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曦《四川日报》区域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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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贪婪、恐惧、诱惑、欺诈……这些人类身上常见的“动物精神”基因是如何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又是如何改变着人们日常经济决策与投资消费习惯的？始于美国的房地产次贷危机为什么几乎将全球经济带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两位美国经济学家乔治·阿克洛夫和罗伯特·希勒通过从心理学出发，然后抵达经济学内核的一次“反向”试验，运用包括计量经济学在内的实证手段，以大量案例和数据分析重新解读了凯恩斯理论体系中一直被忽略的重要部分，从而成功地破译了造成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心理和精神密码。这既是对传统经济学观点的一次纠正，更是一次意义重大的对“动物精神”的重新认识。
阿克洛夫和希勒所研究的“动物精神”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学概念，是对凯恩斯《通论》中关于动物精神理论的一次极有价值的延伸。以非经济动机和非理性行为为代表的“动物精神”，真的就是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贪婪”确实会深刻地影响宏观经济？
在《信心及其乘数：经济周期背后的思维模式》这一章里，阿克洛夫举例说：他的一位远亲在房价暴涨时，曾花100多万美元在挪威特隆赫姆市买了一栋房子。对这座几乎可以被称为“全球最北”的城市来说，这个价格高得离谱。
在中国，这样的情况更不鲜见。不用说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一线城市房价在短短十年间不断翻番，就是没有什么资源、环境优势可言的三线城市如鄂尔多斯、温州等也都曾暴涨到数万一平米，温州炒房团至今仍令各地心惊胆颤。
面对失控的房价，所以才有了国五条的强硬登场——阿克洛夫和希勒对此作出了解答：动物精神最重要的精神元素“信心”转化成思维模式和价值判断之后，在疯狂地推高全球房价的同时，也埋下了下一次危机的引线。
危险的是，这种信心并不能由人们自我来实现理性调节与控制，进退消长之间，繁荣和衰退面前，信心的爆棚与缺失就如同形影相随的兄弟，助推着一波波的增长浪潮，也导演着一出出的衰退危机。
富兰克林·罗斯福曾说：“我们唯一应该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人类一直恐惧的就是对自我的不认识不了解，好在两位美国学者提供了又一个认识我们自己的新视角。
经济周期背后的思维模式
文/George A.Akerlof、Robert J.Shiller 译/黄志强等
信心：最重要的动物精神元素
当经济陷入衰退时，报纸和专家告诉我们需要“重塑信心”。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分析大萧条时也使用了类似的词语，他在1933年首次当选总统时的演讲中说：“我们唯一应该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自有美利坚合众国以来，经济衰退就一直被认为是缺乏信心的结果。
经济学家对信心这个词语的含义有过特别的诠释。很多现象都有两个（或更多个）均衡结果。例如，在卡特里娜飓风过后，如果谁都不在新奥尔良州重建家园，那么，其他人也不会去重建。谁愿意孤零零地住在没有邻居也没有商店的废墟中？但是，如果有许多人在新奥尔良重建家园，其他人也会愿意重建。
因此，可能存在一个好的（重建）均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说人们是有信心的；但也可能存在一个不好的（不重建）均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说人们缺乏信心。从这个角度来看，信心只不过是一种预测。在上述例子中，就是对其他人是否重建家园的预测。有信心的预测会认为前景乐观，而缺乏信心的预测则认为前景暗淡。
但一查词典我们就知道，“confidence”（信心）可不光是一种预测。根据词典中的解释，“confidence”的含义是“信任”（trust）或“完全相信”（full belief）。这个词语来自拉丁文的“fido”，意思是“我相信”。
经济学家只是抓住了信任（trust）或相信（belief）的部分含义。他们认为，信心是理性的：人们利用手头信息做出理性预测，然后再以这些理性预测为基础做出理性决策。当然，人们经常按照这种方式自信地做决策。
但信心这一概念的含义远不只这些。信任的真正含义恰恰是我们会超越理性。诚然，容易轻信他人的人经常抛弃或者忽视某些信息，他甚至不会理性地处理他所得到的信息。即使他理性地处理信息，也不一定会据此理性行事。他行动的依据是那些他确信正确的东西。
如果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信心，那么，我们立刻就会知道，为什么随时间变化的信心在经济周期中发挥着如此重要的作用。在好的年景，人们有信任感。他们自发地做决策，并本能地相信自己会取得成功。他们把怀疑搁置，而当每个人都这样做时，资产的价值就会升高，而且可能还会继续上涨。只要人们保持信任感，他们的冲动就不会显现出来。一旦信心消散，人们决策的冲动就暴露无遗。
