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家精神与19世纪英国浪漫派的殊途同归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道是互补的。如果说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弹奏的庄严的主调，那么，道家思想就是不时泛起的轻快的和弦。它们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内在的文化心理结构。这相互渗透的理念融入进中国文学的领域，自然也深深地影响了中国文学的创作风貌。具体到徐志摩的身上，透过那儒家思想主导的表面，那种逍遥游式的内在人格理想，在其作品中通过纵情于山水之间的浪漫飘逸得到了最大的凸现，构成了徐志摩作品中最具特色的一面。可以说，作为道家代表的庄子的审美理念，在现代文学史上通过徐志摩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复现。
在《徐志摩：新世纪的回眸与解读》一文中，我曾如此写道：“众所周知，中国文学历来有在入世与出世之间徘徊的人文传统，总想在救世济民、兴国安邦、建功立业的劳碌奔波之外，仍然拥有一份属于个人的隐逸的精神家园。‘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既在人生中积极进取，又在适当的时候回归内心，闲适自在，以天地胸怀来处理人间事务，外儒内道，进退自如，以期达到一种理想的人生境界。然而这种收放自如的人生境界，往往会因为客观环境与历史境遇的恶劣而失去存在的可能，极难达到。在历史现实环境中，要么一往无前，舍生取义，甚至‘杀身成仁’；要么退隐江湖，抽离是非的现场而明哲保身。于是，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在内忧外患各种动荡不安接踵而至的历史环境中，许多中国的知识分子，往往会选择后一条道路，在优美的大自然环境中寻找心灵的慰藉，高举远慕，在感情的审美寄托中忘却扰攘的黑暗现实。尽管，他们也不可能避开现实的搅扰，也会关怀现实中的苦难与叩问存在的意义，但更多的时候，是在与大自然的交流中物我两忘，主客同体。这样的例子，古代的如陶渊明、李白，现代的如徐志摩。”－－－－－其实无论是古时的陶渊明、李白，还是现代的徐志摩，他们的这种隐逸思想的传统，都应该追溯到庄子的身上。庄子的“逍遥游”思想，犹如一道灵魂的闪电，闪现于凶险四伏空前动荡的春秋战国时代，标志着个体的独立意识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首次觉醒，闪耀出异样的斑斓色彩，感召和唤醒着后世的知识分子，把它作为黑暗时代中个体安抚自我生命、远离政治倾轧和尘世喧嚣的一种可能方式。作为道家代表的庄子哲学，追求的是一种超越的感兴，强调的是与自然同在的主客同体，天人合一；庄子散文中那种热烈奔放的情感抒发，浪漫不羁的想象，独特的个性表达，以及汪洋恣肆的文体风格，无不深深地渗透进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的创作理念，影响着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的发展。在现代，庄子那种出世的思想，希冀在山水花鸟的大自然中温存抚慰、高举远慕而实现物我交融的天地境界，则在徐志摩众多的山水文章中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流露与呈现。在那些文章中，作者在大自然美景的陶醉中释放了性灵的芬芳，不但使人感受到作者写作时的美好心境，而且让人跟着一起沉迷。这些作品如《我所知道的康桥》、《翡冷翠山居闲话》、《天目山中笔记》等篇，构成了作者散文中最璀璨光华的部分，也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脍炙人口的游记名篇。
