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再一起来对今日的意识形态操作——从我们的日常生活到全球的国际政治——作一个批判性的分析，看看在各种日常小事和国际大事背后，共享着哪些隐藏的意识形态逻辑。
喝咖啡的欲望
这一次的思想之旅，就让我们从喝咖啡开始。我身边不少亲戚朋友，倒并非“酒鬼”，却绝对称得上是“咖啡鬼”。我的一位室友，从早到晚就看到他在不停地给自己灌咖啡，从不担心自己哪天睡不着觉乃至彻底失眠。一次吃饭时聊起才知道，他从来喝的都是“decaf”咖啡，即除去咖啡因的咖啡。这一日常生活中最为不起眼、最平常不过的细节，在我看来，恰恰包含着今日意识形态操作的一个核心逻辑。
我们先来看另外一个生活中的例子(这个例子取自情景喜剧《人人都爱雷蒙德》)：一对有三个孩子的夫妇，丈夫雷蒙德总是在单位工作到很晚才回家，一次妻子黛布拉去给丈夫送饭，却发现他磨蹭在单位，原来不是在工作，而是和几个男同事在看电视球赛吃比萨以及胡侃。于是，气往上涌的妻子“命令”他以后下班准时回家!只得每日按时回家的丈夫，在家里却碍手碍脚，东碰西弄，到处添乱，结果使照顾三个孩子已忙得团团转的妻子更是大为不满，天天发脾气。一个晚上，经受了妻子一顿“脾气”后的丈夫就问：你到底要我怎样?妻子沉默半晌后说道：“我要你在单位时每刻都很‘想’回家，但人却又不真的‘回’到家里添乱!”我在这里要论述的是，看似同喝咖啡完全无关的这一夫妻间的“折腾”，完美地解释了“decaf”咖啡所实质隐含的内在逻辑：人们想要一样东西，但实际上只想要其中同其幻想相一致的“好东西”，却不是完完全全地要“它”;那是因为，欲望的对象(如我的室友所欲望的咖啡/那位妻子所欲望的“居家丈夫”)之实质，往往反而给人们的幻想带来麻烦与困扰、乃至造成根本性损害(如整夜失眠/家里更乱)。
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欲望和幻想之间的隐秘关联：人们的欲望，实际上是由幻想所支撑。我十分想要某样东西(以“X”代表)，然而根本上要的只是某一符合我幻想出来的“美好东西”;而当该欲望本身被十十足足地实现(即最后得到了“X”)时，情况往往却会像是那个妻子那样，反而并没有感受到那种得到“X”后所应有的满足，相反，所感受到的往往却是失落、甚至是不满。生活中很多女孩子都经历过这样的感受：逛街时看到橱窗里的某件名牌衣服极为喜爱，此后便开始为把它买回来而积极攒钱，然而一旦真的自己弄足钱或缠着男朋友把它买回来后，却发现原来也就是这样，感觉不过如此，甚至为花掉那么多钱隐隐心痛;而过了几天，看到另外某件衣服，欲望对象一下子就转了过去……
今天的“decaf”咖啡，不恰恰正是为满足这样的(由幻想所支撑的)欲望逻辑而生产出的产品?这种“咖啡”本身即是剥除咖啡之实质、纯然符合幻想的“好东西”：一种没有“X”的“X”(没有咖啡因的咖啡)。今天在流行歌曲中所唱(所幻想)的“好男人”形象，不正是“decaf”咖啡的一个系列产品?这样的形象之一种，便是前面那位妻子所最终“要”的、纯然符合其幻想的那个在单位时时刻刻念着家里想着老婆、但又不真正在家添乱的“好老公”……如果我们对日常生活稍加关注的话，便会发现，我们今天已然被这样的产品所包围：走进超市，放眼可见那些99%乃至100%无脂肪的奶酪、冰淇淋;以及，无热量的巧克力、不含糖的甜料、无西瓜籽的西瓜、甚至没有酒精的啤酒……(这个名单可以一直列下去)这些不都正是“decaf”咖啡的“同门兄弟”，其“实质”——即它们的“定义性特征”(defining feature)——皆被尽数剥除?换言之，这些产品，不都正是一系列没有“X”的“X”?
