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不理解，说难道不读书会犯法吗?不是的。不读书不违法，只是你失去了一个学习的机会。
一，什么样的时代才是阅读的好时代呢?
我以为，一个阅读的好时代应该有以下六个方面的特点：一个阅读的好时代往往是一个社会转型的时代。
大家知道，春秋战国，诸子百家，那是一个了不起的思想激荡、文化繁荣的时代，也就是一个转型时代，是从诸侯分封制向封建制转型的时代。当时各种学说层出不穷，儒家、法家、道家、兵家、阴阳家、名家、墨家、杂家、纵横家，百家争鸣。尽管当时的书籍还只有竹简、木简、绢帛，阅读并不方便，但依然让我们感觉到那是一个阅读的好时代。
春秋战国时期的阅读不像现代人阅读那么方便。一篇几千字的著作，写在竹简上，就可能有几十斤重。据说，秦始皇一天要批的奏折就有150多斤重。那时候读书主要是诵读。为什么?因为简牍毕竟太少，只好一人诵读，其他人听读。史书上说孔子是“述而不作”，为什么?我的理解，除了他是教育家，需要以讲授为主;是思想家，要不断思考问题;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个时候主要用竹简写作，很不方便。我猜想，在那个诵读的时期，他口述，学生倾听，有人记录，才可能有比较好的效果。
春秋战国时期，虽然书籍的获取颇为不易，却也使得阅读者的交流要紧密得多，思想的碰撞也来得直接，因而人们对于阅读的需求也来得比较的强烈。
唐朝也是一个转型时代。唐初即出现了重文的社会风气，文人治国的理念深入人心，政治主体结构发生了异质性的变化，形成了文治化转型的趋势。到了盛唐开元、天宝年代，文人政治已经成为客观现实。在这么一个转型时期，文人异常活跃，阅读、特别是阅读诗歌，蔚成风气，促成中国诗歌创作鼎盛阶段的到来。
宋朝也是一个转型时代。宋朝是从五代十国武人专权向文官制度转型的时代，因而也是一个阅读受到很高推崇的时代。宋朝从武人专权跋扈的弊端中吸取了深刻教训，始终强调文治，十分注重任用科举出身的文臣。整个宋朝，不断增加科举取士的人数，每年由科举入仕的平均人数大约是唐朝的5倍，是后来元朝的30倍，明朝的4倍，清朝的3.4倍，可谓空前绝后!这些通过科场考试精选出来的，富有较高文史知识素养的文臣，受到了宋朝政府的重用。所以，宋朝社会提倡阅读是非常给力的。直到今天还被人们经常引用的劝读诗句“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就来自于宋真宗赵恒所作的《劝读诗》。古代诗词中，宋代关于阅读的诗词比重也最大，其中诗人陆游就写有关于阅读的诗歌近300首，苏东坡、黄庭坚等都有关于阅读的名诗名句。“腹有诗书气自华”就来自苏东坡的笔下。
中国古代书院起自唐朝，繁荣于宋朝。著名的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都在宋朝达到鼎盛。古代书院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研讨会、培训班、论坛，绝大多数是民间开办，其目的不是为了科举赶考，而是读书，以探讨学说、道德伦理、社会问题、哲学问题为主。古代书院的盛行说明社会阅读的兴旺。
晚清民初当然也是个社会转型期。那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期。那个时期的阅读异常活跃，最主要还是西学东渐，读物空前丰富。举一个例子，晚清大儒曾国藩是进士出身，他的大儿子曾纪泽虽然自幼受到严格的传统教育，通经史，工诗文，却提出要学英语和西方科学文化，曾国藩欣然应允。二儿子曾纪鸿提出要学数学，曾国藩也遂了他的心愿，后来也成了大家。这说明那个时代的学习、阅读是比较活跃的。至于民国初期，那时候图书市场上涌现了大量国内外名著，可见社会阅读的需求强烈。那时年轻人读书的热情高涨，抗战的书籍热销，各种有价值的思想、文化、知识、文学的书籍也都受到追捧，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西方文化的著作纷纷引进，书店成了年轻人的精神圣地。在桂林市，国民党桂系首领白崇禧乘小车路过一条街道，看到街边有个门店很多人在挤着购物，就问这是卖戏票吗?身边的人告诉他，这是生活书店。书店竟然能办得门庭若市，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就是那是一个急剧转型的时代，是全民抗战的时代，人民大众热血沸腾，抗战自强的热情空前高涨，也就成为一个阅读的好时代。
