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10月8日晚，瑞典学院公布了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来自白俄罗斯作家斯维特拉娜·阿列克谢耶维奇获此殊荣，颁奖词为：她的复调书写，是对我们时代的苦难和勇气的纪念。
阿列克谢耶维奇现年67岁，报道和记录了二战、苏联阿富汗战争、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等重要事件，著有《锌皮娃娃兵》、《我是女兵，也是女人：你未曾听过的“二战”亲历者的故事》、《我还是想你，妈妈：你未曾听过的“二战”亲历者的故事》等。
其最著名的作品当属关于切尔诺贝利核灾难的记录，本文摘录其作品《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来自切尔诺贝利的声音》中的一章，原题为《孤单的人声》。
我们是空气，我们不是土地……
——马马达舒维利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也许两者是一样的？我该讲哪一种？
我们才刚结婚，连到商店买东西都还会牵手。我告诉他：“我爱你。”但当时我不知道自己有多爱他，我不知道……我们住在消防局的二楼宿舍，和三对年轻夫妇共享一间厨房，红色的消防车就停在一楼。那是他的工作，我向来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他人在哪里，他好不好。
那天晚上我听到声响，探头望向窗外。他看到我就说：“把窗户关上，回去睡觉。反应炉失火了，我马上回来。”
我没有亲眼看到爆炸，只看到火焰。所有东西都在发亮。火光冲天，烟雾弥漫，热气逼人。他一直没回来。
屋顶的沥青燃烧，产生烟雾。他后来说，感觉很像走在焦油上。他们奋力灭火，用脚踢燃烧的石墨……他们没有穿帆布制服，只穿着衬衫出勤，没人告诉他们，他们只知道要去灭火。
四点钟了。五点。六点。我们本来六点要去他爸妈家种马铃薯，普利彼特离他爸妈住的史毕怀塞大约四十公里。他很喜欢播种、犁地。他妈妈常说，他们多不希望他搬到城里。他们甚至帮他盖了一栋房子。他入伍时被编入莫斯科消防队，退伍后就一心想当消防员！（沉默）
有时我仿佛听到他的声音在我耳边回响，即使相片对我的影响力都比不上那个声音。但他从来没有呼唤我……连在梦里都没有，都是我呼唤他。
到了七点，有人告诉我他被送到医院了。我连忙赶去，但警察已经包围了医院，除了救护车，任何人都进不去。
警察喊：“救护车有辐射，离远一点！”
不只我在那里，所有当晚丈夫去过反应炉的女人都来了。
我四处寻找在那所医院当医生的朋友，一看到她走下救护车，我就抓住她的白袍说：“把我弄进去！”
“我不能。他的状况很不好，他们都是。”
我抓着她不放：“我只想见他一面！”
“好吧，”她说，“跟我来，只能待十五到二十分钟。”
我看到了他，全身肿胀，几乎看不到眼睛。
“他需要喝牛奶，很多牛奶，”我的朋友说，“每个人至少要喝三升……”
“可是他不喜欢牛奶……”
“他现在会喝的。”
那所医院的很多医生和护士，特别是勤务工，后来都生病死了，但是当时我们不知道危险。
早上十点，摄影师许谢诺克过世了。他是第一个。我们听说还有一个人被留在碎片里─瓦列里·格旦霍克，他们一直无法接近他，只好把他埋在混凝土里。我们不知道他们只是第一批死去的人。
我问他：“瓦西里，我该怎么办？”
“出去！快走！你怀了我们的孩子。”
可是我怎么能离开他？他说：“快走！离开这里！你要保护宝宝。”
“我先帮你买牛奶，再决定怎么做。”
这时我的朋友唐雅·克比诺克和她爸爸跑了进来，她的丈夫也在同一间病房。我们跳上她爸爸的车，开到大约三公里外的镇上，买了六瓶三升的牛奶给大家喝。但是他们喝了之后就开始呕吐，频频失去知觉。医生只好帮他们打点滴。医生说他们是瓦斯中毒，没人提到和辐射有关的事。