“色情制造业”的秘密
接着，让我们再一起来考察一下，今天网络时代的真正关键词——“性”(在这个所谓“眼球经济”的时代，每个网络从业者都心知肚明，最“抢眼球”的实则便是“性”，点击率自身也已拉下了这个关键词的遮羞布)。在这个“敏感的”地带，那相同的“X without X”的意识形态操作，难道不正是在隐秘地进行着?今天那所谓的计算机化的“虚拟性爱”(virtual sex)或“网络性爱”(cyber sex)，难道不正是一种“decaf”sex(“seX without seX”)?即：依靠计算机屏幕以及网络视频头为平台的没有性接触的性，或者用现在流行的标语来说，“安全性爱”(safe sex)。
再进一步地展开考察：我们都知道，互联网络“性息”科技产业里最先大赚其钱、并且多少年里唯一能赚钱的，便是色情网站。为什么色情制品——从已横跨半个多世纪的《花花公子》杂志到今日到处泛滥的色情网站，虽从不登主流媒体的“大雅之堂”、然而实则却在现实生活中无处不在，形成一个“看不见”的“主流产业”?为什么甚至有很多年轻妻子在午夜电台节目里抱怨，自己的丈夫在结婚后竟仍极度迷恋色情制品?“色情制造业”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一份澳大利亚生活杂志最近对一组白领男子作了一个采访调查：很多生活中有着正常乃至高频率性生活的男士，对自己仍对色情制品痴迷不倦的回答乃是：那里面所提供的女性是“纯美的”、“异常性感的”(由于《花花公子》的摄制效果，甚至多少年来总是有大量女孩争作《花花公子》的当期女郎);甚至一个被调查者更是直接说道：看色情片中的女性私处，不用承受它本身所具有的那不“爽”味道……难道这个调查不正是揭示出了色情制品“长流不息”的全部秘密?即：这些制品所提供的，正是完美符合男性幻想的“decaf”女人——那些在日常生活(如身边的老婆、性爱伴侣)中所遭逢不到的“纯美女人”，那些不含有“令人不快”的女性特征的“完美女人”……
反过来，日常生活中的女人，实则在根本意义上，仅仅是作为那一根本性幻想的补充，即那只存在于色情片中的“完美女人”的替代性填充。关于女人的这种作为替代性填充的状况的一个最好的隐喻，我们可以在今天的“性商品”市场上找到：即那种已在日本、美国以及不少欧洲国家广受欢迎的真人大小的“充气娃娃”，一个“空心”的模拟性“女性身体”，一个只为满足男性欲望而“存在”的对象-工具。正是同这种“空心”的“女性身体”一样，在所谓的“真实性爱”中，女人的“身体”实际所起的作用就是：仅仅作为男人那幻想性投射的一个支持。
这就是为什么，为了更好的市场销量，这种“充气娃娃”往往直接便以色情制品中的女主角作为“模板”来制造(在电影《八毫米2》中，我们可以看到色情制造业和性商品制造业的这种“挂钩关系”：消费者直接可以在网上订购色情片中某女角的专门的“充气娃娃”)。于是，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较之身边女人的“真实身体”，这种“充气娃娃”很多时候甚至更能“胜任”地来支持男人那幻想性的投射，即更好地成为幻想本身的“补充”。故此，我们不难预见：在不远的将来，这种已大受欢迎的性商品，会像色情制品那般地四处泛滥，如同今日市场上的咖啡和“咖啡伴侣”一样。也即是说，在不远的将来，女人的社会性地位，很可能将连“色情片填充”的状况都无法保住。
