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刘筱筠，四川成都人。原来在一家出版社工作，两年前第一次来到泸沽湖旅游，爱上了这里的湖光山色并结识在这里开茶室的一对重庆夫妇：唐斌、杨竹，成了好朋友。半年后又一次来，更喜欢这里。后来第三次来，准备在湖边休整一段时间，慢慢享受这人间仙境。来到这里后，听这里的朋友讲曾有一位广东女孩阿玲来这里义务教书，心中甚是佩服。于是开始关注这里的教育，也没想到原来在离湖边三十公里外的山里，教育条件是那么的差！觉得世间真的太不公平！于是也当了义务老师。在永宁乡的温泉完小住了下来。这一住，就是十个月。期间的酸甜苦辣感受很想让大家知道。因为这里太太太需要大家的帮助，我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关注这片贫瘠的土地！
这里因为是高原山区，除了泸沽湖边和永宁乡镇，其余的地方人口居住相对分散，自然村分布很广。所以每片村民委员会设立一所完全小学，根据实际情况再下设村小。例如温泉完小，下有十四个自然村，覆盖三千多人口，但是只有一个完全小学，即一至六年级都有的学校，另有附属六个教学点（村小，一至二年级，一校一位老师）其中三个在海拔三千多四千米的高山上。村小距离完小很远，当地的山里人都需要走半天时间。一二年级的小学生年纪太小，生活自理能力尚不够，所以等村小学生到三年级才从村小进到完小，住宿学习，每周返家一次。
我到温泉完小教了一学期的书，一直想到山上的村小看看，而且有一位广州的游客杨文洁女士给了我四百二十元钱，托我找几个特别困难的学生，她希望能资助他们。这山上三所村小都是彝族村小，我于是在第二学期开学前两天，随校长去了一次。没想到，我真的没想到这一去改变了我很多的计划和想法。而且让我的心情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灰暗到了极点。现在讲起时我的眼中依然有泪……
那一次上山，两天的时间我们共走了十八个小时。从海拔两千六直到四千米的高度，还只是走过了其中的两所村小。第一所是沈家村村小，这个村子很大，有四百多人口。家访的时候有一位叫刘比火的完小四年级学生，母亲已经去世，父亲再娶，但婚后不再管他和他的妹妹，他们唯有随自己的奶奶生活。奶奶年近七十，已丧失劳动力。老人家无力抚养，几次三番赶他们走，两个孩子哭着回来，再赶，再哭着回来。当时家里只剩下一小袋土豆，已经没有吃的了。讲到伤心处，老人家一把眼泪一把鼻涕，我实在听不下去，跑出来，好容易才忍住眼泪，把随身带的饼干火腿肠全部拿出来给了他们，并把刘比火定为资助生。走到刘家村，用了五个小时，沿途家访，大部分的家庭已经断粮。到了整个永宁乡最高的大窝荡，全组十一户人家只有组长家里还剩下一筐土豆，整个村子里除了一位走不动的老奶奶找不到别的人。当地村小的老师用彝族话问了，才知道所有人都到山里找能吃的草根树皮去了。时值二月，正是青黄不接的季节，草根树皮也很难找到。我想给她拍照，她反应过来，一张愁苦的脸突然羞涩地笑起来，用彝语说自己太脏不好意思，让我等等，然后急急地用手理了理头发，才对着镜头露出一张忍受的脸。看着镜头里的她，我的泪水忍不住哗哗地往下淌，手也抖得几乎端不住相机，那几位男老师也说不出话来。我们要走的时侯老人家还真诚地请我们留下来吃饭，我们落荒而逃！山里的老百姓太善良了，自己都断粮了还要留我们吃饭！回来的路上，我们都没有说话，我一路哭着下山。太惨了！政府给这里的救济粮食是每人每年八斤半苞谷面，才八斤半苞谷面啊！这够吃几顿？！而且还要自己下山到乡公所领。天啊！难道这里就这样成为一片被政府遗忘的角落吗！还有一家四口人，家里唯一的一只小鸡已经死了几天，小鸡的尸体静静的躺在小窝棚前，风吹动着鸡毛，两个小孩穿着破烂的衣裳，呆呆地站在小鸡的尸体旁边，唯一的一头瘦弱的小猪也呆呆地陪在他们身边。我们经过的时侯，他们用呆滞的目光看着我。我无法再看下去，我身上已经没有可以留给他们的东西了，我的心好像被刀割一样，一种愧疚的感觉让我负罪的逃下山来。除了泪水，我再也拿不出什么……
又走了五六个小时，挣扎着走下山来，我已经瘫了，除了累，更多的是伤心，难过和无能为力的无奈心酸。这种情绪一直折磨着我，让我黯然伤神。好长一段时间后我才慢慢平静下来。我想我当义务老师，其实所起的作用并不是很大。我想我应该让更多的人了解这里的情况，让更多的人来关注这些挣扎在温饱边缘的人们，还有这些没有能力读书的孩子们！正在这个时候，香港作家周华山（《无父无夫的国度？》的作者，他在这里住了一年多，很了解这里的情况，而且也非常关注这里的教育，在他的书中也提到了这个问题.他和唐斌及以前来做义务老师的广州女孩何晓玲共同成立了“摩梭山区爱心助学行动”）再次来了。同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位退休的香港中学校长徐老师。徐老师近十年来一直在做大陆边远山区的希望小学工作。我们一起去了永宁乡的全部十所完小，实地解决了这些学校的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这也是爱心助学行动的其中一项工作。在此期间，徐老师听我讲起山上彝族村小的情况后，当即慷慨解囊给了我５０００元人民币，希望帮助那些贫苦学生。受所委托，我于六月十一日和校长杨小松再次上山。
