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许纪霖，华东师大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
我是做文化研究的，所以不从经济角度、技术角度讲“工匠精神”，主要从文化角度来解读一下“工匠精神”。
李克强总理把“工匠精神”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这段话他是这样说的：鼓励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
最近对“工匠精神”有一些讨论，但是“工匠精神”不能仅仅简单地把它理解为只与技术有关、和经济有关。实际上既然谈到了“精神”，它就不是一个技术的问题，实际上它是一种文化，精神一定是文化。
所以我今天重点要从文化的角度谈一谈何为“工匠精神”，怎么能培育出“工匠精神”，“工匠精神”意味着什么。
中国在全世界已经崛起，在GDP上已经成为世界第二，而且成为当仁不让的世界工厂，就像19世纪的英国一样。但是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既是世界工厂也受到了很多的批评，说中国是“山寨大国”。中国人学习能力很强，模仿能力也很强，但是现在中国现在有多少自身的创新？有多少工艺？这个恐怕现在还是一个问号。因为中国的产品“中国制造”在世界的形象，就像几十年前的台湾货一样，价廉未必物美，用了几年东西就坏了。
我们怎么能像德国和日本一样成为一个工艺的大国，像美国一样成为一个创新的大国？这是一个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大的转型。在这个大的转型里面，李克强总理提出的“工匠精神”，恰恰是要实现转型当中一个不可缺少的文化元素和精神元素。
首先要从这样一个高度来意识到“工匠精神”，这不是一个解决技术的低层次问题，这是一个有很高层次的重要问题。
讲到“工匠精神”，在中国历史上过去有四大阶级“士、农、工、商”，“士”是士大夫特权阶级，“农、工、商”阶级里面“工”竟然在古代中国排在商人前面，仅次于“农”。那个时候的“工”是手工业者，古代中国的这些手工业者是有他们的精神的，这就是“工匠精神”。
中华五千年文明非常灿烂，因为我们为世界提供了非常灿烂的物质文明，而这个物质文明里面有很多都是世界瑰宝。例如我们去台湾一定会去台湾故宫，去故宫大陆游客就排队去看玉雕的大白菜、红烧肉，当然还有各种各样的瑰宝，这都是当时古代中国的匠人、这些手工业的艺人他们创造的。
雕琢出这样的精品是今天人做不到的，那是需要一种精神的，这种精神是一种精益求精的精神，这种精神在古代中国可以说是非常普遍的。当然一定有市场需求，这个需求和当时的贵族有关。
当时的士大夫、贵族大商人他们有这个需求，所以他们需要养一批工匠，来能够打磨出来今天成为文物的这样一些瑰宝，这是一个需求。第二个需求就是宫廷，宫廷也要养一些手工业者，然后能够生产出一些顶尖的玉器、陶器、金器等，以显示皇家的气派。
所以在传统中国你们可以看到，工匠精神是存在的，一个手工业者、一个匠人，他自身最大的尊严是他的产品是独一无二的，最后被宫廷或者是哪个贵族所收藏，这是他一个很高的成就。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工匠要有一种工匠的精神，不仅仅是为市场生产。
“工匠精神”追求的是自身的艺术价值，而不是市场的价值。到了今天这种追求已经失传了。特别到了20世纪以后，这追求受到了一次毁灭性的打击，首先1911年推翻了清朝，没有宫廷了。然后又杀了贵族，各种各样的贵族像割韭菜一样割掉了，高端工艺品的需求减少了。
特别是1949年以后，由于我们闭关锁国，限于长期物质的匮乏，普遍的生活贫困，重要的问题变成一个叫“急剧增长的人民需求和生产力不足的矛盾”，所以最重要的问题不是说要生产出那些在技术上、专业上精益求精的产品，而是为人民大众他们的一般生活需求的产品。在这种背景里面可以看到，“工匠精神”已经开始慢慢地丧失了。
