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在争论中前进。正如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1965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所说：“科学是相信专家也会无知。”不能无条件地相信任何事情，任何假设都该接受后续检验。因此，心理学研究持续出现大的争议其实是个好现象。
激烈的争论通常因质疑实验逻辑或实验方法中的伦理问题而起，其他时候则是因为人们对实验结果所揭示的人性存在理解上的分歧。以下是我们精心挑选的十个心理学史上最受争议的研究。
1.斯坦福模拟监狱实验
当被分配到扮演看守角色的学生开始虐待扮演犯人角色的学生时，1971年开展的的斯坦福模拟监狱实验被迫终止。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认为这说明了某些特定环境会不可避免地使人从好变坏。
而后，津巴多用这一理论解释2003年至2004年发生在伊拉克阿布格莱布（Abu Ghraib）监狱的虐待事件。这种情景主义解释一直受到质疑，其中最有力的质疑来自于史蒂夫·赖歇尔（Steve Reicher）和亚历克斯·哈斯兰姆（Alex Haslam）。根据他们的BBC监狱模拟实验结果和现实生活中囚犯发起抵抗的实例，这两位心理学家主张，人们并不会盲目地屈服于有害的环境。相反，在任何情境下，权力往往都属于能设法树立共同身份认同感的群体。其他批评还包括：那些犯下恶行的看守可能受到过津巴多的激励和引导；斯坦福模拟监狱实验在招募被试时可能吸引了具有特定人格特征的参与者；实验中许多看守的行为都是正常的。争论仍在继续，斯坦福模拟监狱实验对大众文化产生的影响也一样——至今至少有两部长电影以此实验为灵感了。
2.米尔格拉姆电击实验
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在20世纪60年代进行的研究似乎表明，许多人人对权威的顺从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在科学家的指示下，许多参与者会对无辜的人施予一个足以致死（至少参与者是这么相信的）的强烈电击。
这一情况不仅仅在单个实验中出现，而是在多个实验中都有发生。米尔格拉姆的实验引发了各类模仿，在虚拟现实实验和某个法国电视节目都有体现。那些原始研究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不但因为它们在伦理上值得被怀疑，也因为它们被解读的方式——这些研究被用来解释一些历史事件，比如纳粹时代人们对权威的盲从。哈斯兰姆和赖歇尔再次站在唱反调的第一线。最近，根据耶鲁大学收录的参与者反馈，这两位科学家提出在实验中观察到的“顺从”其实与“盲从”相距甚远。事实上，许多参与者非常高兴能够参与实验，他们深信自己做的事情是在为科学做重要的贡献。同样值得一提的是，许多参与者实际上并没有听从指令，而在这样的案例中，科学家的口头提示大多不起作用。
3.“和老年有关的词语使人走得更慢”实验（和其他社会启动效应研究）
约翰·巴奇（John Bargh）和他的同事们在1996年发表了一篇论文，其中一个实验表明，如果让参与者接触一些和“年老”有关的词语，那么和没有接触这些词语的参与者相比，他们随后离开实验室时会走得更慢。这个实验只是“社会启动”（social priming）研究的冰山一角。这个领域的研究主张我们的意识被外界刺激左右的程度远超我们想象。
2012年，一个实验室试图重复这个实验，但无法得出同样的结果。巴奇教授愤怒地作出了回应。自此之后，关于这个实验和其他相关结果的争议愈演愈烈。这场骚动有许多亮点，例如诺贝尔奖得奖者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给这一领域的研究人员写的公开信，以及对包括社会启动效应在内的若干社会心理学实验结果进行的大规模重复检验。人们的分歧大多集中在为什么无法重复原有实验结果：到底是因为原来的效应就不存在，还是说那些重复实验的心理学家缺少其中必要的研究技巧、统计出错或者无法完美地还原当初的实验设计？
4.小阿尔伯特的条件反射实验