没多久，整座城市就被军车淹没，所有道路封闭，电车火车停驶，军人用白色粉末清洗街道。我很担心第二天怎么出城买新鲜牛奶。没人提到辐射的事，只有军人戴着口罩。城里人依旧到店里买面包，提着袋口敞开的面包在街上走，还有人吃放在盘子上的纸杯蛋糕。
那天晚上我进不了医院，到处都是人。我站在他的窗下，他走到窗前高声对我说话。我们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人群中，有人听说他们马上会被带到莫斯科。所有妻子都聚集起来，决定跟他们一起去：“我们要和丈夫一起行动！你们没有权力阻止我们！”
我们拳打脚踢，士兵─士兵已经出现了─把我们推开。后来一个医生出来宣布：“没错，他们要搭机去莫斯科，所以你们得帮他们拿衣服，他们穿去救火的衣服都烧坏了。”公交车停驶，我们只好跑着去。我们跑过大半个城市，但是等我们拿着他们的行李回来，飞机已经起飞了。他们只想把我们骗走，不让我们在那里哭闹。
街道的一边停满了几百辆准备疏散居民的巴士，另一边是从各地开来的好几百辆消防车。整条街都覆盖着白色的泡沫。我们踏着泡沫走，边哭边骂。收音机里说，整座城市可能在三到五天内进行疏散，要大家携带保暖衣物，因为我们会在森林里搭帐篷。大家都好开心─露营！我们要用与众不同的方式庆祝“五一”劳动节！很多人准备了烤肉器材，带着吉他和收音机。只有那些丈夫去过反应炉的女人在哭。
我不记得我是怎么到我爸妈家的，只知道自己一醒来就看到妈妈。我说：“妈妈，瓦西里在莫斯科，搭专机去的。”
我们整理菜园（一星期后，那座村子也疏散了）。谁知道？当时有谁知道？那天晚上我开始呕吐，我怀了六个月身孕，很不舒服。那晚我梦见他在梦里叫我：“露德米拉！小露！”但是他去世后就没有到我梦中呼唤我了，一次也没有（开始哭）。
我早上起床后决定，我得一个人去莫斯科。妈妈哭着问：“你这个样子要去哪里？”我只好带父亲一起去，他去银行里提出所有存款。
我完全不记得到莫斯科的过程。抵达莫斯科后，我们问看到的第一个警察：“切尔诺贝利消防员被安置在哪里？”
他马上就说：“休金斯格站的六号医院。”
我们有点惊讶，之前大家都吓唬我们，说那是最高机密。
那是专门治疗辐射的医院，要有通行证才进得去。我给门口的女人一些钱，她说：“进去吧。”接着又求了另一个人，最后才坐在放射科主任安格林娜·瓦西里耶芙娜·古斯科瓦的办公室。不过当时我不知道她的名字，我只知道我必须见她。她劈头盖脸就问：“你有没有小孩？”
我该怎么回答？我知道我绝不能说出我怀孕了，否则他们不会让我见他！还好我很瘦，看不出有身孕。
“有。”我说。
“几个？”
我心想，我要告诉她两个，如果只说一个，她不会让我进去。
“一男一女。”
“所以你不必再生了。好吧，他的中枢神经系统完全受损，头骨也完全受损。”
我心想，喔，所以他可能有点烦躁。
“还有，如果你哭，我就马上把你赶出去。不能抱他或亲他，甚至不能靠近他，你有半个小时。”
但我知道我不会走，除非我和他一起离开，我对自己发誓！我走进去，看到他们坐在床上玩牌、嬉笑。
“瓦西里！”他们叫。
他转过身看了我一眼，说：“好啦，没戏唱了！连在这里她都找得到我！”
他穿四十八号的睡衣，看起来很滑稽，他应该穿五十二号。袖子太短，裤子太短，不过他的脸不肿了。他们都在打点滴。
我问：“你想跑去哪里？”
他要抱我。
医生阻止他。“坐下，坐下，”她说，“这里不能拥抱。”
我们后来把这些当成笑话来说。其他房间的人也来了，所有从普利彼特搭专机到莫斯科的二十八个人都聚集过来。“现在怎么样了？”“城里情况如何？”我说他们开始疏散所有居民，整座城市会在三到五天内清空。大家都没说话，这些人里有两个女的，其中一个哭了起来，发生意外时她在电厂值班。
“天啊！我的孩子在那里，他们不知道怎么样了？”