当时还有一点依稀保留，你们要知道毛泽东时代最高的称呼除了“同志”之外还有“师傅”，现在叫“先生”、“老师”、“老板”，那个时候叫“师傅”。“师傅”当然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除了先进思想之外更重要是他的技术要好。技术分八级，八级的钳工不得了，很牛。
那个时代里“工匠精神”算“又红又专”，“专”那部分依稀保留，因为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知识没有用，卑贱者最宝贵。所以那个时候技术依稀有那么一个东西，再一个“又红又专”的大背景下它有所保留。
到了90年代以后中国发生了剧变，市场经济以后，整个氛围追求GDP量的增长。地方政府追求GDP，企业家追求赚快钱，他们注重的不是产品的价值本身，而是它的市场价值。怎么多快好省地生产更多的产品，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收益。产品的市场价值远远压过了产品本身的价值，这就刺激了许多假货、伪劣产品，形成了今天中国的“山寨大国”观感。
从宏观经济来说，当投资出口这两驾马车还在增长的时候这个问题显示不出来，这两年由于投资出口增长都遭遇瓶颈的时候，内需又不足，这个时候这个问题就突出了，怎么提高产品的质量，提高产品的工艺，而不是仅仅量的扩张。于是工匠精神的回归就呼之欲出。
“工匠精神”的提出是有这样一个背景的，我把他称为“回归”。意思是说，不是中国文明里面没有这种精神，而是这种精神被压抑了，今天怎么把他重新召唤回来。
究竟什么是“工匠精神”呢？怎么理解呢？当然从技术的角度可以有很多的解释，我今天主要想从文化角度来谈一谈“工匠精神”何为。
什么叫专业精神？德国有一个大思想家马克斯·韦伯，韦伯贡献很多，他最早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秘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到今天世界影响都非常大的名著，讲资本主义怎么产生的。
不要以为资本主义和商业有关，商业文明古已有之，几个有影响的大的民族，商业都是很古老的一个现象，中国也是这样。在西欧最早商业最发达的是地中海国家，威尼斯是当时的地中海乃至整个商业的中心。
但是现在所熟悉的这套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竟然没有最早发生在商业最发达的地中海沿岸，特别是是威尼斯，而是发生在荷兰，然后是英国，那是什么原因？没有人把这个秘密破译出来。
韦伯做了一个宗教和文化的分析，他发现这和宗教有关，意大利是天主教国家，天主教的宗教伦理当中，人是有罪的，在现实世界是一个黑暗之城，上帝之城才是光明之城。所以人活在现实生活是没有意义的，最重要的是你要赎罪，最后进入天堂。所以你在现实生活当中成就越高，你们越说明你是罪人。“富人要进天堂，要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在这种背景里面谁愿意去赚钱？
但是17世纪新教出现以后把这些都改了，因为在新教看来一个人谁能进天堂这是命定的，命定以后你怎么来显示你是上帝最好的选民呢？就看你在现实生活当中的成就，成就越高越能证明是上帝最好的选民，你有可能进天堂。所以新教国家的人开始改变了，为了进天堂拼命地工作、拼命地赚钱。
现在的人赚钱是为了享受，为了积累财富，甚至非理性地积累财富。刚刚揭示出来原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贪污了2。5亿，这个2。5亿他子子孙孙像愚公移山一样吃不完用不完，贪腐到了非理性的地步了。
