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晚上，我坐在大排档正在吞咽一个生蚝的时候，突然意识到，在我的写作生涯中，大部分内容都跟创业有关。想到此处，不禁悲从中来。
《麻辣日本史》讲的是明治维新时期政治精英的创业史，他们把一个蕞尔小国雕刻成了亚洲第一；《日本商业四百年》更是赤裸裸的创业故事大合集。我像一个裁缝，东拼西凑、东找西寻，在我们这个无比喧嚣浮躁的时代，各国的创业故事都会被人们奉为圭臬。
写完了之后，才开始反过来检点一篇篇文字，看创业者有哪些共同之处。
比如住友财阀的创业者是一个和尚，作为一个日本和尚，可以娶妻生子，可以清酒鱿鱼，可以富甲天下。他身量纤细，肉薄心窄，在一个阴雨霏霏的日子，打开财富的箱子，耐心检点，最后写就了住友家训，告诫后世继承者，人要忠信礼义，不求闻达，但得心安。
松下幸之助被誉为经营之神
还有松下幸之助，年少困苦，七岁丧父，八岁丧母，九岁街坊邻居俱亡。少年时代开始创业，中年成为日本首富，在二战期间为军部提供过战略物资，险些成了战犯。年轻气盛之后，是老去弥香。老松下幸之助名满天下，常常一个人坐在暗黑的房间里思考人生。他试图构建产品与人之间的关系，“下雨打伞，产品成为雨伞一样的东西，那么就成功了。”他是一个世俗哲学家，传播跟鸡汤一样的产品学观念，但影响深远。
当日本商业的故事延伸到现今的时候，创业的味道变淡了。我对那些延续百年、千年的日本老店记忆历久弥新，但也深感随着随着社会越发成熟，经济更加稳定，日本创业的激情正在缓慢消退。二战之后，日本最具创业激情的时代，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起飞的阶段。
当时，一个个创业偶像横空出世，盛田昭夫和索尼，稻盛和夫和京瓷，进入80年代之后，孙正义力图改变互联网行业的格局，而柳井正开始贩卖休闲服饰，并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塑造了优衣库帝国。
从氛围来说，那时候的日本更像今天的中国；而今天的日本，在创业这个层面，则显得落寞而疏远。
卖菜的创业者
有一条新闻报道说，日本有三位大学毕业生，离开自己工作的大公司，奔赴农村种地，他们种草莓、菜瓜，然后把果实卖到城市。一位中国记者采访他们说，为什么不投身到互联网行业去创业，就像马云、雷军和李彦宏那样。
三位大学生各自阐述了他们的理由，通过他们的叙述，我们的确能看到日本年轻人不创业，或者不热衷于创业的确有着难以改变的理由。
比如，他们认为，日本的互联网经济已经非常健全了，对GDP的贡献超过3%，很难诞生新的机会。在搜索引擎领域，雅虎和Goolge瓜分了整个世界，多年前，强悍如百度也只能从日本战场铩羽而归。
中国最吸引投资人的创业行当，恐怕就是电子商务了。而在日本，电子商务有着不同的形态。比如，乐天市场自然是一家独大，但他们不靠价格战狙击传统零售业，他们把对用户体验的尊重发挥到让人难以想象的地步，他们倡导一种生活方式来俘获消费者。加上，日本城市间的经济差异非常微小，购物不便捷就不是消费者难以忍受的痛点。即使在乡下生活的日本人，他们也能在超市里买到各种商品，他们还把全家一起购物当做某种享受。而电子商务只是作为消费补充而存在。所以，在日本，电子商务平台上的产品价格和超市里相差无几。
在国内喧嚣尘上的P2P领域，日本的互联网金融领域已经跋涉了10多年，乐天市场推出的互联网金融服务几乎涵盖了各个生活层面，哪还有新的缝隙？
大公司的窘境
在一个成熟的行业内，投资人则显得保守而孤立。在日本，投资人、基金和天使不会轻易解囊，他们更看重一家公司的信誉、创始人的资历，最后才是你的产品是否有趣，能否改变世界。这就让有心创业的人举步维艰。
而对于日本人来说，90%的大学毕业生更愿意进入大公司工作，因为从你跨入大公司门槛的那一天，生活无忧几乎就已经成为宿命。而不进入大公司，除了会受到父母的责难，你的助学贷款（大部分大学生都是靠贷款来完成学业）、旅游贷款、未来的结婚贷款、养娃贷款可能都会成为泡影。
从社会深层次的价值观来分析，日本人一直有着趋同的观念，集体主义被他们奉为圭臬，人们更愿意跟随着大部队行走在平台的大地上，而不愿离群形孤影单地飞向高空。
这种集体主义在上个世纪的确带领日本经济实现突飞猛进的发展。但在漫长的失去二十年当中，也让日本逐步丧失创新的灵魂。
冒险者
但社会总和人生一样，复杂得难以阐明。日本社会并非一潭死水，没有微澜。特别是在泡沫经济崩溃之后的这二十年间，日本人也在不断剥离集体主义的思想束缚，寻找更加健全的自我价值。
当然这种心理变化并不是自发而成的，而是在泡沫经济崩溃，整个经济社会需要重构的过程中诞生的。人们开始意识到，大公司也并非永恒的保证，甚至在某些时候转身艰难。
我有一位朋友，在日本松下电器工作多年。他早在2007年就向领导建议，应该进入互联网电视领域，否则，传统电视必然遭到互联网行业的屠戮。但领导给的答复是，现在提这个为时过早。
这位朋友决心自己完成他该完成的使命。他成立了一家公司，率领十人团队开发出了诸如Live Shell这样的互联网设备。Live Shell使用户无需通过电脑便可利用手中的摄像机进行网络流媒体直播。这家公司获了两轮融资，风头日盛。
BSize公司创始人Yagi
另一位年轻创业者叫Keita Yagi，他在几年前离开富士胶片，在东京和富士山之间的小田原成立了BSize公司。这家公司现在有100多位员工，他们以为自己的使命就是设计出精美绝伦的电子消费品。他们的客户包括三井住友银行、本田和雀巢，拥有的资本超过10亿日元，并已在台湾开设第一家海外办事处。但一直到现在，Yagi都从未接受任何投资人的钱，他说：“我希望制造出伟大的产品，造福社会，这和投资人的理念会产生矛盾。”
这句话听来空泛，但我宁愿相信他说的话是发自内心的。因为，在日本，有钱人才去创业，那么，既然不缺钱，创业的目的自然是为了一个宏伟的理想了。
这大抵也是中日两国创业者的不同之处。德鲁克说，大公司常常是一个国家的信仰与承诺的体现。美国那些享誉世界的公司代表的是美国人对公平、自由和理想主义的向往。“美国社会是最物质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美国人从不把物质机构和物质利益视为终极目标，而只是把他们当做实现理想目标的一种手段。”
创业的不同路径当然没有优劣之分，但却展现了不同的社会形态与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