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大学信息学院副教授肯塔罗•托耶马（Kentaro Toyama)在The Atlantic网站撰文指出，人们似乎把互联网和科技看得太重了，以为其无所不能，可以达成任何事，包括消除贫穷，实现和平，带来民主，但是作者却认为，互联网顶多就是一个有用的通讯工具，其作用之发挥归根结底离不开使用它的人，而且它也不是社会变革的首要的、系统性的原因。
以下为全文：
“手机能帮着终结全球贫穷吗？”“Facebook能促进世界和平吗？”“互联网能击败普京政权吗？”
上述泛泛之谈是最近发表的一些文章的夸大其谈的大标题，这些问题既是诱导性的，也是误导性的。你可以把紧跟在其后文章细细品读一番，然后就不可避免地要说，这些文章要么根本没能回答其大标题提出的问题，要么泛泛其谈地扯了半天，结果却回答了一个别的问题。
最近的一篇文章对此提供了一个最佳例证。“互联网能击败普京？”是《纽约时报》一篇特约社论文章的标题，其作者是艾米丽•帕克（Emily Parker）。
帕克的这篇文章以新闻开头，她说反普京人士阿列克谢·纳瓦尔尼（Aleksei Navalny）因犯有刑事欺诈罪而被判处软禁，结果他却跑到大街上同数千俄罗斯人一道举行抗议活动。帕克称其为“俄罗斯头号反对派博主”。
首先，她说纳瓦尔尼“对普京政权构成了一个新的威胁”，因为他是“第一个把互联网作为一个有效的政治反抗工具来使用的俄罗斯政治活动家”。 她声称，在纳瓦尔尼之前俄罗斯不存在互联网政治抗议，而且克里姆林宫认为互联网根本就是小菜一碟，压根不把它当一回事。 在纳瓦尔尼之前，“互联网仅仅反映出了俄罗斯民众在面对俄罗斯政府时软弱无力的网上现实”。帕克这一论断纯属瞎扯，因为在纳瓦尔尼发表博客帖子之前，俄罗斯就已经有了很多互联网政治抗议。克里姆林宫对此相当重视，要不然它也不至于部署“网页军团”来在网上发布有利于政府的言论，从而为政府做正面政治宣传。帕克说多亏有社交媒体，抗议者才可以“确保其不至于孤身一人走上街头举行抗议……对于政府在电视上公开发布的内容，互联网可以提供不同的说法”。
然而，抗议活动终于还是萎靡不振，慢慢退去了。对此，帕克大大归咎于公众的冷漠态度：“光有互联网还不足以成气候，也就推翻不了普京政权。”
那么，帕克最终到底怎么看待互联网？如果你逐条列举她的观点，就会发现互联网顶多就是又一个“政治抵抗的有效工具”，一个“仅仅反映网下现实”的场所，一个“电视上的官方陈述的不同版本”，一个其“权力并不仅仅是‘虚拟的’”实体，以及一个“不足以克服公众冷漠”的东西。作为总结，她对其文章的标题“互联网能击败普京吗？”的回答是“能！不能！也许能！也许不能！”谁知道呢！
也是醉了？但问题是，导致俄罗斯发生变革的真正原因并不来自于互联网，对此，帕克本人也予以承认。她说政治变革可能来自于“动荡不定的俄罗斯经济”。这是一个让人完全满意的回答，但是如果这样的话，为什么她的文章要聚焦于互联网？她总结说，“多亏有互联网，纳瓦尔尼及其支持者在革命形势到来时就将有一柄可以兴风作浪的‘大剑’。”
换句话说，互联网不是民主改革的原因，但当俄罗斯人们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大有不得不群体而反抗之感触时，却可以是一个便捷的工具。当然，如果俄罗斯人们果真一致认为到了该和政府对着干的时候了，真的有人傻到认为没有网络连接就能让他们偃旗息鼓吗？两年前，互联网并没有阻止叙利亚人叛乱。
我并不是想要点名道姓，对帕克吹毛求疵。在今日之舆论中，人们对互联网之作用犯糊涂就像通病一样，到处流行。对此，部分原因是我们我们一直在不断提出错误问题。形如“互联网能做X吗”的问题可以被分成两类。一类问题问得很好，很有道理：这些问题从科技立场出发，问互联网可以做什么。互联网能够在博伊西（ Boise）、爱达荷（Idaho）、鄂木斯克（Omsk）以及俄罗斯之间提供一个灵活的、多用途的、近乎实时的通讯渠道吗？当然可以。它能够从X点向Y点发射物质吗？当然不能。
归在错误类别的问题询问互联网可否引起积极的社会变革。互联网能够促进世界和平吗？互联网能够终结贫穷吗？互联网能够击败普京吗？在最基本的层面，答案显然是不能。无论是推进世界和平，抑或是终结贫穷，还是把真正的民主带给俄罗斯，靠的都是人民，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除非你把“互联网”界定为技术加上使用它的人，否则互联网充其量就是一个无声无息的工具，仅仅是一个通讯渠道而已。
然而，如果那是问这类问题的人想要表达的意思，那么他们问得就太没水平了。至少在我看来，他们显然想要表达深层次的东西：互联网的持续普及和使用能够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力量对比差距，以致于它可以系统地引起更多的和平、更少的贫穷或者更多的民主吗？人们对这类问题的回答是一成不变的，那就是，不一定！
它取决于起基础作用的人力，取决于谁掌握着什么样的技术，取决于其他形式的权力的大小，比如说，列举两个重要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而且，它还取决于很多别的因素，难以尽举。但是，如果人们的回答是“不一定”，那就意味着人们承认互联网不是造成此事物或者彼事物的首要原因。俄罗斯的政治力量对比格局不以互联网为基础，而依赖于俄罗斯人民对普京的欢迎程度，依赖于普京是否冷酷无情，依赖于俄罗斯的经济，依赖于俄罗斯人民的期望，以及依赖于其他很多因素。这些因素中的大多数与可供使用的通讯渠道毫无干系。互联网过去不是，现在不是，将来也绝可能是实际的政治变革的首要的、系统性的原因，它顶多是一盏引航之明灯。
诱导性的问题是一个包含有假前提的问题，只要你正面回答，就没办法绕开其中的假前提。“你停止虐待你的妻子了吗？”如果你回答“是”，就说明你间接承认自己之前有虐妻劣迹；如果你回答“否”，就说明你依然在对你的妻子进行家暴。“互联网能击败普京吗？”或者更一般地说，“技术X能够引起社会变革Y吗？” 如果你回答“是”，就说明你把技术看得太重了，当成神了；如果你回答“否”，就说明你在否认技术的作用，把技术看得一无是处。
这些问题是诱导性的，因为核心问题根本就不关乎技术，正如帕克就俄罗斯问题所意识到的，“什么样的社会、经济以及政治状况可能共同改变俄罗斯人民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