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对严歌苓的长篇小说《陆犯焉识》（作家出版社，2011）是有所期待的。
这是因为，上世纪80年代初期，凭借改革开放浪潮，以张贤亮、丛维熙为代表以监狱、劳改为背景的“大墙文学”曾是当代中国文学的一道风景，虽然他们的思想艺术重心放在“虽受冤屈而对马列痴心不改”，但还是打开了当代中国文学的一道有价值的窗口，推动了当时的思想解放社会反思，90年代以后“大墙文学”风光不再，甚至成为一个禁区。所以《陆犯焉识》的出现更让人觉得中国“大墙文学”的一度沉寂，又一次冲击了人们的感应神经，这一题材的写作应该出大作品。
还是因为，去国经年的严歌苓有着比大陆作家更深广的文学和文化背景，且出版了有一定思想艺术质量的作品，文学上训练有素，她当然有突破自己的强烈愿望。当然她也冒着被人指责为“傲慢”和“假花”的风险（参看《新批评》21期黄德海《傲慢，以及假花的秘密》）。因而她也许能满足人们的某种期待。
在这样的期待之中，我细读了全书。在我读到“我祖父朝着大荒漠外走去的时候，是想到了1936年那个绵绵冬雨的下午的”（第115页），虽有马尔克斯《百年孤独》语式之嫌（“许多年后……布恩地亚上校将会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那块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觉得这句用在全书开头，一下子就把全书的内涵和境界打开了。这样的句式在书中多次出现，在我以为既是一种作者的“聚气”，也大概是把艺术焦距对准陆焉识命运的提示，或者说让全书流贯统一的格调，不致于荒腔走板。自然我也有何英《悲催但不悲剧》的惋惜：“光看开头，以为一部真正的巨著要诞生了。正当读者激起一部的热望，要看着陆焉识这位主人公，如何在时代风云的激荡中……荣辱沉浮的一生……遗憾的是，作者又顺着她写惯的、能写好的那一部分内容去了：陆焉识在狱中惟一思考的是他的娘子，一个不自由硬塞给他，他从未爱过的女人。”（《新批评》21期）就是说《陆犯焉识》开头应该指向“重”而是滑向“轻”，也许在作者看来，她所意识到的陆焉识在囚禁状态下开始对妻子真爱的追求是其精神自由的体现--作品立意上的“重”，可在当代中国，这实在算不上“重”的。就陆焉识的精神基础来说，他甫入狱所见他的同类，肯定会思索自己的命运为何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如是他的思索就与家国民族知识分子相联系，作品的“重”由此显现。
作品就显示了陆焉识这样的精神印记。从对晚年陆焉识离开青海回到上海一段日常生活的描写，如他对汉英词典中单词充满阶级斗争意味的解释斥之为“误人子弟”（第403页），不同意把扫扫地就归于学雷锋的做法（第411页），他说毛主席不是专家（第404页），等等，足见他是自入监狱劳改，一直没停止对自己和国家命运的思索的，只不过对妻子之爱的追寻占了较大的比例，时而压过了他全部的愁思。
二
我觉得，《陆犯焉识》把陆焉识在监狱中产生了重温与他这个女人--妻子的爱情，即爱，当作他获得不同于别个思想犯的思想自由--他获得的精神自由的重要或唯一的依托，从而让《陆犯焉识》别开生面又富有新意，这既有严歌苓建立在创作经年追求新意的考虑，更有适合中国语境的考虑，也就是此书能在大陆顺利出版，而且造成影响，她这种艺术方式跟国家级出版社编辑一拍即合。责编张亚丽以喜悦之情专门写了《好书多“磨”》（文艺报2012年1月4日）的评介文章。这说明，出版社编辑在充分咀嚼中国语境的伸缩空间所能抵达的极致之下，是希望出版有真正质量的好书的，出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双重掂量，他们往往把目光放在那些有相当知名度的作家身上，抓着一部是一部。