“我生平最纯粹可贵的教育是得之于自然界，田野，森林，山谷，湖，草地，是我的课室；云彩的变幻，晚霞的绚烂，星月的隐现，田里的麦浪是我的功课；瀑吼，松涛，鸟语，雷声是我的教师，我的官觉是他们忠谨的学生，爱教的弟子。”“我爱动，爱看动的事物，爱活泼的人，爱水，爱空中的飞鸟，爱车窗外掣过的田野山水。星光的闪动，草叶上露珠的颤动，花须在微风中的摇动，雷雨时云空的变动，大海中波涛的汹涌，都是在触动我感兴的情景。”－－－－从徐志摩的自述中可以看出，他自幼就极爱大自然，具有敏感好动的天性，对宇宙万物充满了好奇与幻想，也许正是这种与庄子接近的天然禀赋，使他从小就熟读了庄子，在他成年后给读者推荐的书目中，仅有的一本中国书就是《庄子》。也许是庄子那天马行空的壮思逸兴深深触发了具有同类气质的徐志摩，使他日后在攀登文艺高峰时“精骛八极，心游万仞”，他那“跑野马”的不羁文体，无形中也具备了庄子那“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的汪洋恣肆的气势。更有趣的是，在叙事状物的具体描述上，庄子仪态万方的想象也曾给徐志摩以细腻的启迪。例如徐志摩的《天目山中笔记》开头一段形容“山中之声”的神来之笔：“庙宇在参天的大木中间藏着，早晚间有的是风，松有松声，竹有竹韵，鸣的禽，叫的虫子，阁上的大钟，殿上的木鱼，庙身的左边右边都安着接泉水的粗毛竹管，这就是天然的笙箫，时缓时急的参和着天空地上种种的鸣籁。”-------这一段与《庄子·齐物论》的开篇中关于“风”的著名描写颇为相似，虽然不排除徐志摩在天目山中同样是以一颗无心机的纯净之心去感受天籁之声，但以“笙箫”比喻“竹韵鸟鸣”等自然之声的类似描述，则不难看出庄子文体熏染的痕迹。
当然，徐志摩生在一个商业家庭，以实用理性为内涵的儒家思想在他身上也有深刻的体现。例如在1918年8月离开祖国赴美留学时，风华正茂的徐志摩曾写下了激情洋溢的《民国七年八月十四日启行赴美分致亲友文》，以慷慨纵横的气势表达了自己振兴民族、报效祖国的勃勃抱负：“国难方兴，忧心如捣。室如悬罄，野无青草。嗟尔青年，维国之宝，慎尔所习，以骋我恼。诚哉，是摩之所以引惕而自励也。诗曰：父母在，不远游。今弃祖国五万里，违父母之养，入异俗之域，舍安乐而耽劳苦，固未尝不痛心欲泣，而卒不得已者．将以忍小剧而克大绪也。耻德业之不立，惶恤斯须之辛苦，悼邦国之珍瘁，敢恋晨昏之小节，刘子舞剑，良有以也；祖生击揖起，岂徒然哉。……国运以苟延也今日，作波韩之续也今日，而今日之事，吾属青年实负其责，匆地大物博，妄自夸诞，往者不可追，来者犹可谏。夫朝野之醉生梦死，固足自亡绝，而况他人之鱼肉我耶”－－－－－这实际上也就是传统儒家思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他身上的体现，但同时道家的超脱浪漫的精神却并没有泯灭，反倒深深地植根在他性灵的深处，只等待适合生长的土壤。果然，当徐志摩转学来到英国剑桥大学时，那秀丽的风光无形中摇活了他久蛰的性灵，撩拨了他那自幼热爱大自然的情怀，而英国19世纪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令他深深地迷恋，因为这无形中契合了他自幼接受熏陶濡染的道家的内在超越精神，从此起，英国19世纪浪漫诗派诗艺的熏陶催生了他创作的灵感，他那蛰伏的诗情诗感，终于在归国后适逢其时的新文化运动中喷薄而出，化为满纸烟云，成就为新诗史上五光十色、灿烂炫目的七宝楼台。－－－－－－可以说，英国剑桥的自然风光与19世纪英国浪漫派文学思潮，催生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代大诗人，但如果没有传统的道家超脱精神的土壤，19世纪英国文学浪漫主义精神就不会在其性灵中萌芽。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的逍遥理念，弃经世致用而抱朴守一，离尘世而取内心，追求玄远的绝对，与英国浪漫派在精神气质上其实是殊途同归的。