一个阅读的好时代往往是一个写作繁荣的时代。
春秋战国、诸子百家时期的写作是一个写作繁荣的时期。周天子已经不行了，诸侯割据，纷纷延揽人才，各种人才都努力以学说独创取胜，春秋战国时期思想文化的写作空前繁荣，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元典诞生的辉煌时期。
唐朝继承隋朝开创的科举制度，并且有所创新，除了要考历史文化知识，还要加考诗赋。赋体篇幅比较长，不好判卷，到了唐玄宗时期，就成了考诗歌，诗歌短小，一目了然好判卷。“以诗取士”由此形成，民间学子纷纷学习诗歌写作，唐朝诗歌成了中华民族文学的顶峰。
宋朝文人治国，写作繁荣势所必然。宋朝的散文写作比之于唐朝还要发达，唐宋八大家就有六位在宋朝。宋词的繁荣也是空前绝后的。此外，宋朝书院里的讨论，那时称为“会讲”，也是写作者智慧激荡的好环境。岳麓书院曾经有过“朱张会讲”的美谈。
晚清民初时期，晚清朝廷已经失去统治力，民国还没有来得及建立好统治力，因此那个时候的写作也是百家争鸣，相对宽松。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是德国的古典哲学、法国的启蒙主义、英国的资本主义、美国的实用主义，都成为写作的新鲜内容。小说革命、文学革命，激发了写作的繁荣。民国时期的文学创作成就依然是 20世纪文学的高峰。
一个阅读的好时代往往是出版传媒业发展繁荣的时代。
春秋战国时期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出版。当时是竹简抄写，成本比较高，复制能力很弱，而且不利于传播。后来是绢帛，比较利于传播了，可是成本更高。但是，较之于龟板刻画，已经比较地普及了，算是有了很大的进步和繁荣。
唐朝时出版逐步繁荣起来。首先是有了东汉发明的造纸术，唐代开始大规模使用，虽然复制还是手抄为主，唐晚期也有了雕版印刷，只是装订工艺还比较落后，主要是卷轴形式。宋朝主要是册页，明朝才正式出现了现在我们看到的线装书。
宋朝的雕版印刷大为盛行，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宋朝的印刷术影响了1450年欧洲的古登堡印刷技术的发明。宋朝的出版经营也有了繁荣发展。官刻、私刻、坊刻都有较大发展，特别是坊刻，也就是市场化经营逐步活跃起来。南宋时期，当时的浙版书、建版书、蜀版书，成一时之盛。三大版之一的建版，今人可能比较陌生，就是福建省的建阳地方出版的图书，占全国市场份额很大。南宋尽管已经是半壁江山，偏安一隅，文化和出版却还是相当繁荣的。
到了晚清民初，开始从欧洲进口现代印刷机器，出版业有了快速发展。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即从欧洲买了印刷机，起初是打算印刷会计簿册，后来才转入出版图书。尤其是自从张元济1902年加入，组织编辑出版新式学堂中小学课本，出版新式字典，以及出版“世界文库”等，这才有了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开端。
一个阅读的好时代往往是政府的政策有利于阅读的时代。
政府的政策是鼓励阅读还是轻视阅读，甚至是封杀阅读，这是阅读好时代还是坏时代最重要的特征。唐朝、宋朝都是鼓励阅读的时代，宋朝皇帝还亲笔作诗鼓励阅读。晚清民初管理阅读比较放松，已经没有了雍乾时期文字狱的严厉管束。许多洋务大臣不仅不会追查阅读异端邪说的事情，甚至他们还带头“师夷之技以制夷”，使得大量的外国先进思想著作能够进入中国社会，这也是有利于阅读的。
一个阅读的好时代往往是社会领导人带头阅读的时代。
春秋战国的诸侯王公大都善待读书人。孔子和他的弟子陈蔡困厄，也是陈国、蔡国的诸侯敬畏孔子，担心楚国利用他的智慧灭掉陈蔡这些小国。这从另一个方面体现诸侯王公们对于知识分子的倚重。唐朝、宋朝甚至是明清两朝，当时的朝廷都比较注意提倡阅读，提倡诗书传家。唐朝从初唐开始，就形成比较好的读书风气，这个在唐太宗李世民时期的贞观之治里可以读到。唐太宗十分重视文化，亲自参与修史，借历史上的成败得失作为鉴戒，显然是在提倡读书明理。到了盛唐，唐玄宗对诗歌青睐有加，以至于大诗人李白受到很高礼遇。宋朝的皇帝大都有鼓励阅读诗书的态度，前面已经说到。明朝组织撰修《永乐大典》，这当然是偃武修文的盛举。清朝撰修《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虽然存在值得褒贬之处，可也毕竟是重视阅读的行为。
