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前，艾哈迈德•艾兹Ahmed Ezz还是埃及商界的一名呼风唤雨的大佬。他控制了了埃及全国约40%的钢铁生产，在执政党间也举足轻重，而最重要的是，他是胡斯尼•穆拉巴克Hosni Mubarak儿子兼继承人贾迈勒Gamal的密友。
如今他已成为明日黄花。抗议者们将之视为魔鬼，放火焚烧了他公司总部。而保守派将之当作累赘抛弃了他。他正接受调查，财产也被冻结，同时被禁止出境。培植艾兹先生的西方公司的时间精力全付诸东流。
全球化将使政治边缘化在过去曾被当作不言自明的真理。哈佛商学院的顶级智囊西奥多•莱维特Theodore Levitt就曾说过，“地球虽是圆的，但在大多数场合，我们不妨把它当成平的。”而日本的商业大师大前研一Kenichi Ohmae也曾在其作品中提及“没有边界的世界”及“国家的终结”。而诸如IBM和福特这样的巨型公司也在削弱单国经理的重要性，以努力打造整合全球的巨兽。
埃及事件给这样的“无边界”思想一个迎头痛击，展示出它的愚蠢性。迪克•切尼Dick Cheney曾评论道，“主不认为该把石油和天然气仅藏于与美国关系良好的民选国家。”。也许还该加上这么一句，主不认为该使某些合适地区的经济均衡发展。商界正对新兴市场的混乱增长满怀兴奋，但那里却充斥着各种政治危机——疲软的法律体系，临时政府，不稳定的城市以及摇摇欲坠的政权。
越来越多的国家，最显著的是中国，但也包括俄罗斯和海湾国家，正在将商业当作国家权力的工具来发展。而世界上一些最大的公司，包括大部分的大型石油公司都是国有的，这同时具有政治和经济上的考量。
这方面，中国首当其冲，用国有公司来争购全世界的自然资源。它同时也使用它的国有工业联盟来实现其政治诉求。当Google拒绝对邮件审查时，它被迫重置了其服务器。而在情况极为暧昧时，4名力拓高管被监禁了起来。这种情况并非中国独有：BP(英国石油公司)与俄罗斯国有石油公司Rosneft对俄罗斯北极地区开采的合作也有着暧昧不明的政治意图。
政治风险也会让西方公司后院起火，政府已经越来越对腐败行为提高了警惕。奥巴马政府正以福音版的热情来执行外国腐败法案——并动用了曾只用在有组织罪案中的技术。英国政府也在引进严厉的反行贿措施。那些在泰国或印尼使用“当地”规则的高管们会发现他们回国后将面临牢狱之灾。
那么各公司该如何应对呢？没有简单易行的办法。那些被简慢地一起归为新兴市场的国家们各自有着非常不同的政权。在巴西你需要理解国会的多党联盟；在中国则是共/产/党的权力动力学；在沙特则是统治家族的内在关系。当地的政治学还要更复杂些。
最要紧的建议是认真对待政治。石油和矿产公司就经常这么做。即使是在危险和不稳的环境下，荷兰皇家壳牌集团也在尼日利亚成功经营了超过50年。“新型经济”公司则相对比较天真。埃及危机展示出他们难以避免地陷入了如今在网上如火如荼的政治纷争之中。当地的一名Google高管Wael Ghonim就被人视为政治激进分子的一名领军人物。
不无小补
各公司可以从政治风险评估机构购买建议，比如英国的Control Risks或美国的Eurasia Group，或者由政治权贵们创立的各类咨询机构，比如下野的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以及前大使们。（广告时间：经济学人智库---经济学人的兄弟机构---也提供政治风险上的建议。）Eurasia Group 的总裁Ian Bremmer在这行也是一名冉冉升起的大师，他就这方面写了一些见解卓绝的书。
但公司不仅需要购买建议，他们还需要做更多。他们需要对当地知识有更多的关注：那些执迷于全球化的公司可能已经开始后悔赶潮流地将单国经理人们降级了。他们也应该注意不要轻易地被表面的平和所打动。埃及独裁政权的迅速瓦解应该对各公司提个醒，与其压大注在中国不如压到印度（其有着混乱的民主）。
证据显示有些技巧特别成功。其一就是多元化经营。克莱斯勒就在秘鲁逃脱了一次国有化风潮，因为它在当地的制造工厂仅需一半的原料就可以组装一辆车。另一个就是在当地深扎根。数十年来，壳牌培训并雇佣了很多对尼日利亚石油产业有控制权的人。第三个就是平摊风险。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跟其他公司，NGO（非政府组织）以及政府机构组成联盟。
然而，所有这些技巧也都有令人不快之处。当一个至关重要的工厂被关闭是，创建全球业务可能就比隔离它们更能分散风险。而跟当地政权关系紧密可能会让你成为众矢之的，就像壳牌现在在尼日利亚的境况一样。结交你无法完全控制的当地同盟可能会让你被控腐败。这说明，政治经济学实在是要比新潮的现代经济学复杂地多。
来源Beyond economics
译者sibyl86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