1920年，约翰•华生（John Watson）和他之后的妻子罗莎莉·雷纳（Rosalie Rayner）人为地诱发了一个11月大婴儿的对特定动物的恐惧。他们把特定的动物——例如小白鼠——放在婴儿的面前，同时在婴儿背后敲击钢条发出响声，从而让他恐惧。使这个实验富有争议的不仅仅是因为它看上去很不符合实验伦理，还因为人们经常用一种过分简化而不准确地方式来解读它的实验结果。许多教科书宣称这个研究说明恐惧很容易通过建立条件反射诱发，并泛化到面对类似刺激的情景中。他们声称，小阿尔伯特在形成了对小白鼠感到恐惧的条件反射后，对所有白色又毛茸茸的东西感到恐惧。
事实上，这一研究的实验方法略显随意，其原始结果比书上写的更加复杂、也更反复不定。最近几年里，争论也围绕着可怜的小阿尔伯特的真实身份展开。在2009年，一个由霍尔·贝克（Hall Beck）带领的团队声称这个婴儿的真实身份是道格拉斯·梅里特（Douglas Merritte）。随后，他们又称梅里特是个神经受损的婴儿。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原始研究就更加显得不道德。不过，本·哈里斯（Ben Harris）和同事今年发表文章称小阿尔伯特其实的确是一个叫阿尔伯特的孩子——阿尔伯特·巴杰（Albert Barger）
5.洛夫特斯的“商场迷路”研究
1995年和1996年，伊丽莎白•洛夫特斯（Elizabeth Loftus），詹姆斯·科恩（James Coan）和杰奎琳·皮克雷尔（Jacqueline Pickrell）向我们展示了向人们植入一个“小时候曾在商场里迷路”的虚假记忆是多么地容易。实验者把这一捏造的童年片段混入真实事件（从参与者的亲友处收集得来），并向参与者描述这些事情。经过几次访谈后，这一捏造的片段便被参与者当成了真实记忆，相信自己确实有过这样的经历。
这一研究和其他相关的发现引起了巨大争议，因为他们表明记忆可能有多么不可靠，多么容易受人影响。这些结果尤其使人们对心理治疗中所复原的被虐待记忆感到怀疑。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领域，专家们仍在对虚假记忆、压抑作用和恢复性记忆的本质进行辩论。
对“商场迷路”研究的一种质疑指出，参与者们可能真的有过迷路的童年经历，洛夫特斯的研究方法可能只是无意中唤醒了年代已久的真实记忆，而不是植入了虚假的片段。后来，洛夫特斯及其同事发表了一个研究反驳这一批评：他们向他人植入的记忆是“曾在迪士尼乐园遇到兔八哥”，喜欢卡通的人都知道为什么这记忆绝不会是真的了。
6.达里尔·贝姆的预知研究
2010年，社会心理学家达里尔•贝姆（Daryl Bem）声称，他的研究发现许多心理现象其实是预知性的。这样的言论让贝姆受到了强烈关注。在他的一个实验中，他发现人们在记忆任务中对那些在记忆任务之后才接触到的词语印象更深。贝姆认为这是预知（pre-cognition），又或者是超认知（psi-cognition）现象存在的证据，并指这些效应无法用现有科学来解释。
至少从表面上看，贝姆的实验方法看起来是周全的，他向其他研究人员提供实验方案的做法也值得称道。然而，许多专家一直对他研究方法和数据分析方法提出批评，许多重复实验也未能获得支持原研究发现的结果。火上加油的是，发表贝姆原论文的期刊一开始拒绝发表任何与其相关的重复实验，令学术界对此一片哗然，并催化了后来心理学界的“重复检验危机（replication crisis）”或“重复检验之战（replication wars）”事件。
之后，贝姆满不在乎地发布了一个元分析，这一元分析涵盖了90个对他原始实验的重复检验。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总体而言，他之前的研究结果得到了坚实的支持。这场争论将何去何从？如果贝姆的理论没错，你应该已经预知到了答案。
7.社会神经科学中的虚假相关性
爱德•乌尔（Ed Vul）和他的同事们分析了50个研究，这些研究都把脑的局部活动跟某一方面的行为或情绪联系起来，比如称前扣带皮质的活动和被拒绝时的感受有着高相关性。乌尔和他的团队认为，出现这种高相关性是因为研究人员使用了不恰当的分析手段——他们先找出和特定行为有关的一个区域，甚至只是一个点，然后只在这一块区域上进行后续的分析。这就跟用咬了一口的食物再蘸一次酱一样不合适。
