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在参加一场讨论欧洲单一货币困境的会议时，一位央行官员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一张欧元纸币扔在桌子上。他指着那张皱巴巴的纸币断言道：“这就是欧洲的问题所在。上面只有窗户和桥梁！”
手里挥动着那张纸币，他继续解释道，当官员们创建这一现代欧洲货币体系时，他们不想因纸币上印谁的头像而引发令人不快的民族主义争论。因此，他们回避了这一问题，决定用建筑符号（如著名的桥梁）代替名人印制在纸币上，即用建筑立面替代面孔。
对不经意的观察者而言，这似乎并不重要——尤其是在与移民危机、旷日持久的经济问题等欧洲其他困境相比较时。毕竟，大多数人从不会在意手中的钞票上印着什么，除非在政治纷争爆发之际（正如最近围绕美元纸币上缺少女性形象的争论一样）。
但如果想弄明白为什么向欧洲公民兜售欧洲统一梦如此艰难——或者为什么全球化在选民中激起了如此这样复杂的感受——不妨思考一下纸币上的面孔（或者为何不用面孔）。
在多数国家的货币中，纸币上印的都是国家英雄或领导人的形象。这并不奇怪。各种社会群体往往是由创世神话——以人为中心的神话故事——凝聚在一起的。从出生开始，人类就本能地对面孔敏感，无论是在圣经故事、好莱坞电影还是政治运动中，我们发现，人格化的叙事更容易记住。
但今天的欧洲面临一个问题：缺乏清晰、由统一英雄主演的创世神话。当然，这里曾诞生过将欧洲大陆各部分统一起来的历史人物。从一个极端来看，我们有统一了欧洲大部的中世纪统治者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从另一端来看，我们有20世纪的法国官员让•莫内(Jean Monnet)，他被视为建立欧盟的元勋之一。如今，欧洲央行(ECB)行长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贡献了了另一种（勉强称得上的）凝聚力。但他们都并非在整个欧洲大陆获得普遍敬重的人物——或者无法与各个国家的英雄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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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之梦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耶鲁大学教授杰弗里•加滕(Jeffrey Garten)今年出版了《从丝绸到硅》(From Silk to Silicon)一书，通过讲述世界各地10位曾打破过全球化壁垒的人物的经历，讲述了全球化的故事。这是一次引人入胜的尝试，尤其是它启发我们所有人都去思考该选择哪些人作为“十大全球化人物”。加滕选出的这些人都非常了不起，其中包括蒙古皇帝成吉思汗(Genghis Khan)，罗伯特•克莱夫（Robert Clive，也被称为“印度的克莱夫”），旗下公司铺设了首条跨大西洋海底电缆的塞勒斯•菲尔德(Cyrus Field)，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以及科技先锋、英特尔(Intel)前首席执行官安迪•格罗夫(Andy Grove)。让•莫内也在他的名单中。
但通读这份名单时，我惊讶地发现，这些人中几乎没人公开为全球化辩护过。我们认为眼前互联互通的世界是理所当然的。相反，围绕全球化的辩论往往被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之流所主导，他们将反全球化的言论人格化。全球化英雄的形象则很难想象。
或许这只是时间问题。如果欧元还能再存续20年，或许德拉吉的头像会出现在上面。到21世纪中叶，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比尔•盖茨(Bill Gates)或者马云(Jack Ma)的面孔或许会成为网络一体化的符号。但现在越来越清楚的是，人们不能仅靠经济数据来反击民族主义——我们同样需要纸币上的面孔。如果任何人有建议，也许他们应该向那些设计这些欧元钞票的（无名）欧洲官员提出——如果欧元将继续存在的话。
译者/隆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