于是，在今天的意识形态状况下，“性态”(sexuality)的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吊诡：一方面，女性主义在公共话语的层面上，似乎正一路凯歌、逐渐成为“政治正确”之向度，即几乎没有人今天会公开地站出来，反对给予女人平等、尊重、自由等等;而与此同时，隐秘地但十足反讽性地，女人实际上正越来越陷入这样的绝境中：她们将只有两个选择，即要么努力成为色情制品或相似状况(如模特业、演艺圈等等)下的“decaf”女人，要么努力使自己本身成为“男人”，遵循乃至认同男性的幻想逻辑(即要么成为“幻想”本身、要么成为“幻想者”本身)。这难道不正是今天意识形态氛围下女孩子的奋斗目标?——一大半在做着“明星梦”，剩下的那一小半则在做着“女强人梦”……而那些至今仍在做着“居家太太梦”或“嫁个有钱人”的女孩(即让自己成为“幻想的补充”、成为男性欲望的对象-工具)，她们以后所抱怨的，将不再仅仅只是那些色情片而已;更严峻的家庭危机，将是那些可以完全代替她们本身的“色情片伴侣”、“美女娃娃”们……
因此，具有高频率的“真实性爱”，并不影响男人们对色情片的“忠诚度”;并且，结构性地来讲，情况正是相反：“真实性爱”在结构上更为强化了色情片所提供的幻想。那是因为，日常生活中的“真实性爱”，使色情片里的“完美女人”成为了一个永远缺失的对象，就如同那两千年来的历史现实，使耶路撒冷成为了犹太人的一个永远缺失的幻想性“家园”一样(“圣城”)。一个从未有过性生活的男人，《花花公子》或色情片对于他来说，往往便是激发那在日常生活中寻找性伴侣的欲望;而对于已具有高频率性生活的男人而言，色情制品中的“完美女人”，则成为了一个根本性的幻想：其根本性便在于，它永远无法在日常生活中被“实现”。
受同样的意识形态逻辑之隐秘操作、但与色情制品完全相反的状况，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同样也能看到。譬如，许许多多男人都曾有过这样的梦，即成为一个妇科医生，甚至我身边真有一个朋友，正是为“这个梦”而在考大学时选择读医科。然而，一旦这个“梦”(欲望)真的被实现后，这些其他男人私下都羡慕不已的“圆梦者”，恰恰往往最为失落、最有“苦”说不出。这份痛苦，和前面所提到的那位天天发脾气的妻子一样，正是来自于其根本的幻想被破坏!同那些色情制品痴迷者相反，妇科医生往往是对女人最提不起“性趣”的一群人;个中“症结”便是：在和那“decaf”的“纯美女人”相反的方向上，他们同具有女人实质的女人太近了……
于是，十足反讽性地，对这种幻想结构的一个激进的破坏，恰恰正是它被“实现”的那个时刻，即某人“成为了”妇科医生、或真正近距离地“遭遇到了”《花花公子》或色情片中的那个“完美女人”：在那一时刻，幻想中的“完美女人”骤然仅仅变成为日常生活中一个女人的“身体”而已(就如同女孩子买回那件“梦寐以求”的衣服的那一刻，那件衣服便立时丧失了它原本所提供的那块幻想性空间，而成为一件“普通”衣服)。正因此，在今天，当一个女孩子终于等到自己芳心所属的那个男子向她示爱时，她最“聪明”的回应，恰恰不是接受他的追求，而是对之拒绝：惟有通过这一决绝的、“自杀性”的拒绝，她才能成为那个男子心中永远的“爱”，即始终成为一个康德(Immanuel Kant)意义上的崇高的对象，而不致最终沦为一个欲望的对象-工具……同样地，正是类似的幻想结构，反讽性地“支撑”着晚近几十年来中东的主要危机(即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冲突)之不断延续乃至持续升级：问题的吊诡恰恰便是，当犹太人真的“如愿以偿”地、不再有血腥冲突和“争议”地完全占有耶路撒冷的那一时刻，反而正是“耶路撒冷”开始丧失其长年以来作为犹太教的幻想性支持的时刻，耶路撒冷仅仅变成为地球上的一块土地而已(多少年来将犹太人联结起来的那句“明年，耶路撒冷!”，反而将不复其原先的符号性功能)……
在我看来，这才是我们的上古谚语——“好景不长”所包含的真正的惊骇性秘密：不是“好景”总是在时间上无法“长”，而是一旦成为了“好景”，在结构上它本身便已然不再“好”(那还怎么“长”得了)!