我想和他独处，哪怕只有一分钟。其他人察觉出来了，于是陆续找借口离开。我拥抱、亲吻他，但是他移开。
“不要离我太近，去拿张椅子。”
“别傻了。”我不理他。
我问：“你有没有看到爆炸？发生了什么事？你们是最早到现场的人。”
“可能是蓄意破坏，有人引爆，大家都这么认为。”
当时大家都那样说，以为有人蓄意引爆。
第二天他们躺在自己的病房里，不能去走廊，也不能交谈。他们用指节敲墙壁，叩叩，叩叩。医生解释说，每个人的身体对辐射的反应都不一样，一个人能忍受的，另一个也许不行。他们还测量病房墙壁的辐射量，包括右边、左边和楼下的病房，甚至撤离所有住在楼上和楼下的病人，一个也不剩。
我在莫斯科的朋友家住了三天，他们一直说：“你拿锅子，拿盘子去啊，需要什么就拿。”我煮了六人份的火鸡肉汤，因为当晚执勤的消防员有六个1：巴舒克，克比诺克，堤特诺克，帕维克，堤斯古拉。我帮他们买牙膏、牙刷和肥皂，医院都没有提供，还帮他们买了小毛巾。
现在回想起来，朋友的反应让我很诧异。他们当然担心，怎么可能不担心？但即使传言都出现了，他们还是说：“需要什么尽管拿！他情况怎么样？他们还好吧？能不能活下去？”活下去……（沉默）
我当时遇到很多好人，有些我都忘了，不过我记得一位看门的老太太教我：“有些病是治不好的，你只能坐在旁边照顾他们。”
我一大早去市场买菜，然后就到朋友家熬汤，所有食材都得磨碎。有人说：“帮我买苹果汁。”我就带六罐半升的果汁过去，都是六人份！我赶到医院，在那里待到晚上，然后又回城市的另一端。我还能撑多久？三天后，他们说我可以住进医院的员工宿舍。真是太棒了！
“但是那里没有厨房，我怎么煮饭？”
“你不用煮了，他们没办法消化。”
他开始变了，每一天都判若两人。灼伤开始在外表显露，他的嘴巴、舌头、脸颊，一开始是小伤口，后来愈变愈大。白色薄片一层层脱落……脸的颜色……他的身体……蓝色……红色……灰褐色。那些都是我的回忆！无法用言语形容！无法以文字描述！甚至至今无法释怀。唯一拯救我的是一切发生得太快，根本没时间思考，没时间哭泣。
我好爱他！我以前不知道自己有多爱他！我们才刚结婚，走在街上，他会抓着我的手把我转一圈，不停吻我，路人都对我们微笑。
那是收容严重辐射中毒的医院。十四天，一个人在十四天内死掉。
住进宿舍第一天，他们测量我有没有辐射。我的衣服、行李、皮包、鞋子都是“热”的，他们当场全部拿走，包括内衣裤，只留下钱。他们给了我一件医院的袍子作为交换─尺寸是五十六号，还有一双四十三号的拖鞋。他们说衣服也许会还我，也许不会，因为那些衣服很可能“洗不干净”。我穿着袍子去看他，他吓一跳，说：“女人，你是怎么回事？
我还是想办法帮他熬汤，我用玻璃罐煮水，放进很小块的鸡肉。后来不知道是清洁妇还是守卫给了我锅子，也有人给我砧板，让我切香芹。我不能穿医院的袍子去市场，所以他们替我带蔬菜。可是一切都是白费功夫，他没法喝东西，连生鸡蛋都吞不下去。不过我还是想让他吃点好的，好像那还是有差别似的。
我跑到邮局说：“小姐，我要打电话给在伊凡诺-福兰克夫斯克的父母。立刻！我先生快死了。”
她们立刻明白我从哪里来，知道我先生是什么人，马上帮我接通了电话。我的父亲、妹妹和弟弟帮我带了行李和钱，当天就飞到莫斯科。那天是五月九日，他过去常对我说：“你不知道莫斯科有多美！尤其是到了胜利纪念日，会放烟火，真希望你能看到。”
我坐在病房里，他睁开眼睛问：“现在是白天还是晚上？”
“晚上九点。”
“打开窗户！他们要放烟火了！”
我打开窗户。我们在八楼，整座城市都映入我们的眼帘！一束火花在空中绽放。
“你看！”我说。
“我说过我会带你来莫斯科，而且逢年过节都会送你花。”
他从枕头下拿出三朵他拜托护士帮忙买的康乃馨。
我跑过去吻他：“我好爱你！我只爱你一个！”
他开始咆哮：“医生是怎么说的？不能抱我和亲我！”
他们不让我抱他，可是我……我扶他坐起，帮他铺床，放温度计，拿餐盘，整晚待在他身边。
