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邮报》的马特•米勒有种直觉：他这样写道：收入不平等现象加剧，但这并没有引起底层人士更大规模的抗议，其原因在于，穷人并不认为当前的不平等无法忍受。他提到2009年威尔•威尔金森（Will Wilkinson）（国防情报局的一位博客人士）发布的一份卡托研究所报告，并暗示科技对于质量的价格的影响使得人们对于这些事物的认知方式和我们应该进行判断的方式变得更为复杂。
这是因为，不断拉大的收入差距往往掩盖了富人和非富人之间不断缩小的实际消费体验差距。威尔金森写道：“在世纪之交，只有富豪才能拥有电冰箱和汽车，但是在如今的美国，电冰箱无处不在，尽管电冰箱之间的不平等继续发展……”
与能够享受新鲜的肉类，牛奶和不能享受之间的差距相比，富人价值11000美元的“Sub-Zero”电冰箱和穷人从宜家花550美元购买的冰箱之间的差距相对较小。“宜家冰箱和Sub-Zero冰箱一样能让你的啤酒保持低温。”他干巴巴地写道。
这一论点表面似乎正确，但我们应该表示怀疑。诚然，相对于没有而言，有冰箱是一种改善。正如威尔金森先生写的那样，“一台大屏等离子电视机确实让人心情愉悦，但一台便宜的19英寸电视也足以使人看着怪物史莱克捧腹大笑。”身处其中时，吃下含有大量脂肪的咸味快餐好过挨饿，穿上麻袋斗篷好过在雪中裸身踏步。
穷人和工薪阶层的生活质量显著改善，这一点毋庸置疑，但这是否足够解释为什么华尔街运动无疾而终，去年快餐业员工罢工成为米勒所说的“孤立的愤怒姿态”？美国的穷人是否在告诉我们他们并不十分愤怒，再多忍受一点也不介意？
或许是，也或许不是。零星的农奴暴动延宕数个世纪，北美奴隶忍受百年才最终掀起大规模反抗运动。处境困苦并不一定引起暴乱，境况相对改善也不能保证风平浪静。问题在于，美国穷人的相对沉默代表了什么。如果无产阶级革命并不爆发在即，那么奥巴马将缩小差距作为2014年的工作重点是否决策有误？
答案是否定的。认为因为当前无人袭击城堡，不公正现象就不存在的观点是错误的。然而，收入差距或许并不是问题。卡托报告指出“物质富裕应该成为我们的目标，个人一生的消费水平比其在某一年的收入更能代表物质富裕程度。从青年到成年，再到老年，我们的收入水平大起大落，但消费水平变动幅度则小得多。收入低时，我们可以借贷取钱，来维持一种消费模式，收入高时，我们有机会储蓄。”
一些人称，这一“消费平滑”使得年际收入差距数据毫无意义。保守党对收入差距扩大嗤之以鼻，他们指出，数据表明，人们消费差距的增长要缓慢得多。
然而，最近的数据表明消费差距并非微不足道。2012年，来自国家经济调查局的Orazio Attanasio和两位同事一道，发表了一篇论文，暴露了此前研究的计算错误。他们发现，过去的研究严重低估了消费差距水平。报告称：“过去三十年间，被充分记录的收入差距扩大事实上伴随着同等规模的消费差距扩大。”这一结论适用于食品，娱乐消费，家用电器和汽车以及各类相关产品。
数据暂且不考虑，即使我们同意穷人有冰箱，空调和手机，并且客观上比中世纪的穷人要富裕，依然也有理由担心贫富差距。不平等的问题首先不在于消费品。正如密歇根大学的哲学家伊莉莎白•安德森几年前指出的那样，还应该考虑公共产品。差距越大，穷人和富人对这些公共福利的意见分歧就越大。
随着经济差距拉大，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共同利益减少。因为富人要么单独从私人领域购买许多关键的商品—健康保险，教育，安保服务，交通，娱乐设施，或者在私人社区或城市内共享这些商品（按照分区法规，穷人无法进入这些社区或城市），他们倾向于反对将这些商品作为公共品提供给更广泛的人群。
这就是为什么奥巴马称不平等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关键问题”具有道德上的共鸣。它与穷人羡慕Sub-Zero冰箱无关，它并非iPhone和便宜手机之间差距的问题。不平等之所以有问题，并不是因为它使得一些人嫉妒另一些人，而是因为它有效阻止了数百万人获得改善自己生活的机会。
安德森说得好：“生活在一个犯罪率低，有序，干净的社区，看不到破败的，被遗弃的房屋，满是涂鸦的建筑，公开的毒品交易，妓女和黑帮，能够进入一个供孩子安全玩耍的公园，能够走在保养良好的人行道和马路上，能够进入提供良好教育的学校，这种教育足以使人远离毫无前途的手工工作。这些值多少手机和运动鞋？”
因此，当财阀富豪继续上升，为什么低层民众无动于衷？或许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教训在于，集体抗议和简练的口号最终收效甚微。或许底层民众因为有了不错的电冰箱，可以对自己相对的贫穷泰然以对。或许工人运动的逐渐消亡和穷人富人之间的力量差异使得在不久的将来不会发生大规模暴动。
译者： makiko19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