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命运和人的命运虽然漫长，关键性的节点却寥寥无几。四分之三的人生剧本在三十岁以前就写定了，以后的内容根本不值一看。文明和邦国的兴废都有其不可逆的节点，拥有无限可能性的青春期总是非常短促。刘邦和项羽的斗争很重要，因为涉及大一统和多国体系的路径选择。朱元璋和张士诚的斗争不太重要，因为除了极少数攀龙附凤的大臣、将军，谁会在乎皇帝姓张姓李？王朝的故事都是千篇一律的，增加细节根本不会改进人类的理解力。凯撒和庞培的斗争很重要，因为当时仍然能够在共和国和帝国之间做出选择。加尔巴（公元前3-公元69，尼禄死后成为皇帝，但七个月后即被杀。全文蓝色字为冬川豆注释，黑色字为作者原文）和维斯巴芗（6-79，加尔巴死后，多股军事力量发生争斗，半年后维斯巴芗被拥立为皇帝）的斗争就不太重要了，因为谁上台都是皇帝。哪一位将军做皇帝，对帝国体制关系甚微。如果不考虑事实在格局当中的地位，任何事实都没有丝毫意义。拜占庭式的辑录不是历史，而是历史理解力死亡的标志。
材料只是原料，怎么选才是最重要的
材料只是背景，意义是在格局当中自然浮现的。一张地图要画得清晰，并不是画面越挤越好，而是格局越正确越好。认知的主要功能不是记忆，而是选择和删除。人类的祖先必须能够在静态的森林中分辨出动态的猛兽和猎物，否则他们早就死了。线索之所以会从事实的丛林中呈现，因为人脑就是用这种方式运作的。在交叉小径的花园中辨认路径选择点，并不是多么困难的任务。如果认知能力不足，就不是知识所能弥补的。如果你有这种能力，用不着别人教你。如果你没有，别人教也没有用。认知结构的层次高低相差极大，不亚于初学者和围棋高手对布局的判断能力。历史分析和布局分析都是必需的智力训练，通过摸索培养格局感。格局感确定后，材料就会变得毫无关系。
等待、依赖史料的历史学是最不可靠的。打个比方，你的钥匙丢在阴沟里了，阴沟里一点亮光也没有，而旁边有一个路灯，照得很亮，你是到路灯下找，还是到阴沟里去找？灯光很像有些材料，看见了，但解决问题的关键不在那里。阴沟下面黑漆漆的，但就在下面某一点，钥匙在那。好的历史学者必须拥有原始人在森林里的那种直觉，那种判断力——听力、视力、嗅觉、第六感，还有各方面的综合能力，能够让一个好猎人判断附近有没有野兽，安全，还是不安全。直觉来自经验。一个小孩被放到原始森林里，多半会被吃掉的。你常在森林里过，便有了经验，同时部落里面的老人也积累了很多经验传给你。所以你即使没有亲眼看到猛兽出没，也能够大致判断八九分。
如果你抬杠说，我非要见到史料才能下判断，那你就输了，多半被吃掉了。按照学院派的观点，什么都要实证，没物证不采信，孤证也不信，那得出的结论往往是靠不住的。这里所谓的靠不住，是达尔文意义上的靠不住。顶多几百个蛋头学者的支持或反对，对增加或减少达尔文意义上的利益没什么影响。绅士的博雅教育就是为了让你构成比例正确的格局，其中大部分都是灯光不亮的模糊区域，还包括大片阴沟。麦考莱这样的党棍就说书记官（这是他对专业技术人员的蔑称）只能当仆人、为绅士服务。如果你出身很差，个人经历很狭窄，又缺乏多半属于天赋的情景理解力，那么你对史料的解读多半就是错的。相反，修昔底德或曾国藩这种人有天分和丰富经验的外行更有可能正确解读。专业史学是绅士传统衰亡的副产品，主要效果是降低了自身和公众的理解能力。我们不要忘记：历史理解力不是天然就有和一直存在的，而是文明成熟期的智力烟花。拜占庭化—书记官化—四库全书化是文明衰亡前夜的最后挣扎，这时的作者已经只能依靠知识量了。佐西莫斯（生活在5世纪后半叶的东罗马帝国，著有《罗马新史》。他在书中哀叹基督教取代传统诸神祭祀是帝国衰败的主要原因）的材料肯定比波利比阿（约公元前200-公元前118，著有《历史》，他认为无意中实行了混合政体是罗马兴盛的重要原因）多，但他的可信度和解释力连阿庇安（约95-165，著有《罗马史》）和色诺芬（约公元前430-公元前354，苏格拉底的学生，著有《希腊史》《回忆苏格拉底》等）都不如。近代欧洲的兴起将历史理解力推到了希腊人和中国人从未达到的高度，但这未必是永恒的状态。
Moses kneeling before the Burning Bush.The fear of the lord is the beginning of wisdom.
