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尔，我会主持首席执行官圆桌辩论会。他们爱炫耀，这一点令人厌烦，但是偷听他们的高层次对话几乎总是有所收获。
最近，我为另一群更有趣的人主持了一场工作餐会。他们每个人都在领导公共或私营部门组织的数字化变革，领域涉及金融、电信、媒体。在场的有一位发明家、一位前电视制作人、一位风险投资人和两位计算机专家。
作为唯一的外行，我曾预想这个晚上会充满令人生畏的技术讨论。然而，与他们的老板不同，这些人希望坦陈他们所面对的管理挑战。一个人说，这种不作记录的讨论就像治疗会一样：名字或许可以叫做“匿名管理者”。
参加者们提出的一些问题是容易预料的：新技术和旧系统之间的摩擦；飞速的数字化进步与滞后的文化改变之间的错位；司空见惯的因为不得不实施混乱的策略而感到的沮丧；以及被困在IT部门内部的长期问题，用一位在场者的话说，“什么事情都会怪到IT头上”。
然而，当这群人开始抱怨一个问题的时候，我感到很惊讶，在我看来这是职场生活中细枝末节的一部分：头衔。首席数字官(CDO)们格外烦恼。“哪个人会去亚马逊(Amazon)问谁是首席数字官？”一个人问。“这就像是在一家报纸设一个‘首席报纸官’一样，”另一个人讽刺道。
我可以向你保证，首席执行官们从不抱怨他们的头衔——除非是抱怨头衔太少或者抱怨股东维权人士试图剥夺他们的某个头衔。
首席数字官们希望改换头衔这一点之所以耐人寻味，是因为他们属于其他人理应渴望加入的高管行列。
2012年，咨询公司高德纳(Gartner)预言，“首席数字官”将是“未来10年最令人兴奋的战略性角色”。在光辉国际(Korn Ferry)列出的2015年“需求最大的‘首席’职位”中，首席数字官紧随首席创新官之后，排在第3位。猎头公司Harvey Nash最近对首席信息官（通常从整体上负责技术政策）进行的调查发现，每5名首席信息官中就有1名和首席数字官共事，这个比例比上一年增加了1倍多；其中有13%的人实际上希望当首席数字官。
对于咨询师提供的数据，你不妨打个折扣。他们的目的是将服务卖给首席数字官或者猎头，对后者来说，每个以“首席”打头的职位都可能是捞取佣金的对象。然而，共识似乎是首席数字官的头衔对每个人来说都很诱人，不这么想的只有现任的首席数字官们。
在外界看来，对头衔的艳羡或者憎恶都有点可笑。我在餐会上自我介绍时指出，与我本人“管理编辑”的头衔相反，我既不管理任何人，也不编辑任何东西。但在大型组织里，头衔很重要，头衔是权威的标志，是“方便之旗”——挥舞这面旗帜的人能在战略讨论中占据一席之地，或者获得对预算的某种控制——头衔还是对职能的简洁描述。首席数字官，就像我的“管理编辑”的头衔一样，似乎并不符合最后一点。
任命首席数字官有时只是董事会展示他们在对“技术性颠覆”风险做一些事情的方式，无论这些事情到底是什么。承担这种定义不清的新角色的人发现他们必须努力开拓一个空间。一位在场者表示，她更愿意被称为“首席变革官”，以体现她受命掌管的变革的规模。
另一位在场者担任首席数字官已经几个月了，他发现同事们最初将他的计划称为“约翰的战略”，然后是“数字化战略”，直到最近才令他满意地将其称为“战略”。
这场讨论或许只是体现了高涨的雄心，从财务到人力资源，哪个高管不向往具有战略性影响？但我认为这些管理者对头衔的不满指向了并不遥远的未来的一个时刻，当每个人都以数字化方式工作，“数字化”这个词就会消失。现在任命一位首席数字官甚至有可能推迟这个时刻。
就如一位首席数字官在席间指出的：“我的工作就是让这个角色变得多余。”你可不会听到首席执行官把这种话挂在嘴边。
译者/石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