一个阅读的好时代往往出现继往开来的阅读盛况的时代。
孔子在《论语》中提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就是说，社会上的人虽然没有触犯法律，但是经常有不道德的行为，尽管没有达到法律制裁的标准，却已经对社会和谐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在社会上形成不和谐的戾气，因而要加强道德教育。孔子办学，弟子三千多人，每一个人在家孝敬父母，出门尊敬长辈，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社会大众的表率，这就来自于良好的阅读状态。唐朝有些诗句也很能反映当时读书的风气。譬如“人家不必论贫富，惟有读书声最高”“过客不须频问姓，读书声里是吾家”，生动形象地反映当时的读书状态。宋代劝读诗、劝读文最多，充分反映那个时期对阅读的重视程度。陆游的诗句“寒生点滴三更雨，喜动纵横万卷书”，爱书之情如现眼前;黄庭坚的箴言“三日不读书，则语言乏味，面目可憎”，着实深刻有力。清朝劝读的著名对联“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一直流传至今。民国初期阅读的胜状可以从唐诗入选新式课堂中小学课本可以看出来，在那以前都是传统教育，从《三字经》《千家诗》开始，新式课堂开始注意照顾到学生阅读的的广泛性，由此可以看出民国初年以人为本、以文为本的阅读态度。
二，上面讲了阅读的好时代的六个特征，不一定概括得很全面。但我认为，倘若一个时代能在这几个方面都做得比较好，就应该称得上是一个阅读的好时代了。
对照这六个方面的特征，现在我们可以说，当前我们国家正迎来一个阅读的好时代。
我们显然正处在一个转型的时代。在这个转型期，阅读应该是人们非常重要的生活方式。转型时期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生存和发展的方向和机会，每个人都在重新认识和理解价值取向。在这么一个转型时期，不阅读是行不通的。客观需求都要求主流社会开展阅读，何况民族社会的发展主观上也有这样的价值诉求，这正是国家号召开展全民阅读的形势需要。
我们当然正处在一个写作繁荣的时代。现在的文学写作、思想文化写作，不要说较之于上个世纪的70年代，就是较之于80年代、90年代，都有更多的开放，更多的创新。不用说网络写作如火如荼，微信微博铺天盖地，民间写作相当繁盛，相当开放，相当具有颠覆感，其开放颠覆程度已经令大众感到不安，就是我们传统的长篇小说创作，都有很大的开放度。像《繁花》这样的现代市井小说，说的是一些凡人小事、饮食男女，甚至还有苟且之事，居然能够评上茅盾文学奖，表明主流社会对文学的功能有了更宽泛的理解，也说明现在还真是一个写作宽松的时期，是一个允许百家争鸣、争奇斗艳的写作的繁荣时期。
我们当然也正处在出版传播行业迅猛发展的时期。眼下中国已经有了12亿部手机，是全世界手机第一大国，手机上网也达到相当大的比例。举目向四面八方望去，到处都可以见到低头一族。不管是读什么，总之是在读——用手机来读，用电子阅读器来读，用电脑来读。中华民族何曾有过这样的阅读盛况?同时，传统图书全国年度发行量依然在以 5%左右的速度增长。按需印刷达到立等可取，网络书店的生意越做越成熟，地面书店也在保生存、谋发展，24小时书店开了一家又一家，深夜书店的灯光是夏夜的清风、冬夜的暖流、黑夜里的灯塔。
上世纪90年代微软的一位副总裁曾经断言20年实现无纸化，20年已经过去，无纸化程度提高了，可有纸化的阅读还在稳定增长。最近，世界最大的网络书店和电子书巨头亚马逊，居然在美国西雅图开了1400平方英尺的实体书店，引得出版界一片惊奇。这就是说，和电影观众从家庭电视机前重新回到电影院一样，许多读者在网络购书和阅读电子书的同时又重新回到书店徘徊选择，许多读者在读过手机、电子阅读器之后，还要回到提供深度阅读、整体阅读的纸质图书上来。我们最后的结论是，整个出版界不只是转型为数字化，而且是正在融媒发展，出版传播的能力更加提高和发展了。