但是最早在这些清教徒看来，赚钱仅仅是为了进天堂，所以韦伯用了一句话“入世禁欲”，他们积极地工作，但是竟然是清教徒，清教徒就是在生活上非常节俭，对于自己的欲望极其克制的人。
美国最早的福特汽车公司的老板老福特，那个时候已经是亿万富翁，还是穿了一双破皮鞋，一身旧西装，每天早上喝清咖啡、吃黑面包，这是他清教徒一生的生活，他赚钱主要是为了证明“我是上帝最好的选民”。
要知道今天的中国有点像19世纪的英国，就是工业革命经济高速增长，用今天的话叫做“野蛮生长”。但是与“野蛮生长”还是有区别的，比如今天的中国和19世纪的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很像，虽然都有一点野蛮生长，那个资本原始积累，羊吃人也是很可怕的，当时马克思极力批评了当时资本主义早期的黑暗和野蛮生长。
但是当时维多利亚时代是很保守的，他还有一套宗教观念，可以称为《有信仰的资本》，这是英国的一本书，介绍了19世纪英国十几个著名的企业，比如说今天很熟悉的联合利华。这些企业拼命地赚钱，赚了这么多钱又不消费，就做公益慈善。因为公益慈善是按照上帝的意志要求做。所以这是“有信仰的资本”。
我们今天说的这套现代企业制度，那种拼命地赚钱，但是早期有一个宗教伦理在制约着他，这和后面不一样，后面当然今天西方也和中国差不多，“入世纵欲”了，宗教已经退潮了，更多的人进入消费主义，特别是1929年资本主义之后消费主义成为主流，如果消费疲乏，经济就要出问题。
但是早期有一个东西留下来了，就是我说的“志业精神”，我前面说“工匠精神”就是一种专业精神，也叫“志业精神”，这种精神是什么呢？我们讲一个“天职”calling，就是最早一代的资本家、企业家，他们是为了上帝而投身于工作的，所以他们赚钱是内心有一种呼唤，上帝声音的呼唤就是calling，叫天职。
到了后面慢慢的整个社会开始世俗化了，很多人不信教，不可能都是为上帝工作，很多人不再有宗教信仰了。支撑你拼命地工作这种精神哪里来呢？
很多人认为“这就是一个饭碗，这是一个职业”，这是大部分人对自己工作的态度，但是工匠精神的背后不是一种职业，而是另外的东西叫做Vacation，“志业”。与你内心的志向有关，志业可以说是天职的世俗版本，你不是为了混口饭，为稻粮谋从事自己的工作，你是为了自己内心的一种声音、一种召唤在从事自己的职业，这个职业就叫做志业，工匠精神就和志业有关。
什么叫志业？美国有一个著名的伦理学家麦金太尔，他有本名著《追寻美德》，麦金太尔在这本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精彩观点，他说虽然人都追求利益，但是有两种不同的利益，一种叫外在利益。外在利益是对权力、财富、知识的追求，我们现在的话叫做“身外之物”，这些追求叫做外在利益。
外在利益的特点是可以替换的，比如最初追求知识，做学问，后来发现做了半天的学问没什么回报，工资很低，社会也看不起我们。算了，下海经商吧，转而追求财富了。追求了半天财富，觉得商人的地位也不高，还是做官吧，又去追求权力了。这都是可以转换的，这都是外在利益的追求。
我们今天很多年轻人不断地跳槽，从这个行业跳到那个行业，这背后驱使他的都是一个外在利益的追求。哪个利益能够有更大的回报感，我去从事哪一个，这就叫外在利益。
但是麦金太尔讲，他说还有一种利益叫做内在利益。内在利益就是“金不换”，就是你所追求的那个利益其实也是不可替代的，“非此不可”，是你内心渴望的，他不是为了换取一些很具体的身外之物，是为了满足内心他觉得一种好的生活，我觉得只有从事这个，我觉得才是我内心的渴望，这就叫作内在利益。
志业，Vacation是什么，Vacation就是一个能够满足你内在利益的那个职业。聪明人通常能够从事好多工作、好多行业，干什么都灵，但是往往有一些人觉得他有自己内心独特的追求，觉得只有干这个他才过瘾，这就是他的志业。
“工匠精神”恰恰他的动力来自于这样一种志业，这种志业用今天的话说就叫做专业精神。
今天我们有各个行业，每个行业里面都有自己独特的专业品味和专业价值，你不从事这个行业你是体会不到的。所以最重要的什么叫“专业精神”，你进入其中，你能够对你从事的这个专业的内在品味有深刻地理解，而且愿意去钻研它、体会它、追求它，把它作为自己的梦想。