判断和追求真相主要不靠知识或材料，而是靠你对整个格局的把握和判断，就像好猎人的那种直觉，就像坚持在阴沟里而不是路灯下找钥匙。你必须心里有了七八分，再用史料来充实它。学术圈用的材料，有点像是古代的一种叫肿骨鹿的动物，它头上长了很大的角，在需要交配的时候，雄鹿就用角互斗。学术圈应用史料就像是肿骨鹿的角，彼此之间掐架的时候用，可以增加声势。这样往往给外行留下错误的印象，仿佛史料起了决定性作用。其实冲突都是因为理解和解释框架的缘故，优点和弱点也是框架的优点和弱点。
你从毛奇龄（1623-1716）《古文尚书冤词》和阎若璩（1638-1704）《尚書古文疏证》的纠纷就可以看出，清代经学一开始就是史为经用的①。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于经学门派之见，没有任何史料能够经得住对立经学观的逆向诠释。惠栋（1697-1758）和戴震（1724-1777）的孟子观不同，同样不是所谓实证能够调和的②。如果沈志华错了，那不是因为他需要更多的档案，而是因为他根据错误的先入之见使用材料。简单粗暴地说，他预先一口咬定，苏联、中共、朝共是彼此独立的民族国家和政治实体，如果自己高兴就能单独跟美国人妥协；美国外交家是一群现实主义者，如果高兴就能承认东亚各共产主义集团。任何了解相关历史背景的人都心里明白，这些前提纯属荒谬。毛泽东没有苏联的帮助，可能没有多少机会在东北、更不用说在全国战胜蒋介石；他跟美国单独妥协的可能性相当于饶漱石跟苏联单独结盟的可能性；他有强烈的利益动机，通过证明自己有培养价值，赢得更加稳固的国内地位，这种希望没有落空。美国外交家不是现实主义者；朝鲜战争不是国与国的战争，而是建构战后东亚体系的一部分，不可能脱离对日战争善后问题而单独处理；美国跟北京、平壤单独议和的可能性相当于美国跟汪精卫、溥仪单独议和的可能性。他（沈志华）的书主要就是证明：没有任何史料能够禁得起明知故犯的诱导性诠释。诱导的目标不是增加外行读者的理解力，而是为了说服他们忘记自己的真实处境。
1、阎若璩与毛奇龄同为清初经学大师，阎著《尚书古文疏证》尤为清代考据学的模范之作。《尚书古文疏证》力主古文尚书为伪作，而毛著《古文尚书冤词》与其针锋相对。其实，二人的考据之争背后有门户之争。毛以阳明后学自居，故著《大学知本图说》伸张王门《大学》思想，著《四书改错》抨击朱熹《四书集注》，著《仲氏易》推倒宋人易学，辨周敦颐《太极图》出自道教。阎若璩则认为“天不生宋儒，仲尼如长夜”，“朱文公（为）三代下孔子”，其《尚书古文疏证》深受朱熹影响，自言“吾为此书，不过从朱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耳”。
2、传统上认为惠栋为吴派，戴震为皖派。其实戴震之学深受惠栋影响，他们的不同主要在于惠栋“笃于尊信，缀次古义，鲜下己见”，而戴震“分析条理，而断以己之律令”。戴震自认为《孟子字义疏证》是平生得意之作，而当时其他学人都不以为然。
层次不同，一样的材料得到的结论不同
事实在历史当中，犹如物自体在哲学当中（在康德的批判哲学中，物自体是无法认知的）。没有适当诠释，你不可能接触到物自体。真实史料可以支持伪造的历史，例如司马昭解释高贵乡公死因的文告③。虚假史料可以反映真实历史，例如奥斯汀小说暴露的英国乡绅习俗。可信度的估计主要还是要依靠个别史料在整体背景当中的协调程度，也就是说还是取决于情景模拟。史料正确而结论基本错误，史料错误而结论基本正确，都是有可能的。提高认知层次比具体的正误重要的多，高层次的高细节错误率比低层次的低细节错误率更有利于达尔文意义上的格局判断力。例如：一种理论说血型决定性格，层次就比较高，因为性格类型确实有区别，读者的理解力因此提高，原因的错误解释可以在发展中修正。另一种理论说，温柔的男人和刚强的女人属于同一性别，不同于男人和女人。这种理论层次就很低，因为降低了读者的理解力，随着发展不断制造更多的错误。孟德斯鸠的种族—气候决定论、马克思的殖民主义—亚细亚生产方式论、四人帮的儒法斗争论属于前者。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论、美国韦伯学派的现代化理论、目前占主流地位的多元文化论和非西方中心论属于后者。