我们也深切感受到政府对于开展全民阅读的政策从未有现在这么好。以深圳为例，这座城市不到两千万人，已经有了100多个书吧，好几家大书城，这些图书卖场的建设，与其说是市场行为，不如说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市场化运作。而且通过市场化运作，书城、书吧不断提升了经营能力和经营质量。加之十五年来的深圳读书月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民间读书会遍布城市各个角落，深圳市成了全国乃至全世界全民阅读的典范城市。国家现在对于实体书店的扶持和鼓励是前所未有的，全国开展了实体书店奖励评选活动。国家对于阅读家庭的奖励也是前所未有的，2014年全国奖励了1000家“书香之家”。这样的盛举何曾有过?古代是没有过的，古代皇帝不时会御赐一个匾，奖励进士之家、长寿之家、耕读之家，现在国家是一次就奖励1000个“书香之家”，真正体现了阅读的全民普及性。
习近平总书记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倡党员领导干部读书，要“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李克强总理连续的《政府工作报告》都在倡导全民阅读，2014年 “世界读书日”前夕，还专门就三联书店24小时书店开办致信鼓励。现在不少城市都在鼓励扶持开办24小时书店，这也形成了良好风气。有人对24小时书店值不值得开、开了能不能坚持下去有怀疑，我的看法是，只要一个城市开有24小时网吧、咖啡、酒吧，就有理由开办一家以上的24小时书吧，理由不用多说，“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这就是理由。
有人不理解，说难道不读书会犯法吗?不是的。不读书不违法，只是你失去了一个学习的机会，没有享受好自己的文化权益。《全民阅读促进条例》主要是针对各级政府提出要求，要求各级政府在促进全民阅读方面做出自己的努力，要有预算，有安排，形成自己的工作能力，最后使得全社会受益。国家通过出台法规来强化、保护全民阅读的权益，其政策力度有了历史性的加强。
现在继往开来的阅读传统正在得到继承，社会的阅读人口正在前所未有地扩大。目前，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城市已经超过700多家，活动形式可谓千姿百态、异彩纷呈，有的评选阅读典型、读书之家，有的评选领读人，有的把领读人称为“全民阅读点灯人”，很是富有诗意。信息时代，利用媒体交流阅读也成了常态。全民阅读全国媒体联盟包括了从中央到地方一百多家主流媒体，可见媒体普遍重视报道读书活动。豆瓣网上的读书小组活动也很了不起，用户上亿，形成了自己主要的盈利面。网络阅读交流往往读的是经典著作，网民们是自觉去读，自觉进行交流，让我们这些出版人很受鼓舞。
三，从上述六个方面来看，可以说我们正在迎来阅读的好时代。不过，我们说的是“迎来”而不是“正处于”，可见还要作一番讨论和畅想。
我们说社会转型期往往是一个阅读的好时代，但并非自然而然地生成，还需要有正确价值观的引导。转型期往往泥沙俱下，面临着价值选择的问题。新时期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一个大转型，但社会建设、国家发展不能只是追求一个经济价值、一个经济目标，不能只是以一个GDP看成就，我们的文化发展、社会管理、生态文明乃至制度建设，都应该成为社会进步考量的重要价值标准。转型期如果没有正确掌握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社会也不会迎来阅读的好时代。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应该择善而从、趋利避害，把建设一个阅读好时代作为一项文化建设任务来切实做好。
我们说出现写作繁荣的景象往往是一个阅读好时代，但并非写作一繁荣，大量生产出来的都是好作品，还是需要作一番评价和选择的。当下写作，无论是纸介质发表还是网络传播，数量越来越大，让我们感觉到评价和选择的任务越来越重。有人说，我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直接在网站上传，有的网站一天自动上传的网络小说超过5千万字，有时候竟有1亿字。有人就产生误区，以为从此不需要编辑了。依我看，所有的作家都需要编辑，了不起如鲁迅，都需要编辑。鲁迅需要孙伏园夹着大皮包催他写《阿Q正传》，后来，孙伏园离开北京晨报副刊一段时间，没人催稿了，鲁迅就把阿Q枪毙掉了。如果孙伏园还在，可能不会同意阿Q死得那么早，还会要鲁迅演绎出更多的故事。
