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裙裾之美:日本女生制服史

Managershare:日本女生的制服变迁过程经历了近代社会制度、社会集团与阶级的整合,是女生对于“穿什么”这一问题的思索与尝试。

KONOMi股份公司的总经理相浦孝行曾经说过,“任何人都有过学生时代,一旦逝去就永不复返。所以大人会羡慕学生这一身份,学生们也认识到自己正值青春年华。制服正是持有这一身份所必需的物件,也因此显得有魅力。”。

小学 电车中

今天,我想和你分享一篇文章,在日本女生制服变成你喜爱的这个样子之前,它其实经历过媒体的抨击、社会的讨论……然而,制服有着无敌的可爱度,就算你已经不再是学生,但光是提到它都能让人感受到魅力,就算是朴素的夹克和水手服也掩不住其光芒。

堕落女生的丑闻

文:难波知子

二十世纪〇〇年代,高等女子学校接连不断地成立,女子中等教育的升学热愈发高涨,随之而来的是女生的“堕落”“丑态”等耸人听闻的报道占据了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列举一个典型的例子:从地方来到都市求学的女生,在家长监督不到位的寄宿生活中,陷入与异性的恋爱,最后怀孕、生子、带着不明生父身份的婴孩回到家乡。这种“堕落”被媒体归因于异地求学、寄宿生活与早恋,女生也被贴上言行轻浮、自负、性开放等标签。

《女生堕落的真相》曾在《二六新报》上连载了一个多月,文章揭示了社会对女生的看法:“无论其人是否纯洁,‘女学生’三个字立刻使人联想到淫荡、自负等词语。在世人眼中,褐红色袴、束发已然成为嘲笑的对象。”由此可知,“褐红色袴”与“束发”的外在特征已经成为识别女生的标志。一八九九(明治三十二)年左右,东京女生开始流行穿袴,在“堕落女生”频频见报的一九〇二(明治三十五)年,这一穿着已经完全固定下来,由于其中褐红色袴最为常见,因此被称为“褐红式部”。“式部”源自于对紫式部、和泉式部等才女的借喻。

高中

稻垣恭子认为“堕落女生”是“在普及以‘贤妻良母’为主体的高等女子学校教育的过程中产生的形象,是被遗弃之物的象征”,这种形象是“女生们的现实状态与世人的情感、心理互相交织而产生的表象”。换言之,与其说“堕落女生”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实体,不如说是世人对女生的批判与厌恶产生了“堕落女生”的形象。

小杉天外的《魔风恋风》

丑闻屡屡曝光之际,以女生的堕落为主题的报纸小说——小杉天外的《魔风恋风》大有“洛阳纸贵”之势(一九〇三年《读卖新闻》连载)。根据文学领域的研究,《万朝报》等媒体登载的有关“堕落女生”的报道为小杉提供了小说素材。《魔风恋风》的女主人公是才貌双全的女学生萩原初野。小说对她的第一次出场作了如下描写:

“只听铃声清脆,一位骑在代顿色自行车上的高挑女性映入眼帘。她微微倾斜肩膀,身穿褐红色袴与通风织法箭翎纹样和服,以一条雪白干净的丝带束发。长袖舒展、随风飘舞,是一个十八九岁眉清目秀、风华正茂的姑娘。”

小说在描写这位女生的时候,除了服装,还提到当时最新潮的自行车与系有丝带的发型。梶田半古为女主人公出场时的情形附上了一幅插图,从视觉上展现了女生的形象。在出场场面中,“代顿色自行车”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是美国自行车制造商“代顿公司”的产品,由于车体与挡泥板均为洋红色(褐红、深红),因此所谓的“代顿色”指的便是与褐红色袴同色系的洋红色。小说中的美国自行车是展示女主人公追逐时尚的象征。与初野神采飞扬的出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她的“堕落”与“毁灭”。初野爱上了好友子爵千金夏本芳江的未婚夫东吾,最终却被东吾背叛,并在临近有望出人头地的学校毕业考试前夕,因脚气病惨死。菅聪子评价道:“《魔风恋风》的叙述手法是首先交代女生初野的‘堕落’结局,然后再倒叙式回顾了她的‘堕落’过程。简言之,小说逆转了读者的兴趣点,使其从‘如何发展下去’转变为‘怎样’堕落。”小说以女生的“堕落”为主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堕落女生的监管