这就把我们带回到凯恩斯关于动物精神的描述。当人们做重大投资决策时，他们必须依靠信心。标准的经济学理论则不这么认为。它为理性决策提供了一个正式程序：人们考虑所有可能的选择、这些选择的结果、每个结果的优势、每个选择的概率，然后再做出决策。
但是，我们真的会这么做吗？我们真的有办法确定那些概率和结果吗？或者相反，经济决策，以及我们自身关于买什么资产、持有多少资产的大部分决策，不是更多地建立在我们有无信心的基础上吗？这些决策过程不是更接近于我们翻煎饼或打高尔夫球时所做的决策吗？我们所做的大量决策，包括我们生活中最为重要的某些决策，都是因为它们“看起来是正确的”。在通用电气担任了多年CEO（首席执行官）的杰克·韦尔奇是全球最成功的CEO，他说，这些决策 “全凭直觉”（straight from the gut）。
而在宏观经济层面，总的来说，信心时有时无。有时候，它是合理的，有时又不合理。信心不仅仅是理性预测，还是动物精神中最重要的元素。
信心乘数效应
凯恩斯经济学理论最基本的元素就是乘数概念。该乘数是这样起作用的：任何初始的政府刺激，例如增加政府支出的某个项目，让人们赚到钱，然后再由他们花出去。初始的政府刺激是“第一轮”。政府所花的每一美元最终都会变成某些人的收入，有收入在手，他们就会将此收入再花出去一部分。这个比例就是MPC（边际消费倾向）。
因此，支出的初始增加会带来第二轮支出，这轮支出是由人们而不是由政府花费的。这些支出又会成为某些人的收入，其数额为MPC美元，这些人也花费收入的一部分，即相当于MPC2美元，这就是第三轮。不过，这个过程不会终止。随后是一轮接一轮的支出，因此，政府最初支出1美元的效果是（1+MPC+MPC2+MPC3+MPC4……）美元。
所有这些数值的总和并不是无穷大，它实际上等于1/（1-MPC），此数值即凯恩斯乘数。但是，这个总和可能要远大于第一轮的政府刺激。若MPC为0.5，凯恩斯乘数就是2；若MPC为0.8，凯恩斯乘数就是5。
凯恩斯的乘数理论非常受计量经济学家欢迎，因为它可以量化并建模。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理论是正式建模的基础，也是数据收集的基础，因为我们今天的数据都是从同一套理论中产生的。数据集的创建，促进了各国创建大规模计算机仿真经济模型的大发展。在这些模型中，动物精神的作用很少体现，因而凯恩斯对这些模型持怀疑态度。
不过，设想信心在这些模型中能起一定作用还是有可能的。我们通常认为，乘数只与那些易于度量的传统变量有关。但是，乘数概念也同样适用于特殊变量，或者不那么容易度量的变量。因此，不仅有消费乘数、投资乘数和政府支出乘数（它们分别表示当消费、投资或政府支出发生1美元变动时，收入会怎样变动），信心乘数也同样存在。信心乘数表示由于1个单位信心的变动（这种变化总有办法感知或度量）而导致的收入变动。
像消费乘数一样，我们也可以认为信心乘数是若干轮支出的结果。与上文列举的各轮消费支出中的反馈机制相比，信心乘数中的反馈机制要有意思得多。信心的变化导致收入的变化和下一轮的信心变化，而每一轮变化都会进一步影响未来各轮的收入和信心。
人们对如何衡量“信心”的研究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其中最著名的是密歇根消费者信心指数。部分统计学家已经研究出了模型，并使用这些数据来检验信心对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反馈。这种可衡量的信心是未来支出的预测器，人们对此并没有太大异议。对几个国家的因果性检验表明，当前衡量的“信心”的确会引起未来GDP的变动，这一结果似乎证实了信心乘数中隐含的反馈机制。
其他统计学家利用信贷利差（高风险债券的利率和低风险债券的利率之间的差距）进行了类似分析，他们将利差解释为信心的衡量指标，并检验它们是否影响GDP，或是否有助于预测GDP。但我们相信，这样的检验实际上价值不大。即使检验结果可靠，也并不一定意味着是动物精神在起作用。为什么？因为这些信心指标可能并不是在衡量信心，而只是反映了消费者对当前和未来收入的预期。
信心会对乘数产生更深层次的影响，其他乘数也高度依赖信心水平。当前（截至2008年11月）的经济状况揭示了其中的原因。信心低落导致信贷市场冻结，放款人不相信能收回贷款。在这种情形下，那些有消费意愿的人发现，他们难以得到所需的信贷；那些供货商发现，他们难以获得所需的流动资金。其结果是，通常的财政政策（政府增加支出或减税）的乘数都会减小，而且有可能更小。
我们建议政府设定两个目标来解决当前的危机：第一个目标，也是在正常衰退当中唯一需要的目标，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紧密结合充分发挥作用，使经济恢复到充分就业的水平。但是，由于（由信心低落引起的）信贷紧缩极其严重，这样的刺激是不够的。
的确，在信贷紧缩时期，为了实现充分就业，可能需要大幅增加政府支出或减税。因此，我们认为，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有第二个目标或中间目标，也就是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将信贷流量控制在充分就业时的水平之上。
节选自《动物精神》
中信出版社2012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