因而，责编张亚丽强调严歌苓是天才女作家，强调此书是对“家族史的探寻和剖析，也是对自我的探寻和剖析。”家族史与知识分子自我探寻正是当下热门而不犯忌的文学主题。但是，张亚丽又提示，由于陆焉识是浪子，成了罪犯后又是“无期”，“无期”的名字就这部小说来说是很贴切的，作品的“厚重”由此体现。具体来说，“无期”指的是陆焉识开始是“有期”的罪犯，长期被囚禁在大西北农场，在时代转折他获得平反后，他以一个正常公民回到上海妻子儿女的身边，回到一个人间味很足的社区，由于能理解他而且对他一往情深的妻子突然失忆和病亡，子女从小就养成对他的警惕和疏离，后来又把老人当使唤的佣人，社区的人又开始掂量他的劳改背景，他反而没有自由感，他在监狱期间形成的家里有爱有更多自由的梦想破灭，于是再次选择朝大西北农场方向出走，无果而终。从形而下、形而上，人在世上就是一个无期的被拘禁者，不仅被铁屋囚禁，而且被世俗囚禁。这种“厚重”真有毛姆所言“人性的枷锁”的意味了。
问题是，《陆犯焉识》从头至尾的内容--形象所现，只是显示敲开了“厚重”的大门，而且朝着“厚重”走了像样的几步，更戛然而止了。因而在我看来，一路看下来，《陆犯焉识》内容“头”轻“脚”重，不那么协调。就连上面提到的张亚丽评介文章本身，就存在头轻脚重的不足。对于严歌苓来说，她的艺术构思，作品的开始推衍，就有个小心翼翼的规避，同时小心翼翼朝着所规避的路子掘进的定调。像陆焉识这样留学欧美且有所建树（在美国做了16篇论文--第72页）的青年知识分子（博士），不管他如何不关心政治，对政治不感兴趣，都有个对西方重个人重精神自由的现代生活的基本认知，对婚姻视同儿戏，跟不爱的妻子冯婉喻结婚，恐怕都跟他所认可的“自由”（个性锋芒）有关，当然也有中国式花花公子玩世不恭的成分。1942到1944年他被国民党重庆当局关押，就得出“满可以钝拙一点，藏起锋芒，少耍点俏皮，良知味去一些”（第180页）的人生教训。他写文章批判过国民党当局，对新的时代有所期待。在1950年代以后，大陆政治一步步收紧，不会理会他吸取了坐牢的教训，他的自由一步步失去，直至进监狱，他都有切身感受。他是作为“反革命”被捕的，而且包括“现行”和“历史”。（第270页）
而且--也是作品显现“重”的地方，比如1940年代恩娘对陆焉识说：“中国是个啥地方？做学问做三分，做人做七分，外国的人要紧的是发明这种机器那种机器，中国人呢，要紧的就是你跟我搞，我跟你斗。你不懂这个学问，你在中国就是个没用场的人。”（第208页）简直是预言了中国日后的走向及陆焉识这类知识分子“没用场”的命运。但是，这类显示作品之重的人或事，并不是在陆焉识由内到外的展开，另一主要人物冯婉喻对丈夫陆焉识和社会变故抱理解和服从态度，也主要从行动体现（包括离婚后仍在心里爱他），她几乎是个沉默者。
何况，1948年陆焉识就显现了思辩的能力。之前陆焉识打电报给弟弟，要弟弟立刻命令搞革命的儿子皮埃尔回比利时。皮埃尔受伤，陆焉识用英语对护送人大卫说：“你欺瞒我，躲进我们学校，让一个无辜的老太太差一点出生命危险。革命我不反对，但是革命者认为他的命比百姓的命更值钱，碰到生命攸尖的时候就拿百姓牺牲，我不能跟这样的革命者来往。”（第264页）可以说他太天真太书生气，可确是他对革命的一种见识（但被当作了历史反革命的证据）。
再比如，当年陆焉识的书稿中有对一个叫刘国栋的记载：刘国栋解放前是上海一个警察分局的副局长，跟地下党有联系，上海解放前夕他带着分局全部卷宗起义，1954年镇压反革命，官方要他带着枪进行大逮捕，他逮捕了陆焉识，最后一卡车开始点人头查人数，他向首长报告，照名单一百四十五人全抓获，可首长说这一百四十六个就是你自己。（第23-24页）所发生的一幕幕都是直击人心和良知，不可能不对陆焉识产生心灵的震撼，特别在他服刑的初期，他看到诸多类似刘国栋经历的狱友，不可能不去思索这一切的来龙去脉。但是这些沉甸甸的历史内容只是作为一种人事背景，并未成为陆焉识这个“局中人”思索的重要内容，他绕系心头的是对妻子和家人的思念，如何越狱，如何潜回上海再看妻子一眼，偿还情债，然后自首，在狱中他仍想出以离婚方式为妻子解脱。
