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和平年代，当国家之舰只需要勇往直前时，精神正常的政治领袖们会发挥得很好。但是在动乱的年代，那些精神不太正常，甚至患有精神疾病的人们，反而成了最伟大的领袖。我们可以将这一现象称作“理智逆定理”。
以尼维尔•张伯伦为例。他是来自伯明翰的一位令人敬重的商人，也是二战前深受爱戴的市长和倍受尊重的财政大臣。他充满魅力，冷静严肃，聪明无比——总之，是一个神志清醒的正常人。
与之相比，在布尔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声名鹊起的温斯顿•丘吉尔，则喜怒无常，性情古怪，夸夸其谈——令很多人生厌。在“疯狂”的二十世纪30年代里，八面玲珑的张伯伦出尽了风头，而丘吉尔却被自己的政党拒绝。
在性情不那么狂躁的时候，丘吉尔会陷入阵发性的重度抑郁中，多次具有自杀倾向。甚至到他老年时，他还会抱怨自己的“黑狗”（译注：丘吉尔对自己抑郁症的别称），并刻意回避峭壁、月台等地方，以遏制自己想要跳下去的冲动。“这只是一念之差的事。”他说。
温斯顿•丘吉尔
长期精神不振的人们——包括心情灰暗，脾气暴躁，浑身乏力——患有“心境恶劣障碍”。这病症会影响到工作和家庭，并可能导致重度抑郁症。梅林达•贝克将做出更具体的讲解。
亚伯拉罕•林肯曾经多次抑郁发作，有一次甚至需要人看着他以防自杀，并曾为了抑郁症而寻医问药。很多圣人般的领袖人物，如圣雄甘地和马丁•路德•金，也没能逃出精神疾病的魔爪。他们俩在青少年时期都有过自杀的经历，并在成人后重度抑郁发作过三次以上。
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指出疯子和天才之间的联系的人，这里的天才不仅仅包括诗人、艺术家，也包括政治领袖。我想说的是，“理智逆定理”在别的常见领域中也同样适用。比如说，在商界，头脑清醒的公司总裁也许会在鼎盛时期指挥得很好，通过历史经验来指导未来。但是在变动的时期，另一种风格的领导者——古怪兮兮，不大正常，甚至患有精神疾病的领导者们——反而更能够洞见别人所不敢想的商机。
亚伯拉罕•林肯
在回顾这些历史人物的时候，我不愿去过多猜测所谓的“心理历史学”——他们和自己母亲是否相处融洽，还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乱伦秘事。相反，我会将我的分析建立在普遍接受的对于精神疾病研究的相关依据上：包括症状、家族遗传史、病情发展史，以及已接受过的治疗。那么，精神疾病到底是怎么来增强这些伟人们的领导力的呢？
对抑郁症的研究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已有资料显示，抑郁症可以加强人们的现实感和同情心（虽然这两者未必会在同一个人身上同时体现出来）。
“正常的”不抑郁的人们通常会在自我评价时略有夸大，对自己对世界的掌控力有稍高的估计，这被心理学家们称作 “积极错觉”。
相对的，轻度抑郁的人们，则更能够实事求是地看待这个世界。在一个经典的实验中，参加实验的人需要按下枚按钮，然后观察它是否能打开一盏绿灯，而这绿灯实际上是由研究员们控制的。那些没有抑郁症状的人无一例外地高估了他们对于绿灯的控制力；那些有抑郁症状的人却能够意识到其实控制权并不在他们手中。
对于林肯而言，政治上近乎无情的现实主义是他作为一个成功的战争领袖的关键。鲜为人知的是，废除主义并不是林肯的一贯主张。他一直反对奴隶制，但在1863年前，他也一直反对将之废除，这也是1860年他成为妥协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原因。林肯倾向于采取遏制政策。他只想将奴隶制控制在东部范围内，他相信，最终奴隶制会自己消亡。
马丁•路德•金
内战爆发时，林肯拿出了一名谋略家的灵活变通与注重实效的一面，勇于承认错误，并根据需要更换军事将领。他不是传统的雷厉风行的执行者，那种说一不二，一条道走到黑的类型。他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现实，这现实最终成为了天下大局。
而丘吉尔，则在深深的抑郁中经历了政治动乱的年代，他最早意识到纳粹的威胁。他呼吁提高军事支出，却被鲍尔温总理和他的副将张伯伦拒绝。1938年，当张伯伦与希特勒签订《慕尼黑协定》归来时，只有丘吉尔和为数不多的几个有识之士拒绝加入议会欢呼的人群，遭到了其他很多议员们的不满和反对。
那天吃晚饭时，丘吉尔一直在思考：倍受敬重的一群人怎么能做出如此不光彩的事情呢？这位抑郁的领袖以精神稳定的人们所没有的眼光，清晰地洞悉了他那个年代里的政治事件。
研究还发现抑郁症可以引发更大的同情心，更容易对别人的所思所想感同身受。一次调查显示，在对于同情心的标准衡量中，重度抑郁症患者得分要远高于作对比试验的一群大学生。抑郁程度越深，得分也越高。而且，即使患者只是过去抑郁过，如今已经痊愈，这结论依然成立。抑郁症好像可以使人们养成体恤他人的长期习惯。
圣雄甘地
在此，我们可以看出甘地和马丁•路德•金激进政治背后的部分动机。他们的目标不是击败对手，而是去治愈他们错误的信仰。马丁•路德•金相信，非暴力反抗是对美国人民的精神治疗，是对种族主义的精神治疗，而不只是一次政治运动。这其中起作用的成分就是同情心。
诚然，甘地和马丁•路德•金都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但他们同时也失败了：印度由于印度教和穆斯林教互不相容而彻底分裂；美国最终也没能达成统一，只是这分裂的过程很漫长，而且造成的社会性的创伤影响至今。最终结果表明，基本的同情心这一政治理论，超出了正常的精神健康的大众的能力范围。
伟大的危机领袖们不同于我们常人；他们也不同于那些精神健康的领导者们。当社会一团和谐时，他们在悲伤中默默地工作，向朋友、家人和医生寻求帮助，来抵抗这折磨人甚至可以致死的疾病。他们的情形是好是坏，但他们从没有真正健康过。
但当传统的方法都不再奏效时，伟大的危机领袖们却能看到新的机遇。当过去已不能够指引未来时，他们就开创出新的未来。当旧有的问题无法回答，新生的问题还模糊不清时，他们就开创出新的解决方案。他们足够冷静客观，能够洞察痛苦的真相。当灾难降临时，他们带领我们渡过难关。
他们的脆弱正是他们力量的神秘源泉。
——加米博士是塔夫茨大学医学院的精神病学教授，也是塔夫茨医学中心情绪障碍计划的主任。这篇文章选自他的新书《一流的疯狂：揭开领导力与精神障碍间的关联》。
译者：zm_1805(zm_1805@hot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