3、据《三国志·魏书四》，司马昭在其手下杀害高贵乡公曹髦之后，以皇太后名义发布诏书，宣称曹髦性情暴戾、谋害太后、悖逆无道、死有余辜，理当废为庶人。
如果我有足够的人力和资金，不难根据现行学术规范，证明任何一个女人是“男女人”、而非女人或男人，从而建构一套革命性的性别理论，可以反驳的余地小于乾嘉学派或加州学派（反对欧洲中心论的文聪学派，包括彭慕兰、弗兰克、黄宗智等）。任何考据家都会不得不承认：她每一次喝酒、骂脏话、打架、拥抱女生……的材料都比迄今绝大部分历史论文的材料证据充实。即使她通过生孩子证明自己是女性，我也能通过双向操作，至少保证问题处在无法定论的状态。我只要系统地收集医生护士赖债、吵架、伪造学历……认错人、路盲、记错时间、冒充自己知道其实一无所知的情况……的材料，同时举出其他众多证人，在上述时间看见跟她无法区别的人经过地铁、超市、图书馆……除非她有同样或更多的人力和资金，她的论证就会明显不如我的论证充实。一位理性客观中立、严守学术规范、习惯无性生殖的天狼星学者更有可能把我的学派收入宇宙百科全书。这种假设并不完全是玩笑，许多组织都具备创造历史真相的力量和动机。可怜的詹姆斯二世面对全民的合理怀疑，一度无法证明他的王子确实是他的王后亲生④。乾嘉学派证明古文尚书为伪的论据，大部分不如上述的“男女人”学派有力，只能算历史侦探小说家和文学风格比较学家的敏锐嗅觉。古文尚书案是乾嘉学派的王冠宝石，他们的大多数论证更不规范。
4、1688年初，詹姆斯二世已经得罪了英国各派人士。6月10日，他的王后生下一个男孩。很多人质疑说，王后多年不育，突然生子一定有问题。还有传言说男孩是被偷运进宫的。詹姆斯二世有口难辩。
所以，历史训练的真正价值不在材料本身。无论怎样芜杂的材料，其中都有草蛇灰线。智力训练必需首先掌握，然后才能问为什么。事先就问为什么，你就永远进不了布局。任何经验知识体系，无论是游泳还是写诗还是外交，都必须经过这样的程序。如果你不去理解格局，执着于具体事实，那是不会提高认知层次的。如前所述，人类的认知结构有连贯性和整体性。如果你能记住某些部分，却忘记了其他部分，或是对某些部分敏感，对其他部分淡漠，原因肯定不在技术性因素，而是认知地图的GPS在暗中帮助你定位，正如植物性神经调节你的心脏。所以，随感这种东西是不存在的。如果你以为是随感，就是说你没有弄清自己的认知地图。路径节点标记完毕以后，地图的轮廓已经相当明显了。如果有人难以辨认，要么就是认知能力低下，要么就是价值观有冲突，因为价值观和认知结构是共生演化的产物。
读史不是为了充满材料，而是为了格局搭建
人类可以选择的博弈策略子系统在数量上非常有限，大概不比围棋高手掌握的基本布局多，绝大多数策略只能对既有布局做细节调整。这种上限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人脑的神经认知结构本来就有上限，而且大多数人从来达不到上限。其二是单独的策略发挥不了最佳效果，除非让多重策略构成相互锁定的子系统。配合良好的子系统远远少于单独的策略，一旦拆散就会丧失效力。例如：有效的胃十二指肠切除术就这么几种，百年来没有增加。你不能将第一种的胃切除方式和第二种的十二指肠切除方式配在一起，那样会出人命的。锁定的子系统只能完全接受、或者不接受，所以真正创新的手术方法少得可怜，绝大多数研究都是在细枝末节上循环调整。
在已知文明的历史上，某些异常成功的子系统会不断重复出现。例如征服者的军事采邑制度，从黎明时代的近东开始，遍及所有文明体系，产生、灭亡和重生的次数多到难以计算。从苏美尔、印度到希腊罗马，以男性家长制为基础的城邦共和国出现过多少次？从叙拉古、罗马到魏玛共和国，群众煽动家的凯撒主义颠覆出现过多少次？历史的剧本是非常单调的，变化只在花絮上；因为人类的演化行为模式当中，可持续的子系统本来就不多。如果你把生活和文学中的爱情故事加在一起，能够总结出的基本模式怎么也超不过两位数吧。人类的博弈活动当中，爱情已经算比较复杂多变的类型。如果范围缩小到外交策略或军事制度之类子系统，可以选择的余地就更加狭小。