依陆焉识的精神阅历，思索是他开始大西北农场劳改的精神支柱，且思索是内向性的，自由的，一是他在欧美所学的建立在个体精神上的精神探索，二是他们这些人都没有反对革命，还是旧社会的受害者，共和国的政策说得好好的，怎么一下子都被当作反革命逮捕判重刑？他属于不同于张贤亮笔下右派知识分子类型。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有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留学欧美，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跟中国的现状同样会产生精神碰撞，如何融合，如何推动生活，都有可能遭遇当年陆焉识的“问题”。但作品只是把陆焉识思索的基本内容及方向定为思索家族和家庭史以及爱情：“我祖父热恋我祖母比我祖热恋我祖父迟了许多年，此刻他躺在不知名的小学教室里，回想二十来岁、三十多岁的婉喻的每一瞥眼神，发出痴汉、浪荡鬼的傻笑。”（第125页）因此“悲催但不悲剧”的说法确有道理。
所以说，《陆犯焉识》该重不重而头轻。
三
现在我们来谈谈《陆犯焉识》的“脚重”。
其一是陆焉识释放回到上海到老都保持了作为一个人的公正之心和正义感。比如解释英语单词lazinesb，学生根据学校老师的解释说：“不劳而获的人的特性。比如地主，资本家……”他告诉学生说：“那些老师就是被这种乱七八糟的概念误了子弟！”（第403页）又如，一次，“陆焉识在跟小学生发大教授脾气……要学英文，就按英国人美国人的学法来，英国美国没有毛主席！”（第404页）
我更觉得，在描写上海市民生活--上海人心灵发展变化上，严歌苓深入生活的内部和细部，如数拈来，在作品内容上不自觉展示了“脚重”， 作品的份量而增加了，但与上面说的“头轻”相映照，也形成了这种“脚重”之相。但这不是作者有意为之，而是在她“没有自由的地方有自由，有了自由的时候却没了自由”的总体构思中现实主义描写而敞现的（作者在第311页点题：“在没自由的监号里想曾经的‘没自由’，才意识到那‘没自由’是多么自由”）。这方面的核心内容就是对陆焉识家庭及社区（包括妻子单位）前后精神状态变化的叙写，从而展现了一般意义上的上海人--中国人真实的生存世相，以及习焉不察的精神畸变，恐惧，推卸责任，怨毒，势利，功利，跟风，工于算计，外热内冷，极端自私，这确是那个年代一般国人的行为特征。我们就是在这样的精神基础上搞市场经济向钱看的。由于没有很好的清理，近些年我们高调的道德说教而收效甚微，此书不经意地提供了答案。
意识到厄运临头，1954年冬天陆焉识进了上海提篮桥后跟冯婉喻提出离婚，为孩子们洗刷出个清白的母亲，婉喻不肯。（第77页；这也说明陆焉识是心里想事想得很透彻的人。）1951年他被捕之前儿子冯子烨（跟了母姓）还是大学生（第160页）。因急想见妻子和家人一面，1963年陆焉识越狱从西宁经西安逃到上海，顶着通缉令一步步向家里逼近。他在兰州打了个长途电话给上海的家里，与冯婉喻同住的小女儿丹珏接的电话，她听出了是谁，用英语回答：“请你不要找我母亲了。假如你对我们还有丝毫的顾念，请你尽快去自首。”她先挂了电话（第150页）。这对他是个沉重的精神打击，琢磨丹珏用的是官方语言，她不是在和他谈话，而是在对敌喊话（第151页）。这当然有恐惧成分，也说明家人站在政府一边了。不过他还是向上海进发。接下来就是他到达上海家门口，悄悄看着妻子和家人，“他要好好跟自己的家人暗中团圆”，可看而不能相认，最终放弃了相认。这时，冯子烨走到了马路这边，也是用婴儿腔跟女儿说话，一点也没来留神这个吃阳春面的老头。父亲和儿子以及孙子孙女儿只有一步之隔。他跟自己家庭所有的成员都见了面，他还有什么想不通？于是他在西宁自首了（第160-161页）。