二、“逍遥游”式的人格理想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鹏之徙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搏扶摇而上者九万里。……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将图南。”－－－－－庄子的“逍遥游”是一种超越于现实之上的精神状态的自由飞翔，自我主体在这种自由飞翔中体验着一种莫可阻挡的高度的快感。庄子的这种逍遥游的精神在悠远的文化时空里弥漫绵延，投射到徐志摩的作品中，幻化成了无数精彩纷呈的缤纷意象。在徐志摩的诗文中，“飞”的意象多次出现，同时也构成了其诗“轻盈飘逸”的风格基调。例如《快乐的雪花》一诗中那一朵“翩翩地在半空里飞舞”的雪花的潇洒姿态，它“飞扬，飞扬，你看，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作者在其中羽化成雪，正犹如庄周梦蝶）；《偶然》一诗中那“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的洒脱空灵；《云游》一诗中那在天的一角“自在，轻盈”的一方云彩的逍遥；《再别康桥》中“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的凌波飞渡；······最明显的是其散文名篇《想飞》中的表达：“啊飞！不是那在树枝上矮矮的跳着的麻雀儿的飞；不是那凑天黑从堂匾后背冲出来赶蚊子吃的蝙蝠的飞；也不是那软尾巴软嗓子做窠在堂檐上的燕子的飞。要飞就得满天飞，风拦不住云挡不住的飞，一翅膀就跳过一座山头，影子下来遮得阴二十亩稻田的飞，到天晚飞倦了就来绕着那塔顶尖顺着风向打圆圈做梦······人类最大的使命，是制造翅膀；最大的成功是飞！理想的极度，想象的止境，从人到神！诗是翅膀上出世的；哲理是在空中盘旋的。飞：超脱一切，笼盖一切，扫荡一切，吞吐一切。”其中也引用了庄子的那句“其翼若垂天之云……背负苍天，而莫之夭阏者”－－－－－这种无阻挡的愉快的逍遥，从精神气质到文体，全部都是庄子“逍遥游”的现代翻版了。与庄子的“乘天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的浪漫逍遥相同，徐志摩在那个动荡不安，各种思想意识形态矛盾交织的复杂现实里，是想凭籍这种“逍遥游”的超越精神来作灵魂傍徨迷惘的最后拯救，而且他也是一度找到了这种独特的超脱快感的，但当那种轻盈的拯救不得不借助于现实中的飞机来频频实现时，悲剧诞生了，他人生最终的结局预言似地兑现了其散文《想飞》的结尾：“天上那一点子黑的已经迫近在我的头顶，形成了一架鸟形的机器，忽的机沿一侧，一球光直往下注，硼的一声炸响，——炸碎了我在飞行中的幻想，青天里平添了几堆破碎的浮云。”－－－－－可以说，古代庄子那“逍遥游”式的人格理想，无形中达成了现代诗人徐志摩的“行为艺术”：使他不断地按照那种“逍遥游”式的理想来塑造自己的人格，将自己对自由的追求纳入到解脱自己、超脱现实的行动之中，从而最终将自己导引到一个绝对自由的精神境界。在此，诗人想飞的愿望，无疑是一种审美的超越，它源自内心无限自由对外在有限自由的超越，通过情感中介和感性形式在艺术实践中追求内心的无限自由。
说到庄子的“逍遥游”思想，不能不说到它在现代思想史上曾引起的巨大争议，最明显的是被指斥为缺乏现实社会的责任感的消极逃避。在“五四”风起云涌的历史现实中，激烈批判乃至全面否决庄子以个人为本位的思想甚至成了一股重要的社会思潮。种种罪名如“个人主义、遁世主义、逃避主义、怀疑主义、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阿Q主义、复古主义”等纷纷加诸其上。而在1980年出版的刘小枫的名著《拯救与逍遥》一书中，作者在以犀利的眼光对中西文化精神的粗线条进行比较研判后，也不无痛切地指出：这种适性怡情、逍遥自乐的人，不过是“生命的自然顺化、植物化”，“忘怀任何目的意义，不计较现实的善恶”的情怀冷漠的局外人。应该说，这些批判基于“逍遥游”思想在历史流传中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不可谓不深刻，但却缺乏对逍遥游思想内涵整体性的把握，对庄子思想的内在逻辑结构存有误读，正是这种隔膜和误读，使人们对“逍遥游”作为一种个体的超越精神在黑暗的时代所具有的人性意义缺乏宽容的理解，从而屡屡以偏概全地作出粗暴简单的批判。事实上庄子在那个混乱的时代渴求自我生命的安顿的同时，又何尝没有对世道深切的痛苦忧虑？