面对这些“堕落女生”,教育杂志《教育时论》介绍了文部省对女生的监管动向。一九〇二(明治三十五)年,文部省向全国各高等女子学校校长发布内训:“从严整肃学生风纪,对于品行不正者坚决给予开除学籍等处分,以儆效尤。”另外,当时的文部大臣菊池大麓呼吁反思女生异地求学问题:

“如果没有亲戚或称职的监护人,绝不允许妙龄少女前往东京。据本人所指,没有监护人的女生无一例外地贻误了终身。因此,拥有称职监护人的情况暂且不论,本地学校应严格遵循教育方针,绝不可以放任女生前往东京。”

菊池文相认为“女生堕落”最大的根源在于从地方到东京的异地求学,他严厉地训斥了这种行为,呼吁地方实施女子中等教育。

另外,文部省也加强了对私立女子学校的管制,对于违反文部省课程等规定、寄宿宿舍设施不完备、管理松懈等情况下达停办或责令改正等处分。据文部省调查,施行普通教育的私立女子学校并不存在个别问题,但裁缝、手工等技工学校违反规定或设备不完备等状况却层出不穷。

伪女生

《教育时论》不仅介绍了对女生的监管,还登载了描述女生外貌与着装的文章(一九〇二年七月五日)。

“近来,市内女生风纪颓废的程度远超于男生。在本乡、神田等地,居住在出租房里的学生一再上演丑行,因此最近的监管更加严格。但是,这些丑行的施行者中还有一些外形酷似女生的女性,比如徘徊在市内众多医院附近的护士、电话接线员与印刷局女工等。她们混迹其中,为监管造成了难以意料的困难。此时,女生的父兄及担保人更应主动加强监督。”

护士、电话接线员与印刷局女工等人从外形上看与女生无异,为监管提出了一大难题。袴不仅成为女生的代表性服饰,在就职女性之间也相当普及。《教育时论》认为一部分“堕落女生”其实是与女生衣着打扮相似的“伪女生”,对将局部“丑态”扩及全体女生的观点提出反驳。下面引用的是一段关于“伪女生”的报道。

“近来,新闻报纸经常刊登一些所谓的‘女生丑闻’。然而这些‘女生’之中大多数并非是属于某所学校或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她们只是借用女生的名字、模仿女生的风采,利用了社会的信任而已。如此一来,本应化身社会之母的女生被世人投以伤风败俗的眼光,被嘲弄性地称为‘虾茶式部’,将对女子教育的发展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略)

“现在,几乎没有一所学校规定校服或校章。随着女子穿袴的潮流不断升温,学生以外的女性穿袴的现象也日渐增多。仅从外表看,电话接线员、印刷局女工或者教育程度较低、品行低下的女性与学生很难分辨彼此。而且时日一久,世人看到褐红色袴就会立刻联想到女学生。因此,其他未接受教育的女性行径也会被误以为是女生恶习,为世人所关注。”

因为“伪女生”与“真女生”混淆,所以该报道建议学生服装佩戴表示所属学校的徽章。徽章可以起到两个作用,一个是“区分学生与非学生”,另一个是使学生自觉认识到自身本分,即“善导风气、秉性高尚”。前者是对外的表现,后者是对内的警戒。两者相辅相成,有助于培养女生善良的心地。一九〇二(明治三十五)年,附属女高采纳这一提案,并于一九〇六(明治三十九)年制定佩戴在袴腰部位的腰带型徽章。其他女子学校也纷纷效仿,在胸前或袴的系带上佩戴胸章,或者在袴裾处增加线条(袴章),以标明学生所属。在暴露了“堕落女生”的问题之后,学校开始在女生的袴上添加徽章。本书将在袴上佩戴徽章的这一时期定位为女子学校制服确立的阶段。如“前言”所述,徽章的佩戴仅限于在校期间,入学时佩戴、毕业时摘取,形成了学校制服的穿脱循环与继承机制。

锦衣华服诱发堕落

经常有人指出,造成“堕落女生”的原因在于锦衣华服与虚荣心。此处的“虚荣心”主要指的是衣着打扮或携带品的过分重视,被称为女性的“通性”。当时,国内发行了一本升学指南——《女子求学遍览》。其中,“东京就学的危险”一章详细地描写了城市的诱惑与诈骗学校的信息,而“奢华是堕落的种子”一节对于金装玉裹的危害提出了警告:

“地方出身的女生最先面对的就是身穿锦罗玉衣、往来于东京市内的女子。人类总会为虚荣而疲于奔命,其中女性在这一点上更为明显。坐在马车里的世家名媛、前呼后拥的豪门贵妇⋯⋯眼前的场景令她们陡增艳羡,一些女生也开始梦想获得这些身份。一些地方上富裕家庭的女儿们入京求学,但日积月累之下,她们越来越羡慕同学身上华丽的服装与头上精美的饰品,而出身乡下的自己却只能穿着粗布寒衣。最初为了追风,从每个月的学费中开支这个月的外褂或下个月的夹衣。渐渐地,崇尚奢侈的心理愈发膨胀,在尚未觉察之时早已误交损友、感染恶习。这些女生将进京时携带的价值四五百万的衣服用品抵押出去,尽管得以变身东京风名媛,但这些奢侈行为必将使她们自食恶果。”

之后,这些女生为了还债卖身为妾,知晓此事的父母不得不积攒巨款赎回女儿并将其带回故乡。文章警告道,锦衣华服对女生而言是致命的诱惑,是“堕落”的开端。

锦衣华服与虚荣心的问题并不仅限于东京或高等女子学校,在各城市小学的女生之间也时有发生。学校的奢侈之风对来自贫困家庭、衣不兼彩的学生带来恶劣影响,成为阻碍普通教育普及的一大弊端,因此,文部省通过地方长官之手督促各位小学教师矫正奢靡之风。可见,华冠丽服是制约教育普及的一个主要因素。

除学校之外,奢侈之风在出席妇人会的女性之中也有迹可循。《妇女新闻》刊登了一篇谴责华冠丽服的社论(一九〇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对竞相攀比的虚荣心提出尖锐的批评,劝诫女性专心从事慈善、教育、纠风与卫生等事业,为社会贡献一己之力。“竞相攀比的危害”不仅表现在妇人会,甚至波及地方的女子学校与小学。社论在谈及袴时写道:“淘汰实用的衣料质地、一味追求外在的奢华,是最应警惕的趋势。”袴作为改良服的一种得到了最广泛的普及,然而与文部省及学校期待的功能性装束相反,长袖和服搭配高高提至胸部的长裾袴成了女生之间最流行的打扮,尤其是袴的质地还选用外来羊绒。

当时,学校为防范锦衣华服的侵蚀,将其作为管制对象,颁布了强调俭朴的《着装须知》。“俭朴”的内容包括限制绢或上等毛织品等面料,使用棉质衣物,禁止发饰与约束袖长等。

大学毕业式

女子学校制服论

面对锦衣华服的问题,《妇女新闻》发表了一篇社论(一九〇二年五月二十六日),要求制定统一款式与质地的女式制服。该文首先介绍了女子学校内锦衣华服的状况:

“爱好奢华本是女子的通病,尤其是在女子云集的女子学校,攀比之风更盛。父母格外担心,自己也暗自绞尽脑汁,即便削减必需的学费也定要购置新衣。学业上不及他人时置若罔闻,但服饰上不如他人却深感无地自容,甚至因此厌恶上学,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最后只得退学。这简直不可思议,但是我们确实亲眼所见,也常常从女子学校的教师们那里听说。”

有些女生因为服饰疏于学业,以致退学。因此,该篇社论主张不管“女子通病”如何根深蒂固,为克服锦衣华服带来的弊端,必须统一服装。《妇女新闻》提议穿用筒袖棉服搭配袴的制服。支持制服的最大原由在于,无论男女都可以在学龄期“专注于提高自己的修养,不为他事分心”。学校与教育者为控制或回避女生服装衍生的种种冲突与问题,开始考虑制服这一手段。在日俄战争爆发之时乃至之后,女生服装的华丽与奢侈之风依然存在,被《妇女新闻》视为重大问题:“这一陋习比俄国更恐怖。”综上可知,女生服装的规制与女子学校制服确立的背景是媒体披露了女生的锦衣华服与奢侈之风等社会问题,以及学校对此危害的警惕与防范。

——摘自《裙裾之美——日本女生制服史》

日本女生的制服变迁过程经历了近代社会制度、社会集团与阶级的整合,是女生对于“穿什么”这一问题的思索与尝试。“女生”这一社会身份与女生制服的出现意味着传统服装体系的变革。而面对这一变革,既有欣然接受之人,也有慎重其事甚至断然拒绝之人。在时代与社会的更迭中,女生制服受到国家思潮、学校教育方针、女生自身的判断与行为、家长的诉求、周边市民的看法与媒体舆论的反馈等诸多因素的交织影响,伴随着社会价值观的冲突与动摇,才最终得以慢慢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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