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贫寒家庭的孩子长到一岁时，她很可能就已经在说话能力，理解力及学习能力上远远落后于中等收入家庭的孩子了。贫寒家庭的孩子和较富裕家庭孩子之间的差距每年都在扩大，等到了高中时期，这种差距就成了一条鸿沟。美国试图在学校缩小这种差距的种种努力基本都失败了。现在逐渐形成了一种共识，即要缩小这种差距，就应在学前早期进行，不仅是学前，甚至应该在孩子出生前就开始。
但尚未形成一个共识，即这种学前教育应该采取什么形式， 因为对此问题本身也还没有形成一个共识。贫困是怎样限制孩子学习能力的?研究人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参差不一：贫困是最重要的原因吗？ 性格问题如缺乏自我控制力或做事不考虑后果等？高压力激素的影响？缺乏阅读习惯？
贫寒家庭的孩子可能要比一个专业人员家庭的孩子听到的单词量少几百万个，这一差别影响很大。但是，另一种观点，正在引起政策层面的争论：即早期学习的关键是说话，特别是在孩子从出生到3岁时，其父母和照看他的人在他身边说的话，要越多越好。
事实证明，证据也正在显示，那些最被人们不以为然的父母对婴儿说的话，比如，摸摸泰迪熊的鼻子！ 它真软和！在有汽车的声响时说-看，这儿有辆黄色的车！宝贝饿了吗？现在妈妈要去开冰箱！这些话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不要用那些智能手机！）
虽然这种观点已经多次在小范围内成功地得到了验证，目前正准备第一次在罗得岛的普罗威登斯市进行大规模试验，该市上个月刚赢取了纽约市市长布隆伯格的慈善基金会设立的“市长挑战奖”的五百万美元特等奖，它在“最佳创意”竞赛上，击败了其他300座城市。
在普罗维登斯市，三个学童中只有一个在入学时具备幼儿园水平的阅读能力。该市已经形成了一个卓有成效的教育计划网络， 护士、老师、医生及社工都会定期去家里拜访孕妇、初为人父人母的家长和新生儿，给他们提供医疗护理和建议，治疗，咨询及其他服务。现在普罗维登斯正准备对这些经常去家访的人进行培训，以提供一项新的服务-进行家庭会话。
普罗维登斯要开展的会话项目是根据堪萨斯大学的贝蒂.哈特和托德.莱斯利的研究成果制定的，他们在1995出版了一本名为《美国幼儿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差异》的书。哈特和莱斯利研究了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父母怎样和他们的幼儿说话。每个月，研究者都会走访研究中的42个家庭，并将孩子和父母之间的互动情况进行一个小时的录音。
他们注重于一些细节情况，如父母说了多少称赞孩子的话，他们谈论的话题，谈话语气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等。随后，等到孩子九岁时，再检查他们在学校的表现。与此同时，他们抄写并分析了录音上的每一个字-这一过程花费了六年。莱斯利后来对一个采访者说：“直到搜集了这些数据，我们才意识到父母和孩子说了多少话才是重要的因素。”
所有的父母都会向他们的孩子发号施令，比如“丢下玩具！”或“别吃那个！”但是，那些靠救济生活的父母可能和孩子说的话也就到此为止了，而那些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较高的父母，这些话可能只是和孩子进行互动的开始。
差异是惊人的。靠救济生活家庭的孩子每小时听到的单词量是600个；工人家庭的孩子为1200个，而父母为专业人士的孩子则每小时听到的单词量达2100个。等到了 3岁，一个贫寒家庭的孩子就要比父母为专业人士的孩子在家里少听到3000万的单词量。而这种差异很重要，孩子3岁前听到父母或照看他们的人说的话越多，他们的智商就会越高，在学校的成绩也会越好。 电视里的说话声音不仅无助，而且有害。
哈特和莱斯利后来写道，孩子的语言发展水平在达到和其父母的水平相当时，就开始出现停滞，所以语言上的欠缺也能一代代遗传。他们还发现，父母和女儿说的话要比和儿子说的话多得多（可能是女孩儿更善于和人打交道，或是因为母亲主要负责照顾孩子的缘故，父母一般会和自己同性别的孩子说话更多。）这可能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年幼的贫寒家庭的男孩儿，在学校里会特别差。
他们强调，这种词汇使用上的差异和学习成绩直接相关，使得生在靠救济金生活家庭的孩子，整体上要比父母是专业人员的孩子表现差，因为他们的父母和他们说的话少。换句话说， 如果每个父母都和他的孩子都说同样多的话，就完全不会有人种和社会经济上的差别。（一些其他研究人员指出，虽然词汇是极为重要的，但它不是唯一因素。）