说他是情怀冷漠的局外人，显然有失公允。庄子固然向往回归自然，但这种对物我两忘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美好生存方式的追求，无疑承载着人类的终极价值理想，又怎能说“逍遥游”的精神实质是“忘怀任何目的意义”而无情无义的“植物化”呢？当杀伐激烈凶险动荡的政治现实无情地剥夺庄子实现理想抱负的可能性，他通过远离喧嚣尘世、回归内心的方式所达到的逍遥，正是个体于黑暗时代的被迫选择，这种选择又有何不妥？个体拒绝将自我置身于现实的政治专制中，正代表了士人群体对自我独立人格和高远精神理想的坚守，这种坚守，本身就是对权力束缚的反抗和对黑暗现实的批判。萧公权先生在其《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就曾指出过：庄子的思想，是对晚周“衰国苛政永久之抗议”，堪称“专制天下时期反对专制最彻底之抗议”。现代作家李劼也曾说：“庄子的逍遥，是相对于任何一个或者失了逍遥的权利或者丧失了自由的心灵的存在者而言。正是因为逍遥的这种所指，致使以不争为原则的逍遥，自然而然地具有指向专制、指向专制话语的锋芒。逍遥首先是对权力的拒绝，不管是什么样的权力。逍遥同样不认同专制的伦理和专制的道德，更不认同为专制话语所树立的各种道德偶像。”-----这种源于一种个体意识觉醒的不屈从于专制的独立人格，
转换到适当的历史时期，恰恰是向自觉参与现实政治实践的自由公民人格过渡与转化的必要前提。------之所以在此花费一番笔墨对庄子的思想作出一番钩沉，是为了更好地解读徐志摩。徐志摩其人，曾被扣上“布尔乔亚”颓废情趣的帽子，其作品中所透露出来的隐逸自由也曾被视为“消极空虚”，甚至“反动落后”，但事实上，徐志摩是五四文坛中一个不依附于任何党派势力的自由绅士，这样的开明主张，使他在主持《晨报副刊》期间左右开弓，既评击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也驳诘和怀疑在上世纪20年代降临中国继而形成席卷之势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潮的“阶级斗争”理论在解决社会矛盾中的“万能”功效。-----历史已经证明了徐志摩那些“指向专制、指向专制话语的锋芒”的正确性与锐利性（这方面的具体论述可以参看拙作《徐志摩：新世纪的回眸与解读》一文）。而徐志摩之所以能作出“激浊扬清、经得起后人反刍的精彩发言”，关键的因素就在于他那“以不争为原则的逍遥”，在于他那对“心灵的自由”的天然追求，所以无论是对北洋军阀的统治，还是对突然降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他都怀着天然的警惕。然而置身于那样的动荡黑暗的军阀战争时代，徐志摩柔软敏感的心灵在滴血，他深深感到个人在动荡时局中的渺小无力和性灵生活被时代粗暴裹挟湮没的悲哀，他只有向艺术的象牙塔中回归。他有一段著名的自白，最能看出一个乱世书生在自由主义上的精神操守：“你们不能更多地责备。我觉得我已是满头的血水，能不低头已算是好的。你们也不用提醒我这是什么日子；不用告诉我这遍地的灾荒，与现有的以及在隐伏中的更大的变乱，不用向我说正今天就有千万人在大水里和身子浸着，或是有千千万人在极度的饥饿中叫救命；也不用劝告我说几行有韵或无韵的诗句是救不活半条人命的；更不用指点我说我的思想是落伍或是我的韵脚是根据不合时宜的意识形态的......这些，还有别的很多，我知道，我全知道；你们一说到只是叫我难受又难受。我再没有别的话说，我只要你们记得有一种天教歌唱的鸟不到呕血不住口，它的歌里有它独自知道的别一个世界的愉快，也有它独自知道的悲哀与伤痛的鲜明；诗人也是一种痴鸟，他把他的柔软的心窝紧抵着蔷薇的花刺，口里不住的唱着星月的光辉与人类的希望，非到他的心血滴出来把白花染成大红他不住口。他的痛苦与快乐是浑成的一片。”------难能可贵的是，犹如庄子一样，在向内心精神世界的“逃遁”中，他并没有与现实隔膜，而是依然保持着深切的忧患意识和对人们苦难生活的同情。看得出来，徐志摩把“为艺术而艺术”的精神审美创造作为黑暗时代中个体安抚自我生命、远离政治倾轧和尘世喧嚣的一种可能的生存方式，这本身无可厚非。