有一天，我突然觉得天旋地转，连忙抓住窗台，还好是在走廊，不是在房间。一名经过的医生扶住我的手臂，接着突然问：“你是不是怀孕了？”
“没有，没有！”我好怕有人听到。
“不要说谎。”他叹了口气。
第二天我被叫到主任办公室。“你为什么骗我？”她问。
“我没办法，如果告诉你实情，你会叫我回家。那是神圣的谎言！”
“看看你干了什么好事？”
“但是我要和他在一起……”
我一辈子感激安格林娜·维西里那·古斯克瓦。一辈子！其他人的妻子也来了，但是她们不能进医院，只有他们的母亲和我在一起。
沃洛佳·帕维克的妈妈不停祈求上帝：“拿我的性命和他交换。”
负责骨髓移植手术的美国人盖尔医生安慰我：“有一点希望，虽然希望不大，但是仍有一线生机，因为他们都还年轻力壮！”
他们通知他所有亲戚，他的两个姐妹从白俄罗斯过来，在列宁格勒当兵的弟弟也来了。年纪较小的妹妹娜塔莎才十四岁，她很害怕，一直哭，可是她的骨髓是最合适的。（沉默）我现在可以讲这件事，之前没办法，我十年没讲这件事了。（沉默）
他得知他们打算取小妹的骨髓时断然拒绝，他说：“我宁可死掉。她那么小，不要碰她。”
他的姐姐柳达当时二十八岁，是护士，很了解移植骨髓的过程，但是她愿意移植，她说：“只要他能活下去。”
我透过手术室的大窗观看手术过程。他们躺在并排的手术台上，手术一共历时两小时。结束之后，柳达看起来比他还虚弱。他们在她胸前刺了十八个洞，麻药几乎退不掉。她从前是健康漂亮的姑娘，现在却体弱多病，一直没结婚。我在他们的病房间穿梭，他不再住普通病房了，而是住特殊的生物室，躺在透明帷幕里，没有人可以进去。
他们有特殊仪器，不用进入帷幕就可以帮他注射或放置导管。帷幕用魔术贴粘着，我把帷幕推到旁边，走到里面，坐在床边的小椅子上。他的情况变得很糟，我一秒钟都离不开他。他一直问：“露德米拉，你在哪里？小露！”一直问。
其他生物室的消防员都由士兵照顾，勤务工因为没有防护衣物，所以拒绝照顾他们。那些士兵端卫生器皿，擦地，换床单，什么都做。他们从哪里找来那些士兵？我们没问。但是他……他……我每天都听到：“死了，死了，堤斯古拉死了，堤特诺克死了。”死了，死了，就像大锤敲在我的脑袋上。
他一天排便二十五到三十次，伴随着血液和黏液。手臂和双腿的皮肤开始龟裂，全身长疮。只要一转头，都可以看到一簇头发留在枕头上。我开玩笑说：“这样很方便，你不需要梳子了。”
不久他们的头发都被剃光，我亲手替他剃，因为我想为他做所有事。如果可以的话，我会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待在他身边，我一刻也闲不下来。（沉默许久）
我弟弟来了，他很害怕地说：“我不让你再进去！”
但是我父亲对我弟弟说：“你以为你能阻止她吗？她不是从窗户，就是从逃生口爬进去！”
我回到医院，看到床边桌上摆了一颗橙子，很大，粉红色的。他微笑着说：“我的礼物，拿去吧。”
护士在帷幕外对我比手势说不能吃。已经摆在他身边好一阵子了，所以不但不能吃，甚至连碰都不该碰。
“吃啊，”他说，“你喜欢吃橙子。”
我拿起那颗橙子，他闭上眼─他们一直替他注射，让他入睡。护士惊恐地看着我。而我呢，我只希望尽可能让他不想到死亡，不去管他会不会死得很惨，或是我怕不怕他。我记得当时有人说：“你要知道，那不是你的丈夫了，不是你心爱的人了，而是有强烈辐射、严重辐射中毒的人。你如果没有自杀倾向，就理智一点。”
我发狂似的说：“但是我爱他！我爱他！”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
1986年4月26日，史上最惨烈的反应炉事故发生在车诺比。这是史上最浩大的悲剧之一。作者访问了上百位受到切尔诺贝利核灾影响的人民，使这场悲剧读起来像世界末日的童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