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nagershare：现在各种电子笔记本让摘录更方便了。但大脑也被过剩的信息占领了。
灵感来袭的时候总是不会提前打招呼的，我们常常看着它带来一瞬间的惊喜，过后却又让它溜走。而一个好的摘录习惯是可以让这些智慧的碎片产生更多的火花，最终在你的头脑中筑起一座“信息大厦”。达尔文和洛克对此是如何实践的？
摘录，让旧灵感与新思考生出新连接
要保持新生的灵感一直存活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难题。首先，你必须将它保存在自己的记忆里，保存在神经元组成的稠密网络里。大部分的灵感在慢慢孕育的过程中都过早地消失了，没能来得及转变成一些有用的创意。 有时，你的大脑中产生了一个灵感，觉得有一条新的有趣思路可以去研究，并且认为这种研究可以帮你找到某个问题的解决方案；但是很快，你又遇到了一些更加紧急的事情要去处理，于是顾不上之前产生的灵感。这个灵感就自生自灭了。因此，成功地孕育一个灵感的秘诀就在于：要将与之相关的各种信息都记录下来。
我们之所以能精确地追踪达尔文思想的演化，就是因为他一直保持着记笔记的好习惯。在达尔文的笔记中，记录了他在思考过程中曾经引用的各种资料，他临时产生的新思路，他曾经调查研究过并排除了错误的线索，他曾绘制的各种图表。一句话，他总是让自己的思想在笔记本上漫步。
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达尔文的思想转变过程，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得益于他的笔记本平台为思想提供了一个慢慢孕育、发展的空间。当达尔文的思想在大脑里出现、发展、变化的过程中，他的笔记本的作用并非只是对这些过程进行简单的抄录。达尔文不断地重读自己的笔记，发现字里行间一些新的潜在信息。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思想变化过程就像是一支二重奏的曲子，合音的一方是现在式大脑里的思考，另一方则是那些记录在纸上过去式的观察记录。
在印度洋中间的某一个地方，一系列的思考让达尔文重新审视自己 5 个月前写下的、关于加拉帕戈斯群岛动物群的相关笔记。当他重读这段笔记时，一种新的思路慢慢在他的大脑中成形了，达尔文又记下了更多新的笔记。两年后，马尔萨斯小插曲一发生，他便完全领悟了那些新笔记的意义。
洛克：赋予摘录簿精妙的索引系统
达尔文记笔记这一习惯可以说是承袭了欧洲（尤其是英国）的一条悠久的传统，那就是保持摘录习惯。这一传统在启蒙运动时期达到最高峰，并且帮助人类取得了很多的进步。学者、业余科学家、有抱负的文人墨客，差不多所有在 17~18 世纪里，希望在学术研究或知识发展领域里有所建树的人们，都会随身携带一个摘录簿，在必要时记下相关的信息。
那个时代的伟大思想家们，像弥尔顿、培根（Bacon） 、约翰· 洛克（John Locke）等，都坚信在摘录簿上记笔记可以让自己的记忆得到增强。
关于摘录簿的应用，正如它的名称“摘录”一样，涉及将一个人阅读过程中碰到的有趣的、或引人思考的章节段落记录下来，以便不会随意忘记，并最终发展成为一部为个人量身定制的百科全书。这充分显示了这项工作的自助性质：保持摘录习惯，可以储备出一座属于自己的知识宝库，让我们在探索人生的旅程中，随时可以根据需要从中提取有用的信息。
洛克从 1652 年开始随身携带摘录簿。那一年是他在牛津大学学习的第一年。在之后的 10 年里，他根据自己在摘录簿上做笔记的实践经验，提炼出一整套精妙的索引系统，给摘录簿上的内容进行索引。
洛克个人觉得自己的这一系统非常有效，于是他在自己的一本经典著作《人类理解论》（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Understanding）中，附录了这一索引系统的具体操作细节。就这一索引系统的复杂程度来说，这种方法是有些可笑的。然而，洛克突破了设计要求的限制，所创立的索引系统不仅发挥了索引的功能，而且精简到在两个页面上写完；并且可以随着摘录簿中内容的增加而扩充。
当我遇到我认为应当加入摘录簿的任何信息时，我首先为这条信息确定一个合适的标题。假设，这个标题是“EPISTOLA” （书信） ，我便按照这个词的第一个字母和紧跟其后的第一个元音字母来进行索引查询。在这个例子里，便是“E.i.” 。如果在标注了“E.i.”的索引条目下可以找到一个页数，我便到专门记录首字母为“E”而且随后第一个元音字母为“i”的这一页上去记笔记。我必须在那一页写上“Epistola”这个单词，再在这个单词下方写下这个标题的论述。