然后我不是为了换钱，钱不是主要的，所以我愿意不计功利地投入把它做到完美，因为这是我的内在利益，这就叫做专业精神。
各行各业都有专业精神，在中国很多行业里面大部分人是很难体会专业精神的，甚至很难从这个专业里面得到一种内在的享受和快乐，这就是问题所在。
今天中国的问题在哪里？中国今天到处崇拜的是财富，而不是有特殊技艺的工匠。 我们今天有各种各样的排行榜，都是财富的排行榜，好像谁拥有最多的财富谁就是这个时代的英雄。
但是我们缺的是什么？如果我们需要有一种普遍的工匠精神，我们今天缺的是专业技术的排行榜。比如现在的手机，现在说华为压倒小米了，为什么压倒？说他现在的销量压倒了，还是个财富的标准。很少说从专业技术角度，从行业声望角度，来排排行榜。说销售量苹果不是第一，但是专业技术行业声望目前为止没有一家可以和苹果叫板。
但是我们中国太重财富了，只认钱，从政府到民间、媒体、商业，各种各样的排行榜都以财富作为标准，我称为“外在价值”，但是缺乏的是一种“工匠精神”所体现出来的这些“内在标准”：专业技术排行榜、行业声望的排行榜没有。
假如我们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搞一个这个这样的排行出来，肯定影响很大，特别是在深圳这个地方，深圳在行业技术、专业声望很多地方都是领先了，这种排行榜的推出才会有一个可观的指标。
我们都知道有一句话叫“会笑的人是最后笑的人”，各行各业的竞争背后谁能笑到最后？真正能够脱颖而出的是具有这种工匠精神的人，最看重的不是财富、金钱，而是最后能够看重在自己行业里面能够领先的人。
华为不上市我觉得是对的，一上市就要受到股东的压力，各种各样的利润报表，就受到了各种各样外在的因素。但是如果不上市，压力会小得多，会专心致志地来追求自己的行业和专业技术那个内在的价值。
2. “工匠精神”是一种信仰
工匠精神不仅是一种精神，而且在我看来工匠精神还是一种信仰。我前面讲现在的企业这套制度竟然是从新教伦理里面脱胎而出的，他就和宗教有关，宗教是一种信仰。
这里我要引用20世纪大作家沈从文先生的一句名言：“文学之于我，不仅是兴趣，而且是信仰。”这句话我看到以后，有一种触电一样的感觉，要支撑你从事一个专业，乐此不疲地受到各种挫折还愿意钻研下去，与它终身为伴。
有时候仅仅靠兴趣你是撑不住的，兴趣是可以发生转移的，但是一旦兴趣成为你的信仰了，那就是真正金不换了。“工匠精神”对于工匠们来说，实际上是一种信仰。
我们都非常喜欢苹果手机，乔布斯把苹果的产品无论是电脑还是手机，做到了极致。这个产品不仅在技术上是极致，而且还是一个艺术品，从技术和艺术来说都是完美的。有一个词叫做“技艺”，这个词我非常喜欢，既是技术又是艺术。他在技艺的层面上做到了完美和极致。
一个产品要做到完美，到了很高的阶段之后，每提高1%，他的投入可能就不是1%，而是10%，甚至更多，是以几何基数增长。
一般人如果只追求市场的价值，会觉得得不偿失，但是乔布斯的逻辑不是商业逻辑，他就是一种工匠的逻辑，他的动力就是对内在利益的追求，我要把我的产品从技术和艺术都做到完美和极致，所以今天才有一个无人可挑战的苹果，那个永远都让人怀念的乔布斯。
中国媒体有一句神评论，说中国人老是想着job，所以永远出不了Jobs！”因为乔布斯有一种工匠精神，我们没有。
大家都说年轻人要有理想，世俗时代的理想主义精神是什么？我们不必提得太高，一讲到理想主义好像一定要是道德上的圣人、有家国天下情怀，理想主义在我看来就是从你脚下这块地方做起，就是把你所从事的工作做到完美、做到极致，而不是把它看成是一个养家糊口的饭碗。理想主义的精神恰恰是你有一种专业精神、志业精神。
要有这样一种东西，当然你要对自己的领域、对工艺的敬畏感，当然要有竞争，但是仅仅有竞争是不行的，我们以前很相信市场，觉得市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通过自然的只要是市场的自由竞争，自然而会产生优质的产品。