很多在该文中被批评的，在社会神经科学领域做研究的脑成像科学家猛烈指摘了这篇论文。一篇反驳他们的文章的作者说：“由于糟糕的推理、统计错误和取样误差，他们（指乌尔及其团队）得出的一些结论是不正确的。”然而，人们对成像神经科学领域所采用的统计分析方法的顾虑并没有消散。例如在2012年，约书亚•卡普（Joshua Carp）发表文章说绝大部分的成像研究论文根本没有提供足够的实验方法细节，使得其他研究者无法去重复检验他们的工作。
8.基尔希抗抑郁药研究
2008年，在英国赫尔大学进行研究的心理学家欧文·基尔希（Irving Kirsch）对提交给美国食品及药品管理局（FDA）的所有抗抑郁药物试验数据进行了分析——无论这些数据是已发表的还是未发表的。他和同时得出了以下结论：对于绝大部分患有轻度或中度抑郁的患者来说，和安慰剂相比，抗抑郁药展现出作用并无临床上的意义。这些结果带来了诸如“抗抑郁药无效”这样的报道，也让那些常常担心抗抑郁药物被医生开药过量的人们感觉找到了依据。
不过，情况并没有一边倒，反对的声音出现了——其他专家用不同的方法重新分析了基尔希的数据，得出了不一样的结果。另一个小组做出了和基尔希相似的结果，但做出了完全不同的解读：结果表明药物比安慰剂有效得多。基尔希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在今年早些时候发表文章说：被普遍使用的抗抑郁药物非但没有治好抑郁症，反而可能让人们在生理上变得更脆弱，使他们之后更容易抑郁。”
9.后天教养的迷思
已出版的关于“如何成为更好的父母”的书籍多得可以塞满一两个大型图书馆，大家都认为父母在对孩子的塑造中扮演着影响深远的角色。但是茱蒂•哈里斯（Judith Rich Harris）质疑这个传统观念，她在1995年发表的一篇富有争议的论文中说，儿童的人格塑成主要受到他们的小伙伴以及家庭以外的经验影响。随后，她写了两本畅销书：《教养的迷思（The Nurture Assumption）》和《基因或教养（No Two Alike）》。在2007年给英国心理学会写的研究文摘当中，哈里斯提供了一些证据来支持她的主张：“（平均而言，）和那些被相同父母抚养长大的双胞胎一样，被不同的父母抚养长大的双胞胎也有着相似的人格特征；虽然被同样的父母抚养长大，但是被收养的孩子跟他/她的兄弟姐妹在性格上却不相似；移民家庭出生的孩子有着父母移民后而非移民前国家的人格特征。”哈里斯有很多强而有力的支持者，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就是其中之一。
但是她的观点也引来过暴风般的争议和批评。心理学家杰罗姆·凯根(Jerome Kagan)在哈里斯发表《教养的迷思》后跟美国《新闻周刊》说：“我为心理学感到难堪。”（译者注：反对者的主要意思是，哈里斯的文章取样有问题，忽视了很多证明父母确实造成影响的研究，随随便便发布这样的结果。如果这种观点成为主流，父母可能就对他们的子女为所欲为或者置之不顾。这对大众文化造成了巨大伤害。）
10.里比特对“自由意志”的挑战
你觉得你的决策是受自己的意志支配的，但本杰明·里比特（Benjamin Libet）的研究似乎似乎通过脑电图（electroencephalography ，EEG）表明人在有意识地决定何时移动之前，大脑已经为这一动作做好了准备活动。对这个实验结果的其中一个富争议性的解释是这些结果挑战了“人类拥有自由意志”的观念。这种论调认为，关于何时移动的决策是在无意识中完成的，而在主观上的“想要移动”的感觉不过是一种后知后觉。
里比特的研究和其他类似研究激起了深刻的哲学辩论。有一些哲学家，例如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认为神经科学家们把这一类研究对“自由意志”概念的影响夸大了。另外一些研究人员指出了里比特的实验的一些错误，例如人们无法精确地判断自己的意志出现在哪一瞬间。然而，无意识的神经活动先于意志出现的结果已经被使用fMRI的研究重现，像山姆•哈里斯（Sam Harris）这样影响力很大的神经科学家也仍然主张，里比特的工作确实冲蚀了人们对自由意志的构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