洛克的索引方法曾经非常流行，以至于在这一方法出现一个世纪以后，出版商约翰· 贝尔（John Bell）出版了印有如下标题的笔记本：《贝尔的摘录簿——编排格式参照洛克先生所推荐并采用的方法》 （Bell’sCommon-Place Book） 。
在这个笔记本中，共用 8 页介绍了洛克的索引系统：不仅可以让读者快速地找到所要查询的笔记内容，还可以完成一个更加高难度的任务，即促进读者思考与反思。约翰· 贝尔出版的这个笔记本，成为 18 世纪后期最著名的一本摘录簿的创作思想来源。这个摘录簿的作者是查尔斯·达尔文的爷爷伊拉斯谟斯·达尔文（Erasmus Darwin） ，创作时间为 1776—1787 年。
在达尔文人生的最后阶段，他一直致力于为自己的爷爷写一本传记。为此，达尔文从表兄雷金纳德（Reginald）处拿到了爷爷的摘录簿，并且认为这是一本“奇书”。在达尔文编写的传记中，捕捉到了该摘录簿内容多样性的特点。“里面有各式各样的设计草图和方案：改进的灯具（很像我们当代使用的调节器） ；附伸缩功能的蜡烛台，可以根据需要调整到自己喜欢的高度；复写器具、织袜机、天平、 测量机等；会飞的鸟，但却不用靠自己的翅膀飞行，并提议可以用火药或压缩后的空气作为动力源。”
不要让片刻的灵感成为“思维孤儿”
摘录簿的传统隐含一种介于秩序与混乱之间、介于崇尚有条理的编排以及出人意料的新连接之间的张力。对于许多启蒙主义时代推崇摘录簿的人来说，编写系统的索引是对人们精神生活的一种隐喻。一位持不同意见的传教士约翰· 梅森（John Mason）曾在1745年写道：
如果认为找不到合适的方法去装饰自己大脑里的信息大厦，那么可以先把这些信息按照一定的分类法，在不同类别所属的位置内放置相关信息。当偶然想到或谈论某个具体主题时，就能立即求助于之前存放在此话题下的好想法。这样一来，每当提到这个话题，就会立刻闪现出相关想法，这就好像是在自己的大脑里一直放着一本摘录簿。
其他的一些人，比如约瑟夫·普利斯特里和达尔文祖孙两人，都把自己的摘录簿当作一座存放各种各样灵感的仓库。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对摘录簿中内容排列所呈现的混乱与无章，曾做了如下的描述：
现代读者在阅读时，一般都是从头到尾顺序阅读。但与这种习惯不同，近代早期的英国人在读书时喜欢随性阅读，有时可能会在不同的读物之间进行切换。他们把所读的文本分成各种不同的片断，然后根据自己的需要将一些内容记录到摘录簿中的不同部分，从而将那些摘录的信息拼组出新的形式。当重读这些摘录的内容时，又会添加新的摘录，让这些共同拼组而成的信息地图呈现出新的图案。可以说，阅读与写作就是这样成为了密不可分的活动。阅读和写作是理解万事万物的途径。因为，我们所处的世界充满了各种符号，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阅读它。通过坚持将自己的阅读所得记录下来，你便可以编写出一本只属于你的书，一本镌刻着只属于你的个人印记的书。
每次重读摘录簿上的笔记都会发现一些全新的东西。我们会看到灵感在过去慢慢进化的过程。有一些灵感最终被证实只是探明真理前遇到的障眼法；另一些灵感则被证实为无关紧要，毫无深度；还有一些灵感慢慢演变，最终可以为它著书立说。可以说，每一次重读摘录簿，都极有可能会受到自己刚刚产生的一些思考的启发，使之前记录在册、但已经或多或少被遗忘的灵感得到复活，而且旧灵感和新思考之间可能会生出新的连接与组合。洛克方法的美妙之处在于，它将摘录簿的内容有序排列，从而方便我们很快查找到所需要的记录片断；但同时，又允许摘录簿的主体内容按照一种不规则、无规律的形式随意堆放。
对于之前着手、但却早夭的项目中所产生的一些灵感，如果在记录的时候设置了过多的限制，那么很有可能让它们成为思维的“孤儿”。当我们再次重读一些笔记时，就很难让它们与其他灵感结合并继续生长。我们需要一种系统来捕捉灵感，但并不需要对灵感进行分类。因为类别会设置壁垒，将相异的创意限制在只属于自己的“思维孤岛”上。这是人类创新史与自然史的差异之一：群岛无法培育出旺盛的新创意。
摘自： 伟大创意的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