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食住行都是规矩
回到今天极有关注度的大明朝，成为普通老百姓一枚。那么，一件很痛苦的现实便是：规矩多。
如果仅看朱元璋开国时期创立的明朝社会体制，以及那个体制下老百姓的生活，我们恐怕很难把明朝同“丰富多彩”四个字联系在一起。因为朱元璋所创造的社会体制，是一个等级森严、条令严苛、管理严格、简朴刻板的世界。
明朝的规矩名目繁多，衣食住行，样样都有严格的条令，违规的代价很大，稍微不留神就很可能是牢狱之灾。
就以穿衣服来说，明朝初期特别是朱元璋统治时代，是一个穿错衣服后果很严重的时期。明朝社会阶层有严格划分，不同等级的人群都有各自穿衣服的规定，一旦穿错就等于是“僭越”大罪，将被国家处以重刑。
但要想不在穿衣服的问题上犯罪，却也是相当辛苦的，尤其是如果我们以现代人身份穿越到明朝，想要不栽在这条上更是困难。一是要考验自己的背书能力，明朝穿衣服的规矩极其繁琐，从发型到服装无所不包，比如束头，全国的成年男性都要束发，官员要戴乌纱帽，穿圆领袍，着黑靴。士子百姓要戴四带巾，穿杂色盘领衣，不得穿玄黄颜色。教坊司乐工要戴青色顶巾，系红绿帛带。女性方面，普通老百姓的妻子，可以允许戴银质首饰并在上面镀金，耳环可以戴黄金耳环并佩珍珠，镯子则必须佩带银镯子。乐妓要戴银角冠，绝不能和老百姓的妻子穿一样的衣服。
上面的这些规定，只是衣着服饰规定的笼统内容，具体到穿衣的面料、样式、尺寸、颜色上却更是条令多多。王公贵族和职官，有权穿着锦绣绸缎，普通老百姓家只准穿着素衣绸缎。商人更惨，只能穿绢和布，有钱也不能穿绸子。
而具体到官员身上，不同等级的官员，穿衣服的规定也是不同的，官员之间身份的差别，主要通过官服上的图案来界定，官职不同，官服上的动物图案也就不一样。文武官员的服装也有区别。这其中，担负教育任务的教官们，也有特殊的服装，各地教官上任，国家都要赐予衣服，同时学校的训导，也要被赐予冠带。生员们按规定戴软巾，腰系垂带，衣着襕衫。而在生员考取国子监后，则要被赐予遮阳帽，即明朝人所说的举人圆帽以示区别。不同的衣服，标志着不同的身份，我们如果穿越到明朝去，在大街上不用问，只凭路人的衣服，就可判断出其身份职业。而我们如果生活在明朝，在不同年龄段，我们所穿衣服的改变也意味着我们人生的轨迹。
和穿衣服一样，吃饭在明朝，也是有学问的。
明朝人的饮食在明初也有严格的等级界限，比起元朝末年的享乐风尚，明朝初年吃什么、怎么吃都是件一不留神就要命的事情。
首先餐具就有严格的规定：公侯以及一品二品官员，酒盏要用金制，其他餐具用银制；三品到六品官，酒注要用银制，酒盏用金制；六品到九品官，除了酒注和酒盏用银外，其他餐具必须用瓷。在明朝初年的餐桌上，和穿衣服穿错的后果一样，宴会上摆错一件餐具，也同样是要被办罪的。森严的规矩下，明初吃饭的内容也很简单。
比起吃来，明朝人的住房同样体现了森严的等级制。首先是王府的级别，明朝亲王的府邸、正门、前后殿、四门、城楼都要用青绿点金装饰，廊房要用青黑装饰。而王府的规格乃至房间数目，也都有严格规定，亲王如果擅自装修房间，甚至多盖府邸，那可不是闹着玩的，重了可以直接被处以谋反大罪。公主的府邸则又有区分，不能用金色装饰。
官员的住宅规矩更多，根据不同的品级都有不同的规定，不但外观上区别很大，甚至房间内部的厅堂以及桌椅摆放，规矩也同样的多。外观构造上，官员的住宅里不许建歇山转角、重栏重栱，不许有彩绘图案。厅堂的房间数量，根据官职的大小也有严格区别：一品二品官员家的厅堂，规定有五间九架；三品五品的厅堂，规定有五间七架；六品至九品的厅堂，是三间七架。在屋脊门屋的图案上，更有严格的区别，修错了房，画错了图案，对于明朝官员来说，很可能就是一辈子全完蛋。
