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夏季奥运会主办国、世界第七大经济体、曾经的新兴市场明星，如今再次接近“失去的十年”的边缘。最新数据显示，拉美最大经济体巴西的经济总量在2015年萎缩了3.8%，创下过去25年最糟记录。这一数字同时意味着，至少有150万巴西人失去了工作。
尽管巴西近半个世纪来多次经历危机，但现在几乎没有人认为情况能很快好转。巴西央行的调查显示，2016年经济将继续萎缩3.45%。倘若如此，巴西将陷入自1901年有记录以来时间最长、幅度最大的经济滑坡——GDP在将近两年内收缩超过7%。
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统计，巴西通货膨胀率从2014年年底的6.41%上升至2016年1月的10.71%。2015年10月，巴西失业率一度达到7.9%。三大国际评级机构中，标普（Standard & Poor"s ）和惠誉（Fitch）都将巴西主权债务评级下调至垃圾级。
最近一年，巴西遇到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与其它新兴经济体相似：中国经济放缓引发的大宗商品暴跌、美联储利率正常化导致资本外流。过去十多年间，盛产原油、铁矿石以及农产品的巴西成为大宗商品“超级周期”的主要受益者之一。从2001年至2011年，巴西年均经济增速达到3.9%，经历了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最好的十年。
但从2011年至今，瑞信（Credit Suisse）编制的巴西大宗商品指数已下跌超过40%。2015年，巴西对外出口同比大幅下滑14.1%，与2010年相比更是下降超过25%。随着投资者撤出资金，2015年巴西雷亚尔兑美元贬值幅度超过33.3%。
结构性弱点
比这些“外伤”更致命的是，巴西自身存在结构性弱点：糟糕的生产率和“自杀式”公共开支。
巴西决策者奉行贸易保护主义，将企业与国际竞争隔离。这样做的一个结果是，在OECD考察的41个国家中，巴西制造业生产率位列倒数第四。去年，巴西制造业产出大幅下降9.7%，创下2004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华尔街日报》以巴西汽车业为例分析说，政府的税收激励和宽松信贷最终适得其反。巴西汽车厂商如今只剩下微型汽车组装生产线，这些粗糙且定价过高的汽车对海外消费者而言乏善可陈。由于巴西没有与南美洲以外的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加之国内厂商难以达到出口标准，巴西汽车产量在2013年至2015年之间下降了35%。
大宗商品黄金周期还掩盖了巴西财政结构中的严重问题。尽管巴西人口更加年轻，但其养老金支出却占到GDP的11.6%。这一比例比日本还高、差不多与德国和瑞典相当。在巴西，居民最低福利与最低工资一样多，而最低工资在过去十年间上涨了将近90%。巴西女性通常在50岁退休、男性在55岁退休，这几乎比OECD国家平均退休年龄早了10年。
《经济学人》的文章说，尽管巴西领导人在财政改革中成绩糟糕，但这些问题有着深层次的根源。1988年的巴西联邦宪法标志着国家从军事专制走向了民主。但这部7000字的宪法规定：“追求福利的权利应该得到保护”。这为公共开支奠定了强有力的“棘轮效应”（ratchet effect）基础，即易增难减。
自从这部宪法颁布以来，巴西联邦开支近乎翻倍，达到了GDP的18%；全部公共开支超过了40%。大约90%的联邦预算受到了宪法或法律的专门保护（包括养老金）。按照巴西央行发布的数据，2015年其不含利息支付的基础预算赤字（primary budget deficit）为1112.5亿雷亚尔（约272.9亿美元），相当于GDP的1.88%，较2014年增长了两倍以上。
巴西公共债务问题也日益严峻。2015年，包含利息支付在内的总预算赤字达到GDP的10.34%。巴克莱银行（Barclays）预计，巴西债务将在2019年之前达到GDP的93%。在主要新兴市场当中，只有乌克兰和匈牙利的债务负担比它更重。与希腊的197%和日本的246%相比，这个数字看上去是安全的。不过，希腊和日本是富裕国家，巴西却不是。若是比较债务与主权财富的比例，巴西则比日本还高、是希腊的近两倍。
改革受阻
如此迫切的形势凸显了改革对于巴西未来的重要性。然而，巴西政府却正在遭遇史无前例的腐败风波。现总统罗塞夫（Dilma Rousseff）和前总统卢拉（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都被卷入其中。
上周，巴西警方以腐败丑闻为由将卢拉带走进行问询，令外界颇为震惊。作为卢拉一手挑选的继承人，2014年获得连任的罗塞夫正因涉嫌选举舞弊面临反对派的弹劾。经济衰退和腐败令罗塞夫的支持率跌至罕见的8%。
不仅如此，巴西国会32位的现任议员都在接受调查。他们被指控收受国有能源巨头、巴西石油公司（Petrobras）总额数十亿美元的贿赂。其中绝大部分人来自罗塞夫领导的左翼工人党（Workers’Party）。
对于危机中的巴西而言，只有对宪法进行修改才能顺利实行财政和产业改革。但身处政治风波的国会显然无法将重心转向经济。迄今为止，巴西政府平衡公共财政的努力绝大部分局限于提高税收和降低自主支出（discretionary spending）。从结果来看，这些措施显然是隔靴搔痒。
去年12月，任职不满一年的财政部长莱维（Joaquim Levy）宣布辞职。人称“剪刀手”的莱维本是罗塞夫连任后任命的财长，肩负改革财政的使命。但他的改革措施遭到了国会和政府的反对。莱维的离任凸显了实施紧缩性改革面临的政治阻力。
巴西央行同样也面临两难境地。此前，面对货币贬值引发的通胀压力，巴西央行自2014年10月以来将基准利率提高了3个百分点。但当GDP出现收缩时，利率又被保持在目前14.25%的水平。现在，央行因担心公共债务变得不可控，很可能无力进一步提高利率，陷入所谓“财政主导”（fiscal dominance）的境地。
《经济学人》说，巴西对于危机并不陌生。1992年，巴西首位直接选举产生的总统科洛尔（Fernando Collor）遭到弹劾。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巴西出现经济停滞和恶性通胀，经历了“失去的十年”。没过多久，巴西又在1997年至1998年的新兴市场危机中遭受重创。到了2005年前后，巴西政坛因腐败和贿选丑闻纷扰不断，持续至今。
即便如此，巴西几乎从未遭遇过当前这种情况：内部和外部冲击、政治和经济波动同时作用。首次遭遇“失去的十年”时，全球经济形势相对有利；上世纪90年代危机中，抑制通胀和恢复增长的强硬措施使巴西保持了良好发展势头；当十年前政治丑闻爆发时，大宗商品市场正经历热潮……
虽然现在难以预料巴西的政经危机将走向何方，但若是不能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会“痛定思痛”的智慧，事态只会朝着不利的一面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