普遍人权的核心：“我们都是色情片主角”
我们可以借助黑格尔(G. W. F. Hegel)这对概念——“实质”(substance)与“主体”(subject)——来对“色情制造业”的结构性秘密作更进一步的哲学性分析。黑氏的著名论断是，我们应不仅将“绝对”(the Absolute)构思为一个实质，并且将它构思为一个主体。就在这里，我们遭遇到了这样一个颠覆性的哲学命题：主体恰恰不具有实质。换言之，现代的主体性，本身的核心便是一个缺失实质的空无。
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哲学的层面上，恰恰都是那色情片的主角——“decaf”女人：“我”，根本上即是符合自己幻想的“我”，而那“自己的幻想”根本性地总是主体间性的，即总是社会性分享的幻想。我所认同的关于自己的种种身份，都是我(们)所接受的“好东西”：譬如，再好色的男人，都不会想到去认同自己为“色鬼”，这类词永远是给“别人”的……正因此，“自我辩护”总是每个人的“第一”反应(并非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的、“本能”的反应，而是由幻想所带来的社会-符号性“反应”)，而真正意义上的“自我批评”总是十分难得，因为它本身即意味着直面幻想被刺破后的创痛。
当我们把自己在社会现实中的诸种身份——即自我介绍中的“我是X”里的那个“X”，如“中国人”、“男人”、“博士”、“教授”、“某人的儿子/父亲/老公”，等等等——一一剥除掉，最后所剩下的“我”(即“我”的“实质”)便是：一个没有实质的空无。这个空无，或许，恰恰正是现代人权的真正的隐秘的构成性基础：我们每个人可能高矮胖瘦、肤色面貌、语言宗教、性格喜好、性别年龄、社会地位、能力天赋等等等等都不同，但我们最终均具有同样一个“核心”，而正是这个相同的“核心”使我们正当地拥有平等的普遍“人权”。现在，我们通过对“色情制造业”的哲学考察，遭遇到了关于这个相同“核心”的惊骇性秘密：我们每个人都是“decaf”的，最后的核心都是纯粹的空无(于是“相同”、进而“平等”)。“人权”的根本实质，便是那“没有‘X’的‘X’”，其核心不是实质性的“人性”，而是根本没有这个实质(即空无);换言之，人权本身乃是一个没有存在论根基(如“人性”)的符号性造物。然而于此处，我们有必要将分析再推进一步：恰恰也正因如此，人权才能从启蒙时代的欧洲白人阶层，通过几个世纪的社会-政治性的实践和斗争，慢慢变成为今天的普遍的人权;也正因如此，我们可以期待某天能有“动物权”(因为“人性”并非权利的核心)，来对抗今天社会现实中大肆泛滥的诸如“虐猫”等残忍行径……
根本性地，在这里我们看到：在我们今天的意识形态秩序中，从最淫秘隐晦的“色情制品”、到最公共宏大的“普遍人权”，根本上分享着同样的结构性秘密(即“X without X”)。于是，我们可以这样反转性地来理解“色情制造业”的秘密：人权有多么受欢迎，色情片就有多么受欢迎……这就是解释了，为什么今天甚至在一些最严苛的伊斯兰国家，色情片都禁止不了(就如同那里的统治者同样无法全然取消来自西方世界的“人权”一样)……
今天那绝非少量的人权的积极捍卫者且同时又是色情片的积极抵制者，在这意义上，便绝不仅仅是在对抗色情片，而是在自反性地对抗着整个现代性背后这一整套根本性的意识形态隐秘操作!也许，正是这种自反性，使我们看到了在不放弃现代性之积极遗产基础上的真正的对现代性的激进超越之路标。
“Ask for more!”
回到“色情制造业”以及“decaf”系列产品的商品-市场层面上，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今天这样的“X without X”的“decaf”产品之泛滥，以不露痕迹的隐秘方式，究竟给我们所处身的这个现实世界带来了怎样的影响?顺着这个追问展开思索，我们将不难看到：它根本上正好是颠倒了孟子的那条著名古训——鱼与熊掌不可得兼。这些去除了其根本性实质的“decaf”产品，正似乎使人“得兼”了所有欲望中的“好东西”(鱼/熊掌……)，而不承受它们本身所包含的种种会破坏那支撑欲望的幻想的东西。