老百姓的房屋，更是不能超过三间五架，连彩色装饰都更不允许有。对于官员来说，这种住宅规定也是有继承权的，比如某官员官居一品后去世，他的儿女们仍然可以住在一品官员等级的房屋里。如果房屋的图案上，出现了诸如日月龙凤等象征皇权的内容，同样要以谋反论罪。
明朝这种森严的等级制度，在明朝开国之后，构成了明朝森严的社会秩序。按照明末历史学家谈迁的话说，也正是这种制度使明初成为了明朝历史上“犯罪率”最高的朝代。
生活在明初的老百姓，有时候一不留神就会犯法。比如穿错了衣服要犯法，朱元璋在位时，曾经有军汉当街踢球玩乐，出汗了为凉快，就把裤腿挽起来，结果一挽裤腿就“违制”了，接着一群公差上来，把这群军汉抓走，不久后宣判。所有挽裤腿的军汉挽裤腿的脚都被砍掉。踢球尚且那么大风险，处处都要谨慎。如果生活到朱元璋统治的时代，想想都害怕。
社会福利好
从明初的社会制度上看，穿越到明朝做老百姓，很多方面是很痛苦的。但事实上，无论明初还是明末，做明朝的老百姓，也有幸福的一面——福利好。
在中国历代封建社会中，明朝是一个社会福利比较高的时代。这个功劳，首先当感谢朱元璋，他的三大福利政策分别是“养济院”、“漏泽园”和“惠民药局”。
所谓“养济院”，就是负责收留城市中的鳏寡孤独的福利院；漏泽园，就是国家公墓，免费埋葬过世死者；惠民药局，就是免费医院，可以免费看病和免费领取药品。
朱元璋甚至还规定，如果城市里发现了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或者是发现了生活不能自理且无人照料的残疾人，那么地方官就要被追责，轻则撤职查办，重则下狱问罪。朱元璋甚至还曾经于南京郊外修筑公房，并安排无家可归者居住，尽管这项政策，限于封建时代的经济条件，未能全国推广，但也算是一项很大的福利。
除了这些福利机构外，明朝的福利待遇也好的很，以“养济院”为例，凡是被收留的，每月都会给予大米三斗、库布一匹。以至于许多生活并不贫困的骗子，也假装穷人被收留进来，且赖在里面不走。而如果遇到水旱灾害等情况，对于因此而无家可归者，明朝更免费给予稻种更牛，并赐十五亩田地。到了明英宗朱祁镇在位时期，明朝更出台了世界上最早的国家养老制度——优老之礼，即年满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国家就要赐予爵位，每月给予生活补贴。
这种全民福利，也造就了明朝3个世纪的凝聚力。即使在部分皇帝昏庸、政治腐败的时代里，明朝的老百姓对待国家依然体现出了不离不弃的深厚感情，比如土木堡之变后的北京保卫战，不但明军三军用命浴血拼杀，战前京城的百姓甚至还自发捐钱捐物，支援朝廷。而在战斗打响后，北京周边百姓还有人跳上城头，自发参加战斗，用石块做武器投掷瓦剌骑兵。明朝中后期虽然军备废弛，但史不绝书的，却是明朝北方边境上，边镇百姓常常与驻军合力、死守孤城并击退强敌的佳话。
奋斗在明朝
如果穿越到明朝的城市，特别是中后期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城市里，那么你的生活将是丰富多彩的。