如前所述，子系统停止运作，只能在启动前的节点，或者穷尽其内在可能性以后。在手术当中突然中断操作，跟立刻自杀没有什么区别。所以你只要看到这样的子系统运作已经越过不可回归点，就能大致预测当事人的下场和故事的结局。“马行在夹道内，我难以回马”（《捉放曹》）。当事人即使明知自己的下场，也只能饮鸩止渴，像定罪的死囚一样一步一步走完注定的路线。许多重要人物，像小加图和西塞罗、史可法和汪兆铭，早在决断之前就深知自己和国家在决断以后，然而仍然别无选择。1848年，教皇庇护九世（1792-1878，在位最久的教皇，也是最后一位兼为世俗君主的教皇）推行自由主义改革，罗马群众感激淋漓，清流名士高呼咸与维新，唯有一位老妇人叹道：我看过路易十六宣布立宪时欢呼。果然，群众的爱戴是脆弱的。激进派迅速摧毁了清流自由派和朝廷改革派的共识，而保守派的反扑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教皇很快就像路易十六一样化装逃亡，带领外国军队（拿破仑三世派出的干涉军）消灭罗马共和国。剧本是一模一样的剧本，只有两点细节差异：教皇的运气较好，没有在半路上遭到拦截；小小的罗马共和国没有产生一个拿破仑式的名将，挣扎的时间比较短。从策略判断的角度看，细节差异不是很重要。
所谓“读史早知今日事”，就是指这种掌握模式和格局的能力。这种事并不像想象中那么难，陈寅恪明显就有这种能力。“唐（国府）亡于黄巢（内战），祸基于桂林（满蒙危机和中日战争）”（《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下篇》：“宋子京曰：‘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呜呼！世之读史者倘亦有感于斯言欤？”），就是讲这种格局的相似性。“谁结宣和海上盟，燕云得失涕纵横。花门久已留胡马，柳塞翻教拔汉旌。”（作于1945年夏的《乙酉七七日听人说水浒新传适有客述近事感赋》）⑤需要注释吗？宋徽宗联金灭辽的布局和蒋介石联俄抗日的布局有区别吗？章太炎、蒋廷黼、胡适和汪兆铭早在开战前就已经知道下场是什么，后三人都警告过蒋介石，但蒋介石有多少替代策略呢？即使有，数量也是屈指可数吧。
5、宣和海上盟：北宋与金相约合力攻辽，但宋出师不利，金独立灭辽，宋只得出重金赎回已被劫掠一空的燕京六州二十四县。这里隐喻中苏之盟。花门：山名，在居延北海，唐代曾在此设置堡垒，后为回鹘占据。这里代指新疆。柳塞指军营，这里隐喻苏联势力的侵入。
以前“牛津会议”的时候，我嘲笑过：共同底线就是大家一起破坏的底线。这种演化模式也是古已有之，日光之下并无新奇。秦晖所说的共同底线就是英国人在二战以后所谓的共识政治，左右双方的中道温和派都会排斥和吸收自己的极端派。然而，这种情况只有在共同体高度成熟以后才会出现。共同体边界的划定是极其残酷的过程，以致于人们宁愿忘记它的存在。在边界划定以前，左与右、温和与激进的差别没有意义。认同政治的逻辑完全不同于共同体内部的共识政治，胜利属于边界最清晰（也就是认同最强）的一方。态度温和还是激烈，不是看你的内容，而是看你的身份。
历史遗留了大量的认同分裂，比利益和观念分歧更有潜在的破坏性。没有这样或那样的撕裂，健全的共同体根本不会存在，历史上的共同体都是通过撕裂或消灭建立的。热爱蝴蝶、厌恶毛虫是人之常情，欧盟时代的英格兰确实比克伦威尔时代更舒适，问题在于我们根本就没有生活在这样的时代。我有一种预感：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认同政治的历史影响将会凌驾于共识政治之上。我之所以要给读者提供认知训练，就是为了让他们在即将来临的决断时刻正确判断形势。换句话说，我之所以要分析历史上的转折点，是在为将来的转折点做准备，而非任何考据的目的。骰子落地以前，机会千金难买；骰子一旦落地，坐失良机者必定后悔莫及。古老的史学在博雅教育中占有核心地位，主要就是为绅士和士大夫阶级提供这样的认知训练。至于平民百姓，他们不需要知道这些。现代史学的无产化就是因为丧失了这种核心训练，才会沦为堆砌散乱材料的无用之学。没有经过博雅教育的学术无产阶级和国家计委合作产生的成果有多方面的效果，唯独不能增进公众的理解力。公众如果更多地相信自己的经验，反倒是较为明智的选择。用最极端的例子说：如果二十世纪的德国人像他们十六世纪的祖先一样缺乏知识，主要依靠经验办事，他们反倒不会追随希特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