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nagershare：大公司又开始夺取“主场”了？
最近十几年美国让世界惊叹，从亚洲到欧洲，人们都在表扬美国的创新能力，今天主要的社交媒体以及人们使用的通讯设备，都来自美国的创新和独特的企业精神。
更不要说1980年代末期互联网的诞生以及个人电脑上的软件。但是一些新的研究显示，Facebook和Uber这些看上去闪闪发光的企业可能带有欺骗性，事实上，美国的创新产业可能遇到了麻烦。
美国创业率下降
2014年最新的《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中，美国零售业老大沃尔玛重回榜首。
美国考夫曼基金会的一份最新报告显示，年轻科技公司难以发展可能给美国经济带来不利影响。报告称，成立时间不到5年的科技公司数量已从2001年时的11.3万家减少至不到8万家，下降至90年代中期的水平。这些公司是创造就业岗位最主要的动力。
报告合作作者伊安•哈撒韦表示，导致这类公司数量减少的原因包括，一些较老的大型科技公司正在收购年轻公司。此外，许多硅谷的大公司收购创业公司只是为了获得工程师人才。
尽管这份报告截至2011年底的数据并未反映过去几年科技行业的复苏，但实际上科技行业的经济形势并没有许多人想象中那么好。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美国的生产力同比增长0.6%，低于2012年的1.5%。
事实上，除了科技公司，美国其它行业的创业情况也并不理想。布鲁金斯研究所最近报告说，创业率因为在美国各地的长期下跌而达到了三十年来的最低点。
战略趋势分析师EricGarland称，美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将创立私营的盈利性企业视为准英雄主义行为的国家之一。由之而生的创业文化也激发了全球的想象力，并带领美国获得大繁荣。但现在这一切显然已开始动摇。
研究机构Ennsyte经济的经济学家伊恩•哈撒韦与布鲁金斯研究所的经济学家罗伯特•利坦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用资料证明了40年来“美国商业活力下降“的趋势。哈撒韦和利坦着眼于全美50个州和全部大城市地区的数据，得出全美新设公司数长期下降，解散公司数同时增加的结论。
2011年新设公司率仅为1978年的一半，解散率比以往几十年都高。当他们以其他方式进行重述时，结论更为清晰：“不论原因是什么，老牌大公司比新设小公司表现得更好。”
《华盛顿邮报》呼吁美国人到中国创业。文章认为经过近年来的不懈努力，中国的创业环境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特别是入世后市场竞争日益国际化，政府的管理趋向透明，法律更加健全，竞争环境更宽松、公平。这一桩桩事情，都使得中国当前对于国外创业者来说，“更具吸引力了”。
中国媒体网易一篇题为《对比中美创业环境》的文章称，美国的创业者承受挫折的能力越来越弱，而中国创业者“更像”一位创业者。
文章称，现在在美国，如果一个创业者在创业的过程中失败过，那么以后在融资等方面就会面临困难，因为在美国投资人基本不会过问一个曾经的创业失败者。这样极大地打击了创业者的激情和尝试，他们不得不整天围着“资本”转圈，完全成了“资本主义”的奴隶。
但是在中国和早期的硅谷时期，不仅投资人即使是普通大众民众对创业失败者也都报以极大地热情。现在的美国除了那些中规中矩做事情的人以外，很少有人再去尝试自己认为完全没有希望的事情。这种冒险精神在往代美国创业者身上是不可或缺的素质之一，“硅谷科技公司的车库文化”正在失去。
据最新的数据显示，在2014年第一季度，硅谷初创公司吸引到的风险资本大幅上涨。在第一季度进行过融资的156家初创公司中，只有8%的公司估值出现下滑，76%的公司估值出现上涨，剩余16%的公司估值保持不变。
估值上涨的初创公司比例与估值下滑的初创公司比例之间的差值达到了自2007年第二季度以来的最高水平。2007年第二季度这一差值为70%。
但是在中国，由于中国文化等方面的影响，风投公司更相信一些内敛、经历过失败的创业者，也愿意把资金投向一些由资深创业者创办的企业。没有失败后融资的困境，中国的创业者似乎更加具有活力。
美国如何助推创业？
有人提出，创业速度可以用人口统计学的趋势来解释。如果美国人口增长速度继续像1992年以来那样一直放慢，创业速度的全国性放慢或许就是不可避免的。
另一方面，在下一个十年，人口规模过于庞大的千禧一代将步入40岁左右的年纪，这是创业的高峰年龄。届时，创业速度或许会开始抬头，从而弥补人口增长放慢的劣势。
但是，决策者应该不会为弄清哪种趋势会胜出而坐等10年。相反，为了鼓励创业，有很多事是华盛顿现在就可以做、也应该做的。
首先，华盛顿应该对美国移民法进行改革。移民往往不像美国人从整体上讲那样讨厌风险，历史证明，他们的创业概率相当于土生土长的美国人的两倍。
美国拒绝的移民越多，它失去的创业优势也越多。