钱锺书先生算是一代学术大师，却感谢过不少“一字师”，对中华书局的编辑周振甫先生更是感激不尽。周先生对钱先生的《谈艺录》《管锥编》曾经做过大量的编辑订正工作。没有编辑怎么行!现在是一个写作繁荣、信息海量的时期，越是这样的时期，越发需要编辑，现在的问题是认真的编辑选择工作做得不够，公正的评价做得不够，因而优秀作品不多，经典性作品更少，还需要各方面继续努力才可能形成写作的真正繁荣。
新世纪以来出版传播业虽然迅猛发展，可也带来了许多新的挑战和问题。数字化、网络化同时带来了比较严重的出版传播娱乐化倾向。美国社会传播学教授尼尔·波兹曼有一本书《娱乐至死》指出，一切公众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这就是新兴的传播媒介给我们带来的弊端。当然其弊端还不止这些，诸如出版传播的真实性问题、深刻性问题等。数字出版传播带来了碎片化、肤浅化等一系列问题，任其放纵下去，这会是一个阅读的坏时代。因此，如何做到既坚持健康有序又能开放搞活，让人们享受出版传播的正当权益，这是当前出版传播业繁荣发展的核心问题。
至于政府关于全民阅读的政策问题，目前还不能乐观。政策需要落实，更需要长期坚持，不要因为领导人注意力的变化而变化。经验告诉我们，某项活动一旦成为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就有可能成为政绩工程。倘若全民阅读成为政府的政绩工程，老百姓对于阅读没有更好的一种理解，没有养成阅读的兴趣，其结果可能比没有开展全民阅读活动更危险，因为民众好不容易掀起来的阅读热情将会受到践踏，成为大跃进那样的历史笑话，以后再做补课工作可就很难很难了。全民阅读活动一定要更好地符合阅读的规律，让大家真正地读书，真正地读好书，真正养成阅读的习惯，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特别钦佩各级领导人带头读书，也希望领导人告诉我们他正在读什么书，这是民众对领导人的敬重和爱戴。希望各级领导人真正做好阅读的表率，不要把阅读什么书弄成政治任务，而是带领大家阅读真正有价值的好书，从而形成某种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的理想追求。特别是各级领导不能仅仅限于号召阅读，否则会让普通老百姓和广大读书人感到深深的遗憾。
最后，还是要回到我们每个人的责任上来，希望我们每个人都真正地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形成全民阅读的良好氛围。目前最重要的还是读起来,养成阅读的好习惯。至于为什么而阅读，可以各有原因，只要读起来就是民族腾飞的开始。有人说为了改变命运而读书，我也赞成。因为很多人确实通过读书改变了自己的命运。然而，只说读书改变命运，不免过于功利了一些。因为一个人命运的改变还需要很多条件，读书仅仅是其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我更喜欢说“阅读点亮人生”。
要知道，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对于阅读是特别推崇的。在汉族的远古传说中，说“仓颉造字而有鬼夜哭”，为什么神鬼都害怕人类识字阅读呢?这说明阅读是人类成长壮大最重要的途径。读书可以让人清醒智慧，读书可以使人成长壮大，读书可以使得我们看清楚许多事物，看清楚人生的道路和道理，检点自己过往的得失，选择好继续要走的前途。读书甚至可以让我们看清国家、民族、人类发展的前程，从而努力做好应该去做的事情。倡导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就是要让我们的社会人人有书读，处处有书香，使得阅读成为每一个的生活方式。这才是我们共同畅想的阅读的好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