发现了无穷的失落。
他们渴望在这里被启发，被引导，被激发出生命中最灿烂的东西，并寻找到自己最想走的道路。当这一切都没有时，他就只能成为流行观念的俘虏。他要成为别人希望的自己，他要和很多同龄人在同样的社会标准进行同样的竞争，于是竞争就变得残酷无比，他越发迷失了自己。
我也理解贾少华的感慨和杨甫刚的选择。是啊，这样一所学院，既没有传统也没有现实的师资和学生的竞争力，它唯一的优势在于它背靠这个出名的义乌——全球小商品的集散地。与其让学生在校园里无所事事四年、或者学习那样僵死的知识，不如让他们及早进入社会。但很显然，贾少华误解了“精英教育”。
今天的中国大学教育僵化、刻板、陈旧，不是精英教育。而他提供的解决之道，或许不再刻板、陈旧，却只是一种带有新的毒性的解药。他使教育彻底庸俗化，事实上，他的方法没给学生带来任何新的价值，学生们只是提前变成了小商贩。
他们的成功也是如此脆弱，就像《南方周末》的记者潘晓凌总结的：“最低的运营成本、最充裕的时间，再加上青春无敌的精力，这些全天粘在电脑前的超级学生们拥有难以复制的竞争力。”但是，义乌已有太多这样的勤奋小商人，或许他们的很多父母都是如此，那么这所学院的存在还有何价值，另一座有个学院名字的批发市场吗？
在某种意义上，二十岁左右的这一代人，或许是最不幸的一代。他们生活在物质、资讯过分丰沛、精神与价值却如此匮乏的年代，也是一个技术手段不断革新的年代，目的和意义却消失了的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