可能是心情的缘故，这次我们走得特快。虽然下雨，也只用了两三个小时就走上了刘家村。听说我们要上山，村小老师早早地就在等我们。他们三位都是彝族，本分的山里人，实在又腼腆。在刘家村的村小，有两件事让我和校长感动不已。我们带了几十斤糖果上山，分放给学生。当我正把糖和一些文具分放给他们时，学校附近的一位学生的妈妈请我们去她家。当女主人来的时候，学生正下课。全校九位学生每人都从自己分得的糖果里拿出几颗来，送给那位家长。这些学生可能也极少吃到糖果，可他们都不约而同，也没有人强迫命令，自觉地这样做，说明这些小孩子的本性纯朴善良，心中记念着别人啊。见此情景，我们又一次把随身带的干粮和十几个菜包子送给他们，每人两个。当我们走时，这些孩子用袋子把一个包子装着，送我们一程，然后提回家，说是太好吃了，要带回家给家里人吃。这时的刘家村，已全村断粮，只有野菜。而这些饥饿的孩子居然能忍住贪吃的小孩天性，让家里人分享！我们上次来的时候，刘家村大窝荡的五个适龄儿童全部失学。饭都没得吃，还说什么读书！因为有了徐老师的这笔钱，我们决定全部资助大窝荡的五个孩子，并请刘家村村小沈福哈老师代办生活，给他们五个提供免费的三餐，并在学校住宿。在计算生活费时，沈老师还提出，三餐都是大米太贵，改提供包谷面，又经济又不娇惯他们。他的提议再一次让我感到山里人的纯朴天性。
第二天我们又走了几个小时赶到沈家村，村小老师沈跃高本人家庭条件很差，生活拮据。见我们到了，找个借口，跑出去借了一只鸡。不管我们怎样反对阻扰，他还是坚持将鸡杀了，口中喃喃的说条件太差，招待不了更好的，十分害羞，更让我心中如五味瓶打翻，很不是滋味。这就是山里人善良好客的表现。沈家村的条件就是三个村子中最好的了，饿饭的人稍稍少些。但当我们走进教室里的时候，学生手中的铅笔却让我泪下：只是细如牙签似的竹枝，插了一小节铅笔蕊。人人手中如此！校长紧紧张张跑出去拿我们带的文具，头撞在低矮的门上也不顾，又一枝枝用刀削好递给他们。唉，好让人心酸！更让人心酸的是，文具发下后，我们听见沈老师在教室里大声说：“这是橡皮擦，不是糖，虽然它是香香的。当你们写错字的时候，用它来擦掉……”这些小孩子一辈子还没见过橡皮擦……第三天我们又走了几小时到了安家村小。精干热情的沈国发老师早早就来接我们，帮我们背包。我们不让，他笑说给学生的东西再多他都扛得动。他的学校是三所学校里条件最差却收拾得最干净清爽的，而且他的女生最多有四名。在此我必须要指出，这十多年来，山上村小的彝族女孩因为诸多原因，从未有一名进完小读书的，且小小年纪已婚，承担繁重的家务和农活。山上的条件很差，什么都没有。彝族妇女大多五十七、八岁就病逝，多死于肝脏疾病。在我们家访过程中了解到很多学生都是单亲或再婚家庭，于是造成许多学生流失不再读书，充当放牛、羊娃。在最后一天返校的路上，遇见一些放羊娃，明显的是一些流失生，且都是再婚家庭。问起他们什么时候好玩，都不好意思的说读书。一双双渴望的回忆的眼睛，令我们问不下去了。在这次整个过程中，三位老师在说起困难的时候，都不约而同的说得最多的是学校的校舍、课桌椅、教具和贫困的学生。三位老师都是代课老师，最资深的已干了九年。山上条件艰苦，没有平坝里的老师，特别是正式老师愿意来。就算来了也会想办法调走。要不，很快就变成酒鬼。山上太寂寞了，没电离家远，都是住校，每周回家一次。周围住户远的话，放学后连说话的人都没有。代课老师每月工资１６０元，还常常因为代学生垫付书本费而领不全。有时还替学生买点文具，给点吃的，买些药。
这三位老师最让我佩服。真的，他们本身也不富裕，根本就只能算贫穷，可他们都从自己不多的工资里拿出一些来用在学生身上。用沈国发老师的话来说，就是看不下去了。因为有些学生太穷了。所以我当时同校长商量，提出给每位老师解决一个小收音机，山上生活真的是太枯燥了。
山上彝族的日常生活就是荞面和土豆。我在完小里见到住校的彝族学生一日吃两餐，餐餐荞面粑粑。无糖无盐无油，用水将荞面调成糊状，再摊到锅里，盖上盖，闷一段时间，就是一顿。学生灶里一溜排开十几口锅，揭开锅盖，全是黑黄黑黄的，看得我泪水直淌。到了青黄不接时，好多人连这个都吃不上，就只有饿着不吃……
我们最后一天下山的时候，沈老师送了我们一程又一程，一山又一山，好不容易请他留步了，走了两个山头，回头看，他还站在学校前面一座山头看着我们，冲着我们挥手。我无法用语言真实表达我当时的心情……
现在我觉得我唯一能做的，能让我感到一点欣慰的是，我能够把这些实际困难罗列给大家，希望有心帮助教育的朋友们共同伸出援助之手，来关心和帮助他们。我在此代他们向你们致以崇高的敬意。谢谢你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