但是如果缺乏一种工匠精神的话，在野蛮生长的市场早期阶段，胜出的可能往往不是那些工艺最好的，而往往是那些粗制滥造的，“劣币淘汰良币”。
市场经济时代，有一种伦理叫做“工作伦理”，或者叫“职业伦理”这就是对自己专业是有责任感，你是把自己的专业看成一种信仰，就可以培养出一种伦理的精神。
马克斯·韦伯有另外一个著名的看法，他说人都是有理性的，但是人的理性有两种，第一种理性叫价值理性，第二种理性叫做工具理性。
价值理性就是一个人在从事自己行动的时候，只为自己的动机负责，为自己的目的负责。对于一个宗教徒来说，“做到尽可能的完美，把结果交给上帝。”这就是一种价值理性，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这就是价值理性，当然这是一种信仰。
但是现代社会是一个世俗社会，大部分的人是不按照这种价值理性来行动的。大部分的人不问这个选择、这个行动终极目的是否合理，是否有意义没意义，他只设定很具体的目标，只问要达到这个目标我该如何行动，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方案，又通过什么样的一种工具我来实现这个目标，这就叫做工具理性。
韦伯就讲，现代资本主义、现代的企业制度，实际上就是工具理性所支配的。只生产，不问最后生产出来，比如原子技术，最后对人类有利还是有害，现代人普遍的行动方式都是工具理性，当然这也没什么好指责的，如果没有工具理性，今天的财富、今天的技术不可能有这样一种爆发性地增长。
但是在今天我们这个社会里，我们会发现由于资本主义产生以后，包括18世纪启蒙运动以后，人的理性方式只用了一种工具理性的话，最后我们的生产、我们的追求财富的最终目的被忘记了。
似乎追求财富、追求所谓欲望的满足成为我们唯一的生活目的，随着人类财富的增长，我们拥有物质的增加，人类的幸福感并没有因此而增加，反而在减少。这是价值理性会问的问题，而工具理性不会问这个终极的目的为何。
涉及到各个行业的生产开发，当我们仅仅是为了盈利、为了赚快钱，为了市场的需求，这仅仅是一个工具理性。但是，究竟怎么样，为了什么，我们为了实现一个什么样的价值，这个终极性的目标今天却被淡化了。一旦每一个行业他自身的行业内在的价值被淡化以后，这种工匠精神因此就衰落了。
前不久放映的是吴天明最后的作品《百鸟朝凤》，我看了以后很震撼，一个唢呐匠的故事，，这个“匠”特别好，他追求的就是那种唢呐自身的精神。老唢呐匠说：吹唢呐不是吹给别人听的，那是吹给自己听的。
《百鸟朝凤》在我看来是一曲挽歌，是一曲中国古代匠人精神的挽歌。吴天明触及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大问题，即工匠精神的匮乏。
现在各地都在提倡创业，你仅仅有工具理性可以创业，但是创不了大业。创不了像华为、腾讯，阿里巴巴这种真正的大业。为什么？创大业的人是要有梦想的，马云有一句名言：“梦想总是要有的，万一它实现了呢？”这句话是对年轻人讲的。
但是我们对梦想的理解不要狭窄，在我看来梦想和目标是不一样的，目标每个人都有，现在凡是自我理性能力很强的人都有一套人生规划，但是这个东西叫“目标”，目标是具体的，但是梦想是抽象的。
马云的梦想是什么？一开始搞黄页，他的梦想是要为中小企业服务，这是他的梦想。他不是仅仅为了赚钱，他有他的梦想所在。以这样一个梦想作为一个价值理性，然后一步一步往自己，最后做大、做强。
前不久发生了一个大事，阿尔发狗打败了人类，在人与机器的围棋大战里面，这个事情轰动了全世界。这家公司后来被谷歌收购了，谷歌是一家什么公司？谷歌竟然是一家“10%的人负责赚钱，90%的人负责胡思乱想和科技创新”的公司。
谷歌是这样一家公司，他不是赚快钱，他不是把所有的主要精力都是用于赚钱，他造就的梦想，这就是人类的梦想，开发出以前人类都难以想象的，连科幻作品只是依稀猜想到的那些梦想，他要努力地实现它。
所以从这一点而言，创业需要什么样的禀赋呢？韦伯曾经讨论过政治家，他说一个真正的政治家需要三方面的禀赋：
