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一下，”这名伦敦出租车司机说，“优步(Uber)已经经营20年了。我开着我的黑色出租车加入竞争。我的产品没那么舒适，你还得到街上招车，花上两倍的车钱。我不认为会有很多人坐我的车。我的生意完了，先生，”他说，“我正在考虑下份工作该做什么。”
这是一个真实但不寻常的故事。作为伦敦出租车的老牌业者，黑色出租车司机对优步司机的原籍和投资优步的美国公司的咒骂越来越多。负责伦敦交通系统的伦敦交通局(Transport for London)回应了伦敦出租车司机的忧虑，提出了一条“为顾客着想”的建议，要求优步用户下单叫车后至少要等5分钟才能搭上车。前一阵子，巴黎的防暴警察和抗议优步的持牌出租车司机发生对峙。
这都不是什么新鲜事。曼彻斯特市政厅墙上有一系列庆祝19世纪经济进步成就的壁画：机器替代了熟练的手工艺人。其中一幅壁画描绘了一位和我同名的18世纪的人，他就是飞梭的发明者约翰•凯。在壁画上，愤怒的纺织工正在捣毁他的发明，他本人则躲在一团布里。壁画所描绘的事情只是传闻；然而，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真相更加糟糕。凯不仅要躲避害怕失去生计的工人，还要逃离他的债主；他的积蓄都花在专利官司上。当时和现在一样，从专利中得利的不是发明者，而是律师。
这幅壁画很可能把迫害凯的人和数十年后试图捣毁让他们失业的机器的卢德分子(Luddite)搞混了。但后者遭到了严酷镇压：议会允许使用武力和极刑来镇压手摇纺织机织工的叛乱。
民主的崛起让现代的卢德分子有机会使用合法的政治手段实现自己的目的。伦敦交通局要求优步用户在召车后等待的方案背后，是一度十分强大的黑色出租车游说集团。在召车服务的压力下，该方案在本月受挫。纽约市长比尔•德布拉西奥(Bill de Blasio)依靠传统出租车业可观的财力支持赢得了选举。同时，出版人抵制数字化、酒店抗议来自Airbnb的竞争。去年优步司机的抗议迫使德布拉西奥撤回他提出的限制优步服务的建议。但或许在不远的将来，这些优步司机将反过来抗议能够将用户和无人驾驶汽车连接起来的应用。
就算这些技术变革是不可避免的，它们也会让个人陷入困境。出于对那些失去高技能工作又没有其他就业渠道的人的担忧，诗人拜伦勋爵(Lord Byron)曾在议会发表一篇支持卢德分子的雄辩的演讲。3个世纪以后，纽约出租车牌照的费用已经从2014年的逾100万美元降至65万美元。我乘坐的这辆出租车的司机对“知识”(Knowledge)考试的投资——所有黑色出租车司机都需要熟知伦敦的大街小巷——已经因为卫星导航而过时了。对于那些发现自己的产权贬值的媒体公司投资者，人们的同情心可能少些。我们也无需为纽约最大出租车牌照所有人吉恩•弗里德曼(Gene Freidman)或者资助他的银行落泪。他们选择的不是一份职业，而是一笔投机买卖。
法国政府同意给予凯终身抚恤金，让他的飞梭得以自由推广。法国的另一项类似计划让银版摄影技术席卷全球；英国人亨利•福克斯•塔尔博特(Henry Fox Talbot)发明的替代技术很可能更为先进，但未能快速推广。
激励创新或许需要公共干预，让新产品自由推广，同时补偿个人输家。但限制竞争会同时伤害创新进程和公共利益。
译者/许雯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