我们看到，代之以韦伯(Max Weber)所分析的早期在新教伦理影响下的“入世禁欲”的资本主义精神，在今天的全球化市场社会——或用杰姆逊(Fredric Jameson)的经典术语，“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主导的意识形态逻辑实质上便是：彻底的享乐主义，即尽情地追逐欲望。在原来的商品-市场秩序中，起主导作用的实质上是亚里斯多德主义的“适度”逻辑。君不见那些生活指导类书籍、健康手册在一遍又一遍“科学地”告诉我们：喝咖啡，但不要太过度，以免影响睡眠作息生物钟；饱口福，但也不要吃太多，以防过度摄入脂肪;做爱，但也不要频度过高，更不要整晚不停(有间歇地入睡前一点点性爱可以调剂睡眠、有助健康)，等等等。
但今天的享乐主义所遵循的逻辑是：咖啡想喝多少就尽情喝多少，因为它已经是“decaf”的咖啡!冰淇淋、奶酪、巧克力尽情地吃，因为它已经99%乃至100%无脂肪!甚至，一个人可以整夜在网络视频聊天室对着电脑屏幕进行“虚拟性爱”，同时在家庭生活中却不用受这种额外的过度性爱所累：他仍可以毫无愧疚地对妻子声言，自己从未“出轨”或有“外遇”，是个绝对忠实的丈夫(这，或许才是“安全性爱”所隐藏的底层含义)……
对比起来，我那位咖啡从早喝到晚的“咖啡鬼”室友，实已算是当代享乐主义的一个比较“温和”的例子;比之过度的例子，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都遭遇了太多太多。今天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逻辑，正是竭力使每一个人(“用户”)无止境地进行消费;那百事可乐的广告语，不正是将这一隐藏的彻底享乐主义之逻辑表达得直白通透至极——“Ask for more!”(要求更多;该广告语的官方中文表述甚至更为赤裸裸，“渴望无限!”)那“想要多少就尽情多少”的“decaf”系列产品的泛滥，便正是这一意识形态操作的主要产物。而那早已成为今天绝大多数人每日生活之“有机部分”的避孕套，则可以说是“decaf”模式产品的一个前身：它致力于使人们尽情得到“鱼水之欢”中的“好东西”，而(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地)不受其本来的实质性后果——即受孕怀胎——所带来的“麻烦”与“困扰”。那小小的避孕套所隐秘承载的，不恰恰正是今天已成为霸权性意识形态的彻底享乐主义逻辑——“Ask for more!”
当代美国最受欢迎的喜剧演员宋飞(Jerry Seinfeld)在其舞台表演以及情景戏剧《宋飞正传》中，有一段著名的追问：什么样的科学家，会投身于研究“无籽西瓜”?当别的科学家们投身于研究癌细胞、爱滋病;竟有这样一些科学家，尽管很清楚每日有许多人死于各种无法治疗的绝症，他们仍决定将自己贡献给攻克“无籽西瓜”;成千上万的人们在死去，而对于他们，只有一件事必须要阻止，那就是——“呸”(吐西瓜籽)……通过前面的分析，现在关于这种“变态”科学家之状况的关键已十分显明：在今天，恰恰就是这个小小的由西瓜之实质所带来的令人不“爽”的“呸”，必须被剥除!这一犹如色情片里那没有女人实质之“纯美女人”的“decaf”西瓜(以及类似产品)之开发，恰恰承载着今日市场逻辑的所有秘密，换言之，即指明了合法暴发横财的超级捷径：平时只吃一个西瓜的人，这种西瓜可能就会吃上好几个，更遑论今日那“饥渴”难填的“咖啡鬼”、“巧克力鬼”、“冰淇淋鬼”……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隐秘性但根本性地，那“长流不息”的色情工业、人潮涌涌的“色情片鬼”，实际便是今日市场逻辑之下的真正的典范性产业，无数可以登“大雅之堂”之产品，均正在极力攻克“科学”难关，使自身蜕变成为“少儿也宜”的“色情制品”。
今天，你“革命”了吗?