1965年仍在服刑的陆焉识提出离婚，给妻子寄来离婚协议，冯婉喻心脏差点停跳。子烨看一眼母亲就知道她在想什么。他说：“姆妈你不为自己想想，也要为我想想想；‘四清’运动单位那么多人的眼睛就盯牢我，不跟老头子来往都讲不清楚，不要说还跟他一封信去一封信来的。这个老头子逃跑的时候只图自己痛快，想到姆妈你吗？想到我们小辈吗？这么自私的人，你还要跟他拎不清！”“五岁的我确实觉得这种议论奇怪，爸爸和恩奶之间的长幼关系颠倒了；爸爸对恩奶那种老三老四的口吻让我疑惑和害怕。”（第249页）“子烨讲着就迁怒母亲，说母亲也该为孩子们想点，在老头子被捉进去时就该跟他熟离婚。”（第251页）婉喻就像服毒一样心一硬签了名字。谁自私，谁不自私？一个战战兢兢的青年知识分子心态跃然纸上。
从一个侧面，我们可以看到一拨接一拨的政治运动对人心的戕害步步亦深，加速了人和亲情的异化。
1976年打倒“四人帮”，陆焉识尚在青海劳改，可71岁的冯婉喻已经作为新鲜血液被吸收进了党内，其实她没变，心里还一直惦着离婚的丈夫。同年11月劳改农场开大会宣布特赦释放陆焉识等20多个老囚犯，此时他已七十多岁了，他写信告诉了上海家里。可儿子冯子烨的反应是：“老头子放出来”像一句警告，而不是一个喜讯，他露出一张严阵以待的脸，问丹珏：“放出来的还是逃出来的？”文革之后，人人都会读被藏在字下的内容，个个都是侦查员、分析家。婉喻静静地说：“他到底是你们的爸爸。”子烨光火地说：“姆妈，侬勿要糊涂噢！伊上趟回来惹出多少事体？！”（第323页）
1977年春天，冯婉喻接到丈夫要回来，“家属方面配合政府工作给予接收”的公函，她不动声色地做准备。可以说此时子烨风顺雨顺出人头地了。在买东西过程中，暴露了冯子烨的另一面：“他活了好几十岁，碰到别人对他坏，他觉得爽气，大家过招就是；偶然碰到对他好的人，他觉得很烦，首先弄不清对方这份‘好’到底有什么图头，要花许多精神去猜度分析。”（第326页）他反对母亲复婚：“总归不能结婚。不难为情也不行。政治运动靠得住两年要来一次，放出来再捉进去的人多的是……过两年又要捉老头子进去，再离一次婚？滑稽死了！”（第327页）他要妹妹丹珏按他意思写信告诉父亲，别回来，干脆留在青海租个房子住下来，“你就告诉他，他在监狱里不了解外面情况，外面其实紧张得很，政治运动说来就来，我们活到今天不容易，不要给我们再找麻烦。”他老拿“政治运动”说事，固然说明他内心恐惧，更说明他也使用“政治运动”的狡黠。平时，他“每个礼拜天带着老婆孩子来吃一顿不交钱的中餐”，都比母亲有资格做这房子的主人。（第330页）他担心父母复婚，“陆焉识就成了法律上的父亲来毁坏他儿女们、孙儿女们的生活……他可是个好父亲，他大半辈子保持平庸，争取不拔尖不卓越，同时掌握防人和攻击人的能力；他从不愿给孩子们做个才智学识过人的父亲，而是给他们做一个世俗的大众化的父亲，因为这样的父亲安全，容易让大众认同。”（第332页）这边想法拒绝父亲回家，那边又借父亲回来向单位要新的住房。他“现在很会吵，吵得非常雄辩，能吵出逻辑和公正。”于是领导考虑给他换一套大些的单元房。（第335页）
1979年冬陆焉识回到上海，由于丹珏有事，只有子烨带着孩子去火车站接老人，他已记不清父亲的模样了，因为他早就把有关父亲的照片烧了。他在女儿面前发老父的脾气：“叫他别动，别动，还是乱跑。”老人叫他的乳名，他把女孩把老头的方向使劲一推：“这是你爷爷，叫阿爷！”他自己就不叫一声爸。（第338页）回到家里，儿媳爱月推“子烨关照”，要把老人的衣服放在开水里煮一煮，再拿进屋来。（第340页）他们根本不知道，父亲尽管劳改数十年，仍保持着自尊和爱整洁的习惯；他们毫不在意自己的言辞行径会对阔别数十年刚刚回家的老爸造成侮辱和伤害。