虽然我们知道较富裕的受过更好教育的父母，和他们孩子的说话要多于较贫困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父母，但我们并不了解确切的原因。马里兰大学的助理教授，梅雷迪.斯罗维给出了一个较令人信服的说法。她发现，生活贫困的妇女根本就不懂和她们的孩子多说话很重要，也没人告诉她们这个有关孩子成长的研究成果。
生活较贫困的母亲一般都靠亲朋好友给她们提供育儿上的意见，而这些人却未必了解这方面的最新情况。而另一方面，中产阶级的母亲，至少会从书本、互联网和儿科医生那里学到一些育儿知识。和婴儿说话已经成了中产阶级家庭文化的一部分，看上去有些像是本能，但实际上不是。
如果你没听说过哈特和莱斯利的研究，你并非孤陋寡闻，但你可能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这些发现应该体现到政策实践上：这是一项能缩小学习成绩差异的革命性方法，而且看似完全可行。让贫困家庭的父母和他们的孩子多说话能有多难？
实际情况表明，这确实很难，因为没有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来衡量父母说了多少话。每个小时的录音都花了很多小时的时间进行抄写和分类：要区分在孩子跟前说话的是孩子的父母，这个孩子自己，还是他的兄弟姐妹及其他人，抑或是电视里发出的声音。其花费的成本和精力令人昨舌。开发治疗语言迟缓症技术及研究的丽娜研究基金 会的语言研究主任，吉尔.格尔克森说：“需要有一个客观评价。让一个人观察自己的行为而没有一个基准点是完全徒劳无益的。”没有衡量方法，试用新办法的父母无法知道它们是否有效。哈特和莱斯利的研究逐渐失去了活力。
使其重放光彩的是丽娜基金会开发的技术和衡量方法，它代表着语言环境分析的方法。一个穿着一件有特殊口袋专放录音机衣服的孩子，能毫无妨碍地连续进行16个小时的录音--很多时候家里人都忘了它的存在，而正常进行说话。
这项研究通过语言识别软件进行，它可以计算并识别说话人， 算出谈话的转换点（一方说了些话后，另一方回答）并删除掉背景噪音和电视里的声音。为了保护隐私，录音机可以把谈话加密并在计算后删除谈话内容。家里人也可以在想删除时，通过按“删除”键随时删除。
丽娜的这套系统出现在五年前，目前正被200来所大学和有聋哑、孤独症及发育正常孩子的实验医院使用。第一个研究成果直到现在才即将发表。
这项研究和普罗维登斯市的会话项目产生紧密联系，是因为两个研究人员。格尔克森把录音机发给了120个家庭，他们使用录音机，并在10个星期里每星期都查看记录。在这些家庭 中，有27个开始时都低于基础线。虽然完全没有进行培训指导，10个星期后，他们每天的说话单词数平均从8000个增加到了13000个，增幅为 55%。（该研究已经在一次研讨会上作了介绍，但还没公开发表。）
最近，芝加哥大学的儿科耳蜗植入外科医生，并在该校创立了“三千万单词项目”的德纳.萨斯金德，和芝加哥的17位保姆一起做了一项研究。每个保姆都去参加一项谈话工作，意在增加说话量，并学会使用丽娜录音机。随后，她们在六个星期里，每星期使用一次录音机。萨斯金德发现，这些保姆增加了32%的词汇量，她们说话的转换点也增加了25%。
萨斯金德还和居住在芝加哥南城的贫困家庭母亲作了一项随机控制试验，虽然还没发表，但结果非常好：她说在研究完成后，家长们还问，是不是她们还可以继续报告她们使用词汇数量的情况。
所有这些研究都是小型，短期且是在很小的范围里进行的。萨斯金德说：“需要指出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可以改变成人的说话方式，”“另外一个可以说明的是，这种方法可以持续，而且这可以影响孩子的未来。”
普罗维登斯市有足够的财力可以更加雄心勃勃。市长安吉尔.特维瑞斯介绍说，该市计划在2014年1月开始招募家庭，并希望最终可以达到每年新招募2000个家 庭。该项目最可能和那些成熟的家访项目一起合作，比如“护士家庭合作项目”等。进行家访的人，要教会那些有幼儿的贫困家庭如何使用录音机，并要求他们每月录下某天的16个小时。
每个月他们都要回来看结果及了解制定的能说更多话的具体措施：你怎样告诉你的孩子怎么过的这一天？怎样才是给你的幼儿读书的最好方法？他们还会谈论社区的资源问题，比如在图书馆设立“大声朗读日”等。他们还会同这些家庭一起为下个月订立目标。该市还计划招募一些孩子父母担任教员。
由单身母亲养大的，从多米尼加移民来美国的特维瑞斯之所以选择该项目，是因为“早期教育”对他自己所产生的影响。在哈佛，他发现他的室友及若干朋友都是受益于“早期教育”项目的孩子。他说：“这个项目曾经发挥过而且还正在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对孩子之间差别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让人感到惊讶。但这个问题是我们可以通过采用一些方法得以改进的。我们有一个让竞争可以公平进行的机会。”
译者 达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