我们现在将分析的视野从经济领域转入政治领域：今天主导的政治意识形态之一——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等“左翼理论家”所倡导的“第三条道路”，难道不恰恰正是一个“decaf”产品，一种“revolution without revolution”(没有革命的革命)?我们看到，近十年来欧洲的布莱尔、施罗德们所采取的“全新”的社会民主主义，在接受市场全球化统治之同时，仍声称保持这样或那样一些“左翼”社会政策……这种“打左灯、向右转”的“第三条道路”政治方案，一方面继续挂着“左翼”的旗帜，仍搭乘着“革命”的免费班车;另一方面则已然剥除了“左翼”之实质，而完完全全沦为放弃革命性创造的、没有原则的机会主义。这样的“没有革命的革命”，实则正是在全面接受主流的全球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同时，再多加一点点这样东西或那样东西、拌上些带有“革命”符号的佐料，形成某种妥协后的合成品——“革命”但“无伤大雅”的“第三条道路”。
来自斯洛文尼亚的齐泽克(Slavoj Žižek)曾在一个讲座里谈到他的一个个人经历，在这里恰恰很有分析的价值：在成为一个享誉国际的哲学家后，一份以分析现代/后现代艺术为主的学术杂志《October》(十月)找到他，希望他能为该杂志写一些文章。齐氏很好奇地问对方，杂志的刊名是指哪个十月?那位编辑几乎以半机密的神情向他耳语道：当然是那个十月，1917年!在这里我们看到，正是通过这样的以某种“革命”符号作为自我标志的方式，那份杂志一方面可以通篇充斥着那些以复杂术语来谈论后现代艺术的琐碎文章，另一方面，则隐秘地似乎仍同“革命”这列班车保持着某种关联……
作为这种意识形态操作的一个直接后果，便是在今天的政治话语中，“革命”符号广为泛滥(想要多少“革命”都可以，“书斋里的革命”口号随便叫，因为它已经是“decaf”革命，即“去革命”的革命，或者说，在不越出当下意识形态坐标的“安全”的革命);但同时全然剥除了真正的激进革命——即“revolution with revolution”(带着革命的革命)——的向度。
在同样发表于《东方早报》的《作为“幻想”的批判性，或知识分子的团结》一文中，我分析了当代中国“批判性知识分子”的一种根本性的困境性状况，那就是——“critique without critique”(没有批判的批判)。问题的症结即在于：“批判”本身，成为了许多知识分子的一个根本性幻想;换言之，批判的边界，就是以不破坏这一幻想本身为限度。于是，许许多多当代知识分子的批判，实质上乃是在意识形态坐标之内的“decaf”批判，即“安全”的批判、没有批判之实质的批判。正因此，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我们似乎听到很多“批判的声音”，但众声喧哗、流光浮影之下，真正地对我们时代具有穿透力的批判声音，仍实寥寥无几。比如，许多批判市场逻辑的知识分子，实际上自己却在乐此不疲地炒股票;饭桌上一开口，喷出的便是一副小资派头，酒过三巡哪分得出哪个是企业老板哪个是“批判性知识分子”;我前一阵在国内，某日打开电视一不小心便发现：某倚借批判“市场意识形态”与“自由主义姿态”博得盛名、但近来“声音”顿然消匿的知识分子，原来便是正在播放着的某POP剧集的主要编剧班底，看来此君近两年进军影视界、投身“市场意识形态”中博取功名去了……
这种被剥去批判之实质的“decaf”批判的隐秘逻辑便是：让我们尽量地谈论批判、尽情地高呼“第X次思想解放”、“激活革命性的制度创新”……，以确保真正的激进批判、真正的思想解放和激进变革绝不会出现。那些批判市场逻辑的知识分子，实际上正是“无声地”依靠和指望着市场逻辑的长期延续，内心殷切期待着在学术市场上的名校教席、高薪跳槽、终身教职，更不要说那些在外面兼职“玩票”的衮衮诸公……因此，那许多自我冠名的“批判性知识分子”，其“批判性”所指向的正是一个空白的姿态，这个姿态之实际的内容就是：没有人去实践任何激进的批判。齐泽克尝言，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以“普遍化的变态”——“变态狂”在精神分析意义上即是缺乏质问、对意识形态顶礼膜拜、甘愿成为其工具的一群人——为特征的意识形态环境下，“压制”这个词在今天本身已快失去其用途。如果他这句论述略有夸张之嫌的话，那么在“decaf”批判盛行的当代中国思想界，看来它却在很大程度上相当契合。面对这种困境性状况，我在前述文章中提出，惟有以穿透幻想的“critique with critique”(带着批判的批判;或者说，完完全全地批判，而并非只想要“批判”所带来的“好东西”)，来进行自我反思性的激进批判实践，即对自己批判之前提展开批判、对自己批判之“无形边界”进行激进的越界。
二十一世纪的“百事可乐”超级大国
让我们再将分析的视野拓展到国际政治层面：作为一个显著的现象，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以来，美国在战争中越来越高频度地采取高空精确轰炸，以追求战争中己方的零伤亡。这种己方没有伤亡的战争，不恰恰正是一种“decaf”战争?