第一，价值理性。对自己认定的价值目标的生命关切和献身热忱。就是一个大政治家必须要有信仰、有梦想，这种梦想是伴随他一生的政治的。像奥巴马就是一个有政治信仰的人，他在位期间他要推行全民医疗改革，这个差点让他下台了，后来竟然让他成功了。
他说“哪怕我因此下台，我也要追求全民医疗保险”，因为美国和欧洲比在全民医疗保险实在太落后了。一个真正的政治家一定有自己的一套信仰，为这个信仰愿意献身的。当然仅仅有这个是不够的。
第二，要有现实的使命感，并为实现这一使命所必须的责任伦理。一个政治家不是教徒，他还要有现实感。当我在实践我自己的目标的时候，你要对你的结果负责，一旦你会发现这个结果伤害到了你的信仰，比如说我是为人类思考的、我是为人类服务的，结果我最后的行动伤害了我的信仰，危害了人类，我就要因此承担责任，这就叫责任伦理。
美国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他到了50、60年代积极起来反对美国政府的原子能政策，他觉得这个原子能技术若不加以束缚会毁灭人类。现在全世界的原子弹可以毁灭地球20次，他就站出来激烈地批判美国政府和不加约束原子能技术，这就是他所担当的责任伦理。
第三，对现实超越感情的冷静判断和深刻理智的洞察能力。这个当然是更稀贵的素质，韦伯讨论的是政治家，在我看来一个好的创业者，一个有工匠精神的创业者，不仅仅靠一种献身精神、责任伦理，而且需要第三条，那种冷静的判断和洞察能力。这三种禀赋和气质，才构成了一种全面的创业能力。
今天这个时代聪明人很多，聪明人干什么都行，转行特别快，今天发现这个潮流领先了，我立马转行做这个，那都是聪明人，聪明人是没有自我的，他不断在变。虽然他够聪明，跟得很快，他也小有成就，立马就跟上了。但是你会发现不断转行的人未必能够做成大事业的人。
从这一点而言，有时候不是比聪明，是比谁更傻。“傻”是指的他就认一个死理，我就干这个。当然这个也不能是一个夕阳产业，他还是认定这个行业还是有前途的，由于各种原因处于萧条期，但是只要做下去，依然有可能死而复生，这是一种傻子精神。
往往一个行业的大事是傻子来做成的，而不是那些外面来的随时准备开溜的聪明人做成的。傻子是什么？有时候就是一种游戏精神，，游戏就是好玩，没有太功利的目的，也不追求成功，没什么道理就是喜欢。沉湎于其中。
工匠精神有时候也是这样，不是为了钱，只是喜欢这个。工匠精神讲到最后也是一种游戏精神。
工匠的最高境界就是游戏，因为游戏就像工匠一样，用一种喜悦的方式来欣赏自己的努力。游戏这个东西要么不成功，一旦成功就是大成功。工匠精神不要内含牺牲和痛苦，而是快乐。
有一年我在香港看到香港电视记者采访那年那获得诺贝尔奖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华裔学者崔琦教授，记者傻乎乎地问他：“崔教授，你每天在实验室，一定很辛苦吧？”
崔琦教授淡淡一笑：“我每天都是怀着好奇的心情进实验室，不知道每天的实验结果是怎样的，像小孩子一样期待实验的结果，每天进实验室都像过节一样快乐。”
美国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萨义德，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他有一本很有名的《知识分子论》，讲了一句名言：“知识分子就是一种业余精神”，现在大量的知识分子成为了专家，做研究、著书只是为了稻粮谋，对自己从事的专业一点兴趣都没有，就是为了换来职称、收益、课题。
但萨义德说知识分子就是一种业余精神。以此推广，工匠精神也是一种业余精神，你要把专业的事情做业余做，因为专业一定有某种功利的目的在里面的，但是你一旦把他看成业余，那就没有上班下班了，业余与专业之分，因为这就是你喜欢做的事。有可能干出一番大事业。
著名的创业青年导师李开复，他当年辞去了微软的高薪自己出来创业，他的老板想不通，我给你的高薪是任何人都抵挡不住的，为什么李开复竟然说“No”，为什么？李开复后来说，他的梦想，就是要帮助更多的年轻人创业，最重要的，是要听从内心的声音。