这种非功利的精神创造的文学倾向，主观上是对文学独立性的重视，客观上是对当时社会主流思潮功利倾向的一种有力反拨。然而，在非左即右的意识形态激烈搏斗的年代，徐志摩的上述思想遭到了政治法庭的审判，被笼统地概括为“资产阶级局限”，遭到了长期的曲解。只有超越了那个时代的风烟，我们再来回首，才能清晰地看出一个具有难能可贵的审美追求的天才，怎样被那个混乱的乖谬的时代令人扼腕地谋杀。在那个在动荡的复杂的时代，徐志摩对于政治的超越态度，正可以看出庄子逍遥游精神对他的内在浸染。庄子当年面对庙堂世界的诱惑给出的回应有如第欧根尼对亚历山大说的话：“靠边站，别挡住我的阳光！”同样，徐志摩对于淹没个人性灵世界的现实洪流的回应则是：“飞扬，飞扬，你看，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他们各有自己的追求和去处。
三、“物我两忘”的创作理念
庄子在《齐物论》中写道：“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遽遽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这是一种与物俱化，物我两忘的境界。庄子认为，要进入一种精神绝对自由之境时必须具备一种摒弃杂念的纯净心态，才能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这种思想理念，无形中恰与艺术创作时凝思入神的微妙精神状态有某种程度的契合，所以后来扩大引申到艺术领域，对中国的传统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确实如此，在文学创作中，只有摒弃功利目的，抛弃逻辑的思考，自由地进行审美观照，才能创作出真正具有艺术美的作品。这一点，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足资证明。这首诗写于他最后一次与康桥作别之时，在那海阔天空之中，徐志摩遥望西天的云彩，思维瞬间穿越眼前有限的物象与情景，直接进入无限的时间与空间，一种瞬聚久别的眷念幽思充满他的心际，于是他抓住那瞬间勃发的灵感，“以心摄之，以腕运之”------一首传唱久远的新诗绝唱，诞生于他铺纸执笔的瞬间。在此为节省笔墨，简单说明庄子“物我两忘”的思想理念对徐志摩创作的影响，不妨转录拙作关于《再别康桥》一诗的赏析文章------《清丽淡远、神韵天然》中的一段：“《再别康桥》正是这样一首具有冲淡意味的现代诗歌。‘冲淡的韵味，正是通过这‘镜花水月’式的空幻的美的许多具体形态，展现在艺术中的。它们大都是，有选择性地描绘非常一般的自然景色来托出人生----心灵境界的虚无空幻，而使人玩味无穷，深深感慨。它的特色是如前面所说的动中静，实中虚，有中无，色中空。只有这样，才能有禅意和冲淡。’-----李泽厚的这段美学评论用来移评于此诗真是再恰切不过了。《再别康桥》描绘了夕阳下明丽非凡的自然景色，这自然景色所指向的作者‘心灵深处的欢畅’，是‘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的深度展开。在情感漫流与周遭自然景色的相互渗透中，个体生命独一无二的感悟得到淋漓尽致地抒发。在全诗徐徐展开的画卷中，动中有静：‘我不能放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实中有虚：反衬着夕光的潭水，五彩斑斓，却是‘沉淀着彩虹色的梦’；有中显无：‘撑一支长蒿，向青草更青处漫溯’的结果，只载来一船寂寞的星辉；色中悟空：‘那榆阴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以及‘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而康桥再美丽，离别再怅惘，旧情再值得怀想，也不过是最终‘挥一挥衣袖’作别时的过眼云烟而已------在承接前段的虔诚无比的‘寻梦’而不得的怅惘中，诗人出人意表地借用这种由色而空的妙悟，使《再别康桥》一诗渗透着深深的‘禅意和冲淡’。然而，透过那夕阳下挥舞衣袖的潇洒神韵，透过那仿佛庄子的‘逍遥游’似的放旷豁达与超然物外的表面，我们又分明看到：在他挥手作别远去的瞬间，一切都没有了，只有淡淡的云彩还在天边悠悠地游着，‘无人空夕阳’------这最后一刻静止的画面，多么孤独，宁静，惆怅和无可言说。”------一言以蔽之，《再别康桥》之所以散发着经久不息的迷人魅力，而成为现代诗歌经典，正是因为其中渗透了庄子“虚静与物化”的美学内涵，而达到了那种“物我两忘”的艺术境界。