我们需要继续追问的是：这种己方零伤亡的“decaf”战争模式的出现，究竟对二十一世纪的国际秩序意味着什么?前面所分析的今天的享乐主义逻辑，已经为我们给出了那震惊性的答案，那便是：想要多少战争就尽情发动多少战争!同“幻想中的完美战争”相一致，这种“decaf”战争可以获得所有发动战争的“好处”(如取得各种经济的、军事的、地域政治的利益与优势)，却不用承担发动战争之最根本的实质性困扰(已方的大量伤亡)……我们看到，晚近这些年来，美国一次次地发动战争，绕开联合国不算，甚至无视欧洲诸国的反对。美国现在所隐秘遵循的，难道不正是“Ask for more!”的百事可乐逻辑?
另一方面，我们同时也读到了各种各样针对这种国际新秩序的知识分子话语——从以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为首的知识分子对战争的联名谴责，到一批又一批国际政治“专家们”对小布什政府的种种分析……然而根本性的问题却在于：那诸种知识分子话语所共同缺失的，恰恰正是在前面分析中所揭示的这样一个今天意识形态的根本性的隐秘操作：在今日种种风云变幻的国际纷纭——尤其是军事武力甚嚣尘上——的背后，己方无伤亡的“decaf”战争之模式，不正是起着根本性的作用?以晚近美国与欧洲的关系为例。在“破裂的大西洋联盟”背后，究竟是什么因素在隐秘地起着主导性作用?今天美国与欧洲的冲突性关系之实质乃是，并非欧洲“背叛了”美国，而是美国不再需要依赖于其与欧洲的同盟伙伴关系：在形式上华盛顿仍会争取、拉拢昔日的盟友，但那些盟友的赞同与支持实质上已不再是必须，而只是成为一个可有可无的选项;美国近年来对欧洲的外交所传达的实质信息便是：“不管你站不站在我这边，我都会动手”。
晚近美国所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其军事目标虽然是萨达姆政权，但它真正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的目标，却是囊括了所有战争内外的人，即通过伊拉克战争向所有人们传达出这样的信息：在新的后“9·11”全球秩序中，美国成为了一个可以独立于其余世界之外、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单独的超级大国;它可以单方面发起“先发制人的攻击”(preemptive strikes)，而不必依赖其余世界任何方面的支持和同意。而这种“先发制人的攻击”之隐秘逻辑，实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莫须有”：先以某理由发动战争，事后再寻找支持该理由的证据;甚至事后根本找不到证据也没有实质关碍，因为不管事后怎样，其本身目的已达——萨达姆政权已被根除。如果不计历史与当代中的“正/邪”这些情境化的价值判断，秦桧当年不正是以同样的手段(即“莫-须-有”)来除去岳飞的?由于始终在伊拉克找不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战后表面上似乎美国遭到质问一片;其高潮便是，在2004年美国总统竞选中，克里就主要用它来攻击布什，指称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根本便是“大规模欺骗性武器”(weapon of mass deception)，然而反讽的是，克里本人却最终仍败在这种“大规模欺骗性武器”之下，以竞选失败而告终。当下很多人指责美国，实质上不正和后人骂秦桧一样：无论怎么骂，岳飞已死于其手，历史已被改变(无论怎么指责，萨达姆已被除去，当下现状已被改变)……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我们便可以理解：为什么齐泽克在其论伊拉克战争的新著中，断言美国在战前非但不是如他们在强调发起战争之理由时所声称的那样，确定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根本就是确定伊拉克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们敢于对伊拉克发动地面攻击，就是最根本的证据。倘若他们对此哪怕尚有一丝疑虑：萨达姆真的会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以此还击;那么，这将导致数以千计的美军伤亡，他们决然承担不起这样的风险，而是会简单直接地改为全面采取高空轰炸。因此，地面袭击正是最有力的证据，标示了美国确切地知道，那里不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于是，这批至今仍保持神秘、掘地三尺仍不肯现身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本身很可能自始至终、从头到尾就是一个意识形态编造、一个纯粹的“莫须有”，或者用克里竞选班底的精彩修辞，一个“大规模欺骗性武器”。
