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春天，我有幸与喜剧演员 Aziz Ansari 在一起探讨短信中的心理学，那天我们途经洛杉矶，每隔几分钟就有人走到他跟前，不是要签名，而是要跟他合影。平易近人的 Ansari 解释说相比合影他更想聊会儿天，于是就问了粉丝们的音乐品味，以及对自己的表演、单口相声与喜剧 Parks and Recreation 的看法。最终，粉丝们的确得到了安抚，但并不太高兴，因为在他们的手机里什么也没留下。
15 年来我一直在研究人类与移动科技的关系，直到最近，我发现分享似乎才是最重要的。人们一有什么想法，不管它是否明晰，便会立即与人分享，否则就浑身不自在，借用笛卡尔的话来说就是“我分享，故我在”。
如今我们仍然热衷于分享，但关注的焦点在于想得到并拥有一张记录着一段经历的照片。
就自拍的话题我采访了很多人，这正是他们记录自己生活的方式，上文谈到，Ansari 想聊天，但粉丝们却想记录这一刻——我们总是打断对话却只为了留下点记录。
自拍照跟任何照片一样，实际上就是先打断正在做的事情再 Mark，在这点上，它与发短信有相似之处。上课的时候，开会的时候，看电影的时候，与友人吃饭的时候，还有在参加葬礼的时候，但更多地是在教堂做祷告的时候，甚至在与配偶同床共枕的时候，我们都在发短信。就连政治代表们在会议上也会发短信。
科技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改变了我们，不仅改变了我们的处事方式，也改变了我们本身。我们习惯于暂停对话去收发短信、图片、电邮与电话，作为它的延伸，自拍让我们习惯于让时空凝固只为记下那一刻。一旦习惯了这样一种走走停停的生活，对自身的反思就少了。
我们对于打岔已经习以为常，但这让进行一段严肃深入的对话变得困难，因为我们的内心随时都能被带走。我曾与年轻人讨论过用餐礼仪的问题，他们觉得只有在那时才能被允许发短信，所以谈话时 7 个人中有 3 个人在听就够了，那种情景下经常听到人问“等等，你刚刚说什么来着？”，然后谈话就得倒退一段距离。这一切已经屡见不鲜了。
就拿奥巴马来说，他无疑崇敬曼德拉，也深知曼德拉的意义所在，但却在曼德拉追悼会上玩自拍，由此观之，他也活在我们的记录文化中。
这个年代，人们一旦感到孤单无聊，就会拿起电子设备——在电影院时，在车站时，在超市收银台前排队时，在开追悼会时——打开电子设备变得如此平常，我们都忽视了自己内心的想法。
现在找回宁静为时不晚，我从在现代科技中长大的年轻人身上看到了希望，他们愿意接受父母提供给他们的“零设备”环境以自我反省。
一个 14 岁女孩告诉我她是这样让父亲摆脱设备的：“爸爸，不要再 Google 了，我不在乎正确答案，我想和你说话。”一个 14 岁的男孩反思道：“难道人们不知道透过车窗看风景是多么美妙的事情吗？他们真的不懂。”跟所有科技一样，自拍让我们反思自己的价值，这倒也好，因为它让我们思考科技的意义所在。
原文：nytime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