庄子曾在《德充符》中云：“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而徐志摩也是如此，在《再别康桥》中，面对曾经美好过往的万千眷顾，他只是淡淡地挥了挥衣袖，但这种包裹在无情青衫下无伤的幽情，恰似满纸氤氲才情中顾盼生神的眸子，显出别样感动人心的力量，正所谓情到深处反无言。在面对情的态度上，徐志摩正如庄子一样，是不以好恶损伤自己的本性，顺其自然。所以在《再别康桥》行云流水合璧演绎的意境中，他自然而然地写出了那种“流水下滩非有意，白云出岫本无心”的随缘适性，真正做到了该来则来，当去则去；“一切有情，皆无挂碍”。
四、对“文明异化”的反抗与批判
值得指出的是，自称自我意识是康桥给胚胎的徐志摩的浪漫主义思想中，还具有西方追求彼岸的宗教情怀的一面，譬如他诗文中皈依上帝与天国的情结以及对自然的神秘信仰，这与“一个世界”的中国传统不同，也自然与倾向隐逸自由的的庄老佛禅有所不同。这种意识以信仰来对抗启蒙理性与现代文明的异化，适当时正可以转化为批判现代性的思想资源。但在寻找彼岸归宿的价值取向中，却又容易回归到充满现实关怀的此岸，回到自然中去寻找慰藉------也即回到“山水田园诗”的东方浪漫主义中。这也是中西两种浪漫主义互逆而又异质同构的一面。所以在徐志摩的笔下，一方面呈现出对现代工业文明异化的敏感挣扎，一方面更倾心于对自然湖光山色的沉醉，将自然作为自己身心栖息的伊甸园，这点与庄子极为相似，所不同者在于，深受西方文艺复兴思潮浸染的徐志摩常常逸出那种“天人合一”的传统审美范畴，常常充满对自然神秘的崇拜并深深敬畏。
庄子很早就发出了文明的进化对人自身的物役的抗拒呼声，在《庄子·外篇·天地》那则庄子借菜农之口反对用机械灌溉以节省人力的故事里，可以看出庄子的初衷：反对机械对人的异化，勿使心为形役、人为物役；庄子也表示过对文明的“机事、机心”会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的担心，他在《庄子·胠箧》里说：“夫弓、弩、毕、弋、机变之知多，则鸟乱于上矣；鉤饵、罔罟、罾笱之知多，则鱼乱于水矣；削格、罗落、罝罘之知多，则兽乱于泽矣；知诈渐毒、颉滑坚白、解垢同异之变多，则俗惑于辩矣。故天下每每大乱，罪在于好知。”－－－－－庄子的思想，发现代性批判之先声，在徐志摩的作品中同样有着深刻的体现。在其《我过的端阳节》一文中他写道：“什么是文明人：只是腐败了的野兽！你若然拿住一个文明惯了的人类，剥了他的衣服装饰，夺了他作伪的工具语言文字，把他赤裸裸的放在荒野里看看多少寒碜的一个畜生呀！恐怕连长耳朵的小骡儿，都瞧他不起哪！”“文明只是个荒谬的状况：文明人只是个凄惨的现象。什么是现代的文明：只是一个淫的现象。淫的代价是活力之腐败与人道之丑化。前面是什么，没有别的，只是一张黑沉沉的大口，在我们运定的道上张开等着，时候到了把我们整个吞了下去完事。”在《泰戈尔》一文中，徐志摩也就“文明”这样说：“现代的文明只是骇人的浪费，贪淫与残暴，自私与自大，相猜与相忌，飓风似的倾覆了人道的平衡，产生了巨大的毁灭。芜秽的心田里只是误解的蔓草，毒害同情的种子，更没有收成的希冀。”其实徐志摩憎恶的并不是现代文明本身，而是伴随着现代文明泥沙俱下的贪婪、自私、欺骗、争斗、冷漠、虚伪和无限的物欲。所以他在《罗素又来说话了》一文中曾深刻地剖析：“现代社会的状况，与生命自然的乐趣，是根本不能相容的。友谊的情感，是人与人，或国与国相处的必需原素，而竞争主义又是阻碍真纯同情心发展的原因。又次，譬如爱美的风尚，与普遍的艺术的欣赏，例如当年雅典或初期的罗马曾经实现过的，又不是工商社会所能容恕的。从前的技士与工人，对于他们自己独出心裁所造成的作品，有亲切真纯的兴趣；但现在伺候机器的工作，只能僵瘪人的心灵，决不能奖励创作的本能。我们只要想起英国的孟骞斯德、利物浦；美国的芝加哥、毕次保格、纽约；中国的上海、天津；就知道工业主义只孕育丑恶，庸俗，龌龊，罪恶，嚣厄，高烟囱与大腹贾。”而在《丑西湖》一文里，他如此讽刺道：“西湖的俗化真是一日千里，我每回去总添一度伤心：雷峰也羞跑了，断桥折成了汽车桥，哈得在湖心里造房子，某家大少爷的汽油船在三尺的柔波里兴风作浪，工厂的烟替代了出岫的霞，大世界以及什么舞台的锣鼓充当了湖上的啼莺，西湖，西湖，还有什么可留恋的！这回连平湖秋月也给糟蹋了，你信不信？”－－－－－－犹如庄子一样，不管是对现代文明使人丑化现象的揭示还是对西湖被现代工业污染的痛心，徐志摩都给现代文明的异化世界开出了尖锐的批判和可贵的药方。不是吗，如果我们的精神世界衰败、性灵窒碍、自然毁坏，那么科学、民主与权利又有何存在的意义呢？
五、“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审美观照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是庄子散文中常常述说的一个审美理念。《庄子·秋水》中曾写道：“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辩牛马。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这种“天地之大美”的审美感是只存在于超然物外的“逍遥游”的审美状态中才能够产生的。在与大自然同游中，内在细腻的感官得到了无尽的延伸，从而感觉这大自然整体美的神奇。有趣的是，在徐志摩的日记中同样有一篇专门写到这种“天地之大美”：
“‘数大’便是美。碧绿的山坡前几千只绵羊，挨成一片的雪绒，是美；一天的繁星，千万只闪亮的神眼，从无极的蓝空中下窥大地，是美；泰山顶上的云海，巨万的云峰在晨光里静定着，是美；大海万顷的波浪，戴著各式的白帽，在日光里动荡着，是美；爱尔兰附近的那个羽毛岛上栖息着几千万的飞禽，夕阳西沉时只见一个羽化的大空，只是万鸟齐鸣的大声，是美……数大便是美。数大了似乎按照著一种自然规律，自然也会有一种特别的排列，一种特别的节奏，一种特殊的式样，激动我们审美的本能，激发我们审美的情绪。”
类似的篇章在徐志摩的作品中并不鲜见，例如他的散文《话》中的一段：“每当太阳从东方的地平线上升，渐渐的放光，渐渐的放彩，渐渐的驱散了黑夜，扫荡了满天沉闷的云雾，霎刻间临照四方，光满大地，这是何等的景象？夏夜的星空，张着无量数光芒闪烁的神眼，衬出浩渺无极的穹苍，这是何等的伟大景象？大海的涛声不住的在呼啸起落，这是何等伟大奥妙的影像？高山顶上一体的纯白，不见一些杂色，只有天气飞舞着，云彩变幻着，这又是何等高尚纯粹的景象？”再如他的《泰山日出》中的一段描写：“我初起时，天还暗沉沉的，西方是一片的铁青，东方些微有些白意，宇宙只是——如用旧词形容——一体莽莽苍苍的。但这是我一面感觉劲烈的晓寒，一面睡眼不曾十分醒豁时约略的印象。等到留心回览时，我不由得大声地狂叫——因为眼前只是一个见所未见的境界。原来昨夜整夜暴风的工程，却砌成一座普遍的云海。除了日观峰与我们所在的玉皇顶以外，东西南北只是平铺着弥漫的云气，在朝旭未露前，宛似无量数厚毳长绒的绵羊，交颈接背的眠着，卷耳与弯角都依稀辨认得出。那时候在这茫茫的云海中，我独自站在雾霭溟蒙的小岛上，发生了奇异的幻想-------躯体无限的长大，脚下的山峦比例我的身量，只是一块拳石；这巨人披着散发，长发在风里像一面墨色的大旗，飒飒的在飘荡。这巨人竖立在大地的顶尖上，仰面向着东方，平拓着一双长臂，在盼望，在迎接，在催促，在默默的叫唤；在崇拜，在祈祷在流泪——在流久慕未见而将见悲喜交互的热泪…… ”在“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无言震撼中，作者逸兴瑞飞，思绪完全与眼前壮丽的景色融为一体，“天人合一，物我两忘”。
徐志摩与庄子，这两个先秦时代与五四时代最为诗意最为彻底的文人，他们的自由风貌和诗意逍遥，千载之下，遥相呼应，谱写了一曲高山流水般的心灵绝唱。顺便说一句，这中间一路伴唱着的，是嵇康手挥五弦的洒脱，陶渊明采菊东篱的恬淡，李白“扶摇直上九万里”的飘逸以及苏轼“我欲乘风归去”的放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