什么叫成功？一个真正的创业者，一个具有工匠精神的人，他成功的标准不是外在的、市场的、世俗的标准，多少财富，多大的公司，他的成功是一个自在的、自我的标准，“最大的成功就是做最好的自己”。
所以李开复教导很多的创业者说，最大的成功就是成为你最好的自己。问题是很多人不知道最好的自己是什么，所以盲从，跟着大潮流走，大部分人只能“跟”，无非是“跟得上”和“跟不上”的区别。
但是最优秀的人就像孔夫子所说的“虽千万人，吾往矣”，他认准的目标一般人是不在意的，但是他能够看到这个目标代表了未来。就像当时谁都不看好马云，不肯贷款给他，只有日本软银的孙正义独具慧眼，给了他投资，让马云成就了“最好的自己”。
这两天上海正在举办电影节，有一场讲座竟然爆满，300人的会场涌进了600人，这就是好莱坞的大佬李安来了。李安的一番话，第二天媒体纷纷报道，我的微信也被他刷屏了。
很多人问他中国电影什么时候赶上美国，因为中国的电影票房马上要超过美国了。李安给大家泼了一个冷水，他说：“我希望大家慢速成长，我就是一个36岁才晚熟的艺术家。”
李安说现在中国人都在想着赚快钱，各种资金都涌入了电影行业，但是都是要求你几年里面达到多少收益。这样的急功近利是出不了李安的。
今天中国各种各样的人才培养工程，各种各样的课题项目创新孵化器都是速成式的，要求你立马成功。比如我们接课题要求三年，最多五年必须完成。谁都不是傻子，我当然不会报一个风险大的项目，就弄一个保险系数比较高的，好像有创新，实际上是一个保证不失败的平庸项目。
今天中国对于科研的投资，在全世界也是数一数二，但收获甚少。最近大红大紫冒出来的，竟然是一个名不经传的河北科技大学，一个从来没有人听说过的副教授韩春雨，他带领自己小小的团队发明了一种第四代的基因编辑技术，发表在世界顶级的《自然·生物技术》杂志上，据说很有可能因此而成为诺贝尔奖的候选人。
韩春雨只有50万科研经费，实验室也很简陋，团队更是很寒酸。如今媒体蜂拥采访他，追问他成功之道，韩春雨说，我十年没发表论文，河北科技大学也没有把我除名，给了我宽松的、自由的研究环境，养着他。
韩春雨本人也非常淡泊，有一种真正的工匠精神，这十年他不随波逐流，像前面提到的崔琦教授那样，认准一个方向，在实验室里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这证明，玩出大东西的都是“傻子”，都是有工匠精神的傻子。但中国的“傻子”太稀罕了，“聪明人”太多了！
工匠精神上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有品味，你要做出优质的产品，首先你要知道何为卓越，何为平庸，要有专业的品味。但是今天这个时代只讲多快好省，是不讲品味的，只讲市场价值，不讲专业的品味。
比如在大学里面，急功近利地要求老师和学生发表、发表、发表，但很多学者连基本的专业品味都不具备，你还指望他能够出什么卓越的成果？还能带出优秀的学生？在我看来，这种以发表为核心的培养工程应该降降温了，在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阶段，更多地应该放在培养和提升学生的专业品味上。
3. “工匠精神”追求的是卓越
品味这个东西最重要的是细节，细节决定成败，我们与日本的差距，不在格局，而在细节。中国人格局很大，但细节粗制滥造。工匠精神是精益求精，在细节上下功夫。
细节的功夫所追求的是卓越，卓越的产品未必有最好的市场价值，特别在一个急功近利、野蛮生长的市场里面，假货打败真货，平庸战胜卓越，比比皆是。
因此，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实际是一种贵族品质，贵族虽然也在意财富，但不将财富作为终极的价值，贵族的终极价值是对卓越、对品味的追求。
无论是卓越的产品还是创新的产品，最后都离不开工匠，需要有一批在专业行业里面孜孜不倦地追求自己独特性的工匠来努力，而这种努力需要很多改变，首先要从教育开始着手。