除了贯彻移民改革外，华盛顿还必须让并非大富大贵的人可以更容易地投资于初创企业。特别是，证券交易委员会应当为投资者通过众筹平台来购买初创公司的股份创造更大的便利。
如果美国希望鼓励创业者更勇于冒险，那它同样必须容忍投资者采取更大的冒险行为。
从更广义的角度讲，国会应当定期重新评估和更新联邦法规，其中许多法规对新公司准入构成不必要的障碍。从更广的层面上来讲，国会应该定期对联邦法规进行重新评估与修正，因为其中的一些法规给一些新公司设立了不必要的准入壁垒。
联邦法案的代价巨大，经常使得那些小企业在每个员工身上花费上千美元。
对于那些年轻的公司，小的公司，这些花费带来的负面影响十分明显。因为他们往往没有财力去雇佣全职的律师或者法务主管。
为了进一步废除这些多余的法规，国会应该在主要的联邦法案中增设日落条款，这样一来，每十到十五年，国会就不得不重新评估这些法案，将其中无法通过成本效益测试的废除并修订余下的法案。
此外，国会还可以授权一个由两党人士组成的专家小组，由其来鉴定法案是否过时并定期提交法案至立法机关予以表决。
从历史上来说，美国的医保制度也不利于新创企业的发展。当然，报道多半都是好的。2010年，在美国平价医疗法案通过前，阻碍雇员离开老公司的一大因素是公司可以不用考虑雇员的健康状况就直接提供医保。现在，平价法案强制所有人入保并且禁止保险公司根据入保人员之前的健康情况来决定保费。
如此一来，成立新公司所必需的雇员流动性就得到了提高。如果国会日后想要修改法案，那么这些保护存在健康问题人群的条款必须予以保留，或者国可以采取不鼓励员工自主创业的风险政策。
另外，国会还需要保留或者是找到实施个人强制医保的可行方法，这样才能扩大受保人群，那些患有健康问题的人们也可以获得更高的报销比例。否则的话，保险联营将面临崩台的危险。
当然，政府支持新创企业以及企业家的能力也是有限的。私营部门也必须多尽一些力。
投资者应该尝试多种方式来支持新创企业。这其中的一个新方式受到了人们的欢迎，那就是建立所谓的商业加速器。符合条件的新创企业以小部分股权换取商业加速器提供的本金，免费的办公地点以及与潜在投资人的接洽机会。
创业是一段孤独的经历，但是商业加速器可以使得创业者接触到同行和相关顾问，这样的一种社区意识往往只在老企业中才找得到。商业加速器不仅出现在硅谷，而且出现在全国各地，奥斯汀，纽约，圣路易斯以及华盛顿等地都有存在。一开始的趣闻奇谈现在看起来前途无量。
缩小贫富差距
即使美国成功提振了创业，它也将必须与创新的阴暗面—有时会伴随技术变革的财富不均—作斗争。特别是，机器人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增加了企业对拥有强大技术背景的员工的需求，并减少了对技术不熟练的劳动力的需求。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信息技术革命或许会最终仅仅使工资位居前10%～20%的工人受益，从而进一步加大富人与穷人之间已然十分巨大的差距。
新创企业的发展壮大究竟会对贫富差距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答案现在还是个未知数。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企业的发展会让问题变得更加严峻。
近年来，一些赚的盆满钵满的新创企业并没有创造相对更多的就业岗位，同样，他们在财富扩展上面也没做出什么贡献。
去年，当著名的信息通讯软件WhatsApp被Facebook以190亿美元收购时，公司只有55名雇员。2012年被Facebook以十亿美元收购的Instagram（一个分享照片的社交网络平台）只有13名雇员。如果多数新创企业都如此类成功的科技公司一般，那么任何创业发展潮流都只会恶化这种财富不平等的状况。
另外，自动化，机器人技术以及信息处理方面的创新会在未来数十年削减数以万计的工作岗位，这将会迫使许多员工转向低工资的职位，甚至失业。
缩小工资差距，或者说扭转工资差距扩大的一个方法，就是全面彻底地改革公共教育体系，只有这样，学校才可能够更好地进行技术素养方面的教学。很快，写代码会变得跟用英语写作一样重要，而且早在小学阶段，学生就可以学写代码。提高教育水平是推动公平竞争的最佳机会，而且还可以增加潜在创业家的数量。
当然，创业的革命浪潮需要的不仅仅是程序员。正如诺贝经济学奖获得者埃德蒙菲尔普斯（Edmund Phelps）所说，除了技术能力，创新还需要人文和艺术。
举例来说，如果乔布斯没有在瑞德学院学习过书法，那么他就不会坚持在苹果电脑中内置大量不同的字体格式。这一创新使得苹果公司在早期竞争中先下一城。
美国联邦政府在各州教育政策上面影响甚微。因此，改革可以先从地区学校进行实验，然后向上层层开展。联邦政府以及非政府组织应该支持并推广这些实验，好让各州吸取经验教训。
美国总在不断纠错，这一点是美国能持续保持成功的原因，希望政府不要被今天的“美国创新光环”迷惑，及早发现不足，为明日创新打好基础。
责任编辑：NONO H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