在这场伊拉克战争中，美军的迅速胜利，自身就是一个反对其发动战争之理由的终极证据，即伊拉克并不具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换言之，绝不构成美国战前所宣称的“巨大威胁”。而反过来看，这种己方无伤亡的“decaf”战争模式，使得现在许多国家——尤其是被美国列入“邪恶轴心”、“流氓国家”的政权——反过来更为积极地研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如北朝鲜如今拼命埋头研造核武器。对于他们来说，萨达姆的垮台，无疑正是因为这位“半世”枭雄并没有真正握有能够造成对方大量伤亡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因此，尽快拥有核武器，已变成为他们在未来世界秩序中得以“存活”下来的唯一保障：使那个“百事可乐”超级大国若真要对其下手，不得不冒上己方可能遭受那瞬间夺去几百万生命之核打击的巨大风险。
我们现在已看到：正是这种己方无伤亡的“decaf”战争，隐秘地但根本性地支配着今天那全新格局中的诸种国际风云。当那些国际政治“专家们”纷纷拿“文明冲突”、“帝国”或“世界警察”论等各种既有的(右翼或左翼的)理论模型去拙劣地硬套后“9·11”的全球格局、喋喋不休地彼此复制那几套空洞言论，我们何不在喝下一口咖啡的同时，自己来展开一段批判性的思想实践。这样的日常生活中的思想实践，永远没有终点。由衷期待我的这篇作为《这个谜语太黄色》之续篇的文章，仅仅成为那即将涌现的更多更多续篇的一个小小开幕。
附语：今天的意识形态批判
这篇对当下意识形态的分析性文章，最初是以报纸能够容纳下来的篇幅来进行写作的;然而，随着在写作过程中分析视野的不断扩展，最终形成了现在的样子，规模翻了近两倍。
在发表于《开放时代》2006年第2期上的《一把插向心脏的刀——论意识形态批判之(不)可能》这一长篇论文中，我讨论了意识形态批判在今天是否可能这一问题，并梳理出了一个以苏格拉底(Socrates)、康德、拉康(Jacques Lacan)为代圌表的“离奇的”传统。在后“9•11”时代，这个以“不可能性”为构成性核心的哲学传统，在我看来，是意识形态批判之唯一的可能的实践。《这个谜语太黄圌色》与作为该文续篇的本文，正是在这个传统下的一系列具体的意识形态批判实践。这样的批判性实践，在揭圌示当下意识形态之隐秘操作及其逻辑的同时，旨在避免下述两个“意识形态陷阱”：其一便是“经典的”意识形态批判，即在批判性分析当下意识形态的同时，对其批判对象作出普遍性的宣称，并提出另一种替代性的普遍叙事;其二则是所谓的“后现代的”意识形态批判，即强调各种“微小叙事”是完全特殊的，只能在特定领域中对意识形态作微观的特殊分析。
在《这个谜语太黄色》及其续篇中，我总是从某一日常生活中的遭遇(encounter)开始，来展开一段反思性的批判实践。这样的分析本身并非是一种普遍化的分析。在这两篇文章中，经由分析所揭示的“现实-幻想”的结构性圌关圌系、“欲望-幻想”的结构性关系、以及那往往溢出性地将幻想显露出来的符号性机制(“谜语”)、当代种种剥除实质而纯然符合幻想的“decaf”模式产品(“X without X”)等等这些意识形态操作，它们本身并非是对整个当代意识形态的终极诊断，而只是对其中某些操作所遵循的隐秘逻辑而作出的批判性分析。分析本身并不意味着揭示真圌理，并进而提圌供出解决方案;而是借助于一些分析性概念，来提供出一个(些)被当下意识形态所掩盖与压制的切入“现实”的视角。正因为在文章中被分析的那些隐秘的操作实远非今天的意识形态之全部，我由衷呼唤和期待着更多更多的日常生活中的思想实践，来对当下意识形态作出各种角度的反思性分析。
同时，在我的文章中，对当下意识形态的批判性分析，总是越界性的分析。也即是说，我们绝不应自缚性地将自己的反思性实践仅仅框限于某个特定的“微小”领域。今天的意识形态“狡计”之一，在我看来，就是在“后现代”的名义下，将思想实践割裂成一个个特殊的“叙事”。因此，今天的意识形态批判，必须是一种越界性的思想冒险;其关键便在于：一个反思性实践所跨越的“微小”领域越多，正是越说明被分析的那种意识形态操作在当下的霸权性(而非普遍性)地位。这种霸权性地位不一定完全体现在经验性的计量意义上，而是指那些在结构意义上的主导性操作。
最后我想要阐明的是，这种对当下意识形态操作进行跨越各个(后现代)“微小”领域的批判性分析，本身完全是针对当下的，而非针对任何时代。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说的“当下的存在论”(ontology of the present)，应为我们所牢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