中国今天的教育是一条羊肠小道高考，但是你在德国、日本这些工艺大国教育是双轨制，你读书读得好可以高考，但是如果你不是读书的料，喜欢当工匠，没关系，他们有非常发达的职业教育，乃至于高等职业教育，让你有足够的发展空间。在德国、在日本，一个工匠、一个高级的技术工人蓝领，同样受到了社会的尊重。
我们很多人都去过日本，你会发现他们连一个小小的糕点，都做得那么精致，在东京吉祥寺有一家叫“小笹”的小店，卖的是羊羹，小小3个平方米门面，一年的营业额竟然高达3亿日元，将近2300万人民币。他们每天只卖150个羊羹，每人限购5个，要早上四、五点钟去排队才买得到，至今46年，天天如此。
羊羹源于中国，后来传到日本，这家“小*"所生产的羊羹，既是食品，又是艺术品，有顾客如此赞美：“美貌到舍不得吃，美味到忍不住不吃”。这就是传了几代人的工匠精神，追求极致、追求完美的工匠。
整个日本社会对这些匠人非常尊敬，甚至崇拜，一点也不亚于对科学家、企业家的敬意。
在欧洲，德系国家对匠人也非常尊敬匠人，所以德国的工艺世界第一，瑞士的钟表至今无人匹敌。这些国家有非常发达的职业教育，世界上还有一个竞赛一般人很少了解，叫做“奥林匹克世界技能大赛”。德国在世界技能大赛里面囊括过所有的金牌，遥遥领先。
这个技能大赛到去年已经43届了，这几届中国选手也拿了几块奖牌，但中国的媒体很少报道，可能觉得“这玩艺儿，蓝领的活嘛。”我们所崇拜的英雄都是坐办公室的，或者在实验室的，在商务大楼里面的。在现场的电焊工，再怎么伟大，也没有人看得起。
前不久山东的蓝翔高级技工学校一下爆得大名，因为他们的校长对学生说：“你们要有出息，如果你们不好好学本事，我们就和北大清华没什么区别了。” 虽然蓝翔培养的开挖掘机的毕业生收入未必比清华北大的毕业生低，但依然赢来社会一片嘲笑，蓝翔出名，似乎是一个笑话，但是，中国缺乏的，恰恰是像蓝翔这样的培养高级技术工人的职业学校。
高级蓝领的市场需求缺口很大，而一般白领严重过剩，但是人们还是争先恐后要考大学，不愿进入职校。这里面有一个“丈母娘价值”：宁愿将女儿嫁给穷白领，而不嫁给富蓝领。
为什么？因为从孔夫子开始，就把人分成两种，“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哪怕再穷，白领也是“治人”者，是管理者；而再富的蓝领，也是“治于人”，是被管的。
另外一方面，我们又是一个文凭社会，有大学和研究生文凭的白领以后有希望升迁，而没有大学文凭的蓝领永远是打工的。这是一个非常无奈的现实，形成了中国人非常顽固的价值。
从这一点而言，我们需要很多制度的改变，特别是教育制度的改变，也需要一个文化的改变，整个社会要像德国、日本一样，尊重工艺人、还工艺人以精神的尊严，同时提供给他符合其身份的社会报酬。
价值观的改变，要从改变制度开始，特别从教育制度开始。要尊重工匠，尊重手艺人，尊重工人阶级。首先要给他们的劳动以合理的、体面的报酬，尊重他们对社会的独特贡献。这不仅是政府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
我举一个例子，苏州的双面刺绣很出名，但前几年找不到好的绣娘，因为绣娘都面向市场，拼命提高产量赚快钱。现在有一些收藏家，就将苏州最好的绣娘养起来，不给她定指标，每年给她固定的收入，让她按照专业的内在标准，不惜工本绣出最好的作品。
在中国，已经有一些令人可喜的变化正在形成新的趋势，注重专业、注重内在品质的工匠精神正在在市场的夹缝里面慢慢生长出来，有了工匠精神的复苏，中国才有可能从一个山寨大国慢慢转型为一个工艺大国和创新大国。
当然，这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我们要有耐心，更重要的，是从自己做起，从制度变革开始，形成尊重工艺、尊重工匠、追求专业品味的好风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