明朝的市民文化有多繁荣，看看《明史》上的形容就知道了。由于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发达，人口流动加剧，明朝的城市也高度繁荣。人口数量激增，行业鱼目混杂，三教九流云集，在这样的城市里，一个人奋斗的途径，也变得日益多样。
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文士，考科举考不上，放到其他朝代，要么做个教书先生，要么回家种地，很可能清贫一生，放在明朝却有许多新的出路。比如可以给官员做师爷，给商人做参谋，甚至还可以去给戏班子写戏。
走在明朝的街道上，你可以看到各色人等：志得意满的达官显贵、衣着华贵的商人……甚至连妇女都有许多新职业，比如出入于官宦小姐家的女帮闲等。许多当时造访中国的欧洲传教士认定，明朝城市的繁荣程度远在同时代欧洲城市之上。每一个明朝城市在外人眼里，都是一个充满诱惑力的花花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做老百姓，奋斗的内容，也是可选择的。比如如果你要打工，到了一个城市后，首先要找当地的“会馆”，也就是由你的老乡开的招待所，在会馆登记注册后，就可以白吃白住，然后会馆负责给你找工作，找好工作后就可以合法在当地自食其力，但是，如果你工作不满一个月就自己辞职，后果就是严重的：名声算臭了，在当地无法再混了。
明朝城市的工作在当时也是五花八门，除了可以做工人，做佣人外，就算是青皮混混，在城市里也有行业——青手。这个职业有两个业务，一个是打人，比如收人钱财后替人修理人；二就是替人挨打，比如某人犯了事，要被衙门打板子，不想被打，就可以花钱雇青手替自己挨打，通常挨一次打收费十两，干这个行业，就算没胆量打人，只要能咬牙挨打，也绝对有机会发财。
按照当时规定，秀才都有国家补贴，这个到了明末也照样有，但数目300年来基本没变，物价却翻了不知多少倍，这些钱放在明初，足够给秀才养家糊口，放到明末，却连喝西北风都不够。这种情况下，明末的秀才也只好自谋生路，个别没骨气的，就要求人接济，成语“打秋风”就是这么来的。而有骨气的秀才很多也都转行，最多的是转行做生意。明朝中后期，出身读书人的商贾越来越多，好多还成为了一时的富贾。形成对比的是，许多商人有了钱之后，第一件事是花钱买一个生员名额，以图有个身份。
士大夫阶层有钱有闲
而在那个时代里，生活压力最小、既有钱又有闲的阶层当属士大夫阶层。
明朝中后期士大夫阶层的特点，一是极端富裕化，二是极端享乐化。明朝贫富差距的拉大，反映在知识阶层——就是有科举身份和官员身份的士大夫们——生活大多高度富裕，富裕的他们的生活态度也和前人不同。
按照沈德孚《万历野获编》里的说法，明末的士大夫们的人生追求就是享受再享受，奢靡再奢靡。比如吃，那是不惜千金，珍奇野味无所不用其极。又比如穿，极尽奢靡。再比如业余爱好，有喜欢流连青楼的，也有喜欢混迹戏班的，这两样在明朝开国时期是绝对不允许的丢人事，到了明末却成为风雅事。
明朝士大夫们，常有人喜欢为戏班子写戏，更有人喜欢亲自登台演戏。混迹妓院更是如此，放在明初，官员进妓院铁定是要丢官的。而在明末，官员进妓院，不但是一件风雅事，甚至还是炒作自己的手段，如果能博得某个知名妓女的青睐，甚至抱得美人归，那在官场上的知名度铁定刷刷的涨。典型例子就是娶了柳如是的钱谦益，虽然在当时被骂得要死，结婚的时候花船上一路被人扔臭鸡蛋，但名声算是出来了，后来他一跃成为东林党干将，和这个不无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