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融资到该改变了，近几年来，银行热衷大宗商品融资，也设计了很多产品，传统方式有抵押，就给予融资，银行得到了存款，企业得到了套利，双赢，于是业务越做越大。
但注意了市场经济，价格是不断变化的，先是钢贸、接着铜、现在铁矿石都出现问题了，2013年的中国“钱荒”迫使企业把诸多融资工具演绎到了极致。自去年5月外管局打压铜融资以来，铁矿石代替铜成为新的融资工具，融资属性不断增强。据悉，海关总署统计2013年中国铁矿石进口量达到8.19亿吨（6,384亿元），增长10.2%。鉴于铁矿石港口库存往年正常为7,000万吨，市场认为目前1.1亿吨的港口铁矿石库存中至少4,000万吨和贸易融资存在关联。
然而，与融资铜不同的是，在港口的铁矿石大都未经过对冲，以铁矿石为担保品的融资无法锁定价格，增加了被迫出售的风险。此前，对融资铜不再行得通的担忧帮助推动铜价在3月跌至三年半低点。4月中旬银监会发函要求密切监控大宗商品融资，铁矿石期货价格截至28日下挫4.52%，报收760元/吨，年初至此铁矿石期货价格累计跌幅达13%。在钢价已经跌破20年前水平的当下，铁矿石融资风险凸显起来。
铁矿石融资与铜融资手法类似，都是通过90天期或180天期远期信用证购买出口方现货，或运输途中的准现货。在拿货后迅速脱手套现再将资金在剩余时间段另作利用，或者在取得信用证后在境外直接贴现，以相对低的成本融入外币或人民币资金转回境内。对于保证金交付比率相对较少的公司，其差额部分相当于获得一项短期贷款，利息成本在3%，远远低于国内8%的水平。
一是金融监管政策的着眼点，恐怕还是宜疏不宜堵。正如去年初银监会8号文限制银行理财以来，银行同业业务随之爆发。一限制券商资管和信托，基金子公司又冒头了。金融创新总会以层出不穷的方式出现，监管应着重业务规范，而让市场中的金融机构自行管控风险。
二是要对监管政策负能量在实体经济的传导保持警惕。以铁矿石融资为例，如果提高保证金缴付比率，固然会对300亿规模的融资盘有约束，但却会连带影响6,000亿规模的正常贸易融资，势必对连遭内外多重打击、风雨飘摇的钢铁行业落井下石。
三是要着眼于金融体系看待融资环境。随着信用风险的释放和监管政策的调整，债务经济内部的演化、以及金融体系结构的演变，必然改变货币供应传导机制，影响货币乘数和流动性以及资金在不同经济部门的分布。监管部门如果再围追堵截，在央行控制货币供应总量的情况下，不同部门的资金余缺和融资难易程度必然发生更大的变化，迫使困难行业为自救削尖脑袋融资，并强烈激发优势部门“逆向选择”赚取利差的冲动。而在社会资金利率水平整体抬升且中国制造业低利润的情况下，低成本融资的方式都不得不被运用到极致，不仅贸易融资如此，应收账款拖欠也会如此，而资金充裕的部门或企业则会充分运用闲置资金“类金融化”，而这正是委托贷款迅速发展的原因。按此逻辑，当下整顿委托贷款显然也是治标不治本之举。
铁矿石融资属性增强，只是信用风险和融资难易程度在经济体系内不均衡分布的表现。在经济和金融体系的结构演变导致货币传导机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监管部门需要立足整个金融体系来系统调整并配套监管政策，在货币政策进行结构性倾斜的同时也需要适当微调货币供应总量控制目标。
银行也要考虑商品融资的风险，充分了解其价格变动情况、进口商销售状况，尤其检查贸易的真实性，以防假贸易、商品价格的风险，从而导致银行的垫款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