人心落败的严重还在于，在老人住下来之后，被子烨当作老佣人，第一个抓他的差，让老人到图书馆还书，借书，给他买烟，退啤酒瓶。接着老人还要洗全家的衣服，成了“一部人形洗衣机”。此时爱月加入算计老人的队伍中来，“我们家就会见缝插针地把他的工作安排得有条有理，一分钟也不让浪费。”（第354页）老人不同意把扫扫地就归于学雷锋的做法，“冯子烨一听脸色就变了。他是一只政治的猫，靠闻来生存，能闻得出哪怕一丝不正确的气味。”（第357页）于是“子烨的指控开始了：阿爷看来二十多年的牢是白坐了。”当陆焉识说“我当时不晓得你们在外头那么苦，”子烨给予迎头痛击：“你冤枉是自作自受！我们才是真正冤枉！”（第364页）一个怨毒知识分子的面孔在父亲面前暴露无遗。但是，陆焉识与冯婉喻不顾子女的反对，决定于1986年6月30日登记复婚，显示了两个老人不会动摇的爱情。
四
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如此，那么社区（社会）又是如何？
由于陆焉识老人有许多老人不具有的优点，不讨人嫌，勤勉，自尊，有正义感，懂英语、法语、德语，还是个大博士呢，弄堂里的阿婆对他投来爱慕眼光，马屁哄哄地叫他“陆教授”。此时出国留学成了正面可以炫耀的身份和资本，他们同样基于出国留洋的功利性：“跟陆教授学，人家十八岁就考上奖学金出国留学了！”（第402页）每个孩子还交了五元钱学费。但是，自老人非议毛主席后，包括家人，市民们非常恐惧会惹上横祸，子烨也阻挡大家不要来上课。第二天第一批第二批孩子都不来上课了，阿婆提醒他说“以后外文课不能教了。”陆焉识于是和孙子关在小屋里誊写回忆录和书信集。这时居委会知道陆焉识跟学生说了一些不合时宜的话（其实是真话好话），都警觉地调查老人的背景。此时是1986年7月中旬，老人女婿刘亮的父亲去了居委会调查亲家的底细，让孩子明白这个老头是老罪犯，有一双大黑手，不要吃老人给的糖！（第411-413页）阳光灿烂的人窝里，老年陆焉识又一次受白眼“没用场”了。
“这个时候我父母（冯子烨夫妇）和刘家老少成了死敌，我祖父（陆焉识）在两条阵线之间。两条阵线不是挣脱他而是推脱他。倒不完全为了房子居住，双方都怕老阿爷那不太漂亮的政治面貌经不住邻居的横看斜瞅。”（第414页）
外表上谁都会说陆焉识老人是自由人，个中况味，恐怕只有他自己才明白。至此作品也合“在没自由的监号里想曾经的‘没自由’，才意识到那‘没自由’是多么自由”的旨意。但是，这样的“旨意”还是太浅，或者说太形而上了一些。无论作者有意还是无意，写出这种受一拨拨政治运动洗刷而异变的由家庭到社会的世道人心，都昭示了作品之重，其“重”已大大超过了人物的个人“悟道”。
最后，仿佛要有个对比，也仿佛给老人陆焉识出示“西北大草原”的召唤，他曾在劳改队教过邓指的儿子邓三钢学英语，小邓考上西北大学，到上海出差特地看望他，表示“不会跟城里机关的人打交道”。可见他们对“城里人”的感觉是一样的，借用劳改队邓指导员的“好好一个人，把自己活活整成残废”（第308页），城里人都活活整成了精神残废。他终于意识到，草地大得随处都是自由。（第415页）自从他进入大西北农场--草原，愈到后来，他所谓的政治罪状已不存在，或不再被当作一回事，他同农场管理人员打成一片，从他出于爱惜邓指这头家不要离散，他经受考验给有外遇的颖花儿妈作假证，从而又让邓指知道他正直，有好心肠，两人建立了新型关系。（参看“颖花儿妈”一章）由于农场管理者、狱友和大草原的接触与融洽，他拥有了必要的人格和尊严，青海农场是他精神上的雨露阳光，这与政治无关，而是与环境、农场干部和难友共同的心灵需求相关。而上海那个家庭（妻子已逝）那个社区就是精神荒漠了。这“重”的意味不是很显豁么？
正因为作品后半部内容之“重”，又衬托出作品开头--作品立意之轻。因而，严歌苓创作《陆犯焉识》，并没意识到她已